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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苏纳伊一起在司令部
苏纳伊看见卡在写诗，便从堆满纸张的桌旁站了起来，向卡表示了祝贺，一瘸一拐地凑到跟前。“昨天你在剧院朗诵的那首诗也很现代，”他说。“可惜在我们国家，民众的欣赏水平还达不到能理解现代艺术的层次。所以，在我的演出中，有大众能理解的肚皮舞，有守门员乌拉尔的趣闻轶事，其后才是深入生活本质的最现代的‘生活戏剧’。我宁可选择和大众一起创作这种既贫穷又高贵的艺术，也不愿意在伊斯坦布尔演出那些由银行支持但没有创造力的街头喜剧。现在，作为一个朋友，请你告诉我，在警察局和兽医学院你为什么没有在那些宗教分子中指认罪犯?”
“我没有认出谁来。”
“当看见你是那么喜爱那个带你去见‘神蓝’的年轻人时，军人们也想逮捕你。在这次革命的前夜你从德国回来，学院院长被刺时你也在现场，所有这一切让他们不得不怀疑你。他们本想对你动刑来了解事情的真相，是我制止了他们，我做了担保。”
“非常感谢。”
“可还是没人能明白你为什么要亲吻那个带你去见‘神蓝’的年轻人的尸体。”
“我也不知道，”卡说,“他有非常正直和真诚的一面。我原以为他能活一百岁。”
“让我给你读读你所同情的这个奈吉甫，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奈吉甫吧。”他取出一张纸读道：奈吉甫去年三月逃学；“快乐”啤酒馆因为在开斋节卖酒玻璃被砸，他也参与其中；他还在繁荣党的市党部做过一段时间的杂工，可要么是因为他的观点过于偏激，要么是他的歇斯底里让人感到恐惧,（在市党部的密探不止一个），他们让他离开了那里；最近这十八个月中,“神蓝”每次来卡尔斯，他都想要接近他所崇拜的“神蓝”；国家情报局的工作人员说他写了一本‘看不懂’的小说，投给了卡尔斯一家发行量只有七十五份的宗教报纸；因为那个报纸的专栏作家——一个退休了的药剂师——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吻了他几次，他和他的朋友法泽尔曾计划一起杀死他（他们原本计划放在谋杀现场的一封表明杀人动机的信在国家情报局档案中的原件被偷了，可还是记录在案）；不同时期他和同学在阿塔图尔克大街嬉笑着走过；十月份的某天，他们在经过的一辆便衣警察的车后部做了标记。
“国家情报局在这里干得非常出色。”卡说。
“他们在教长萨德亭老爷的家里装了窃听器，知道你去了那里，在他面前吻了他的手，哭着声明你也信仰安拉，在那里，在那些社会下层人面前，你的行为有失体统，可是他们弄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个国家许多左派诗人这么想,‘哎呀，在他们掌权之前，让我也做个宗教分子吧。’纯粹是出于这种担心，他们改变了自己的立场。”
卡满脸通红。他感觉到苏纳伊看出了自己这耻辱的弱点而更加感到无地自容。
“我知道今天早晨你看到的东西让你很悲伤。警察对年轻人很粗鲁，警察之中甚至有那些以揍人为乐趣的畜生。可现在咱们先把这些放在一边……”他递给卡一支烟,“我在年轻的时候也和你一样经常在尼尚坦石和贝尤鲁街上走，如痴如醉地看西方的电影，读了萨特和左拉的所有作品，我相信我们的未来就是欧洲。我不认为你会坐视现在这个世界的坍塌、你的姐妹们被迫蒙上头巾、你的诗因为不符合宗教像在伊朗那样被禁掉。因为你和我来自同一个世界，在卡尔斯没有别人读过TS艾略特的诗。”
“繁荣党市长候选人穆赫塔尔应该读过，”卡说,“他对诗很感兴趣。”
“我们甚至都没有必要抓他了，”苏纳伊微笑着说,“门一开，他就在那张通告他退出竞选的纸上签了名，递给了第一个敲门的士兵。”
传来了爆炸声，窗户玻璃和四周一片震动。他们俩人都朝爆炸声传来的方向、向朝着卡尔斯河的那个窗户望去，可除了被雪覆盖着的杨树和路对面一个普通的空楼房结了冰的屋檐外，什么也看不到。他们走近窗户，除了门前一个卫兵街上什么人也没有。在卡尔斯，甚至中午的时候，都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忧伤。
“一个好的演员，”苏纳伊略微带着些演戏的语气,“他代表着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在历史中沉积多年甚至几百年，被挤压在某个角落里，还没有爆发，还没有人提到。他整个的一生都在最偏僻的地方，在未曾有人尝试过的道路上，在最偏远的舞台上，寻找赋予自己真正自由的一种声音。一旦找到了，就应该毫不畏惧地走到底。”
“三天后雪会融化，路通了之后，对这里流的血，安卡拉会跟你算账的，”卡说。“不是他们不喜欢流血，而是因为他们不喜欢这件事情是由别人来做的。卡尔斯人也会厌恶你和你这部莫名其妙的戏。到那时你会怎么办呢?”
“医生你看到了，我有心脏病，我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我根本不在乎这些，”苏纳伊说,“哦，我突然想起来了，他们说，如果绞死一个人，比如说抓到刺杀教育学院院长的凶手后马上绞死他，并且通过电视进行直播，从此以后整个卡尔斯就会俯首听命。”
“他们实际上现在就已经这样了。”卡说。
“他们现在正在准备自杀性炸弹袭击。”
“如果你要绞死什么人的话，情况会更可怕。”
“你害怕什么呢?是不是在想如果欧洲人看到我们在这里做的一切，你自己会感到难为情呢?你知道他们为了建立你所崇拜的那个现代世界绞死了多少人吗?如果是阿塔图尔克，他早就把像你这样愚昧的一个自由派的理想主义者绞死了。还有，你要记住，”苏纳伊说。“今天你看到的那些被捕的宗教学校的学生，他们已经把你的脸刻在了他们的记忆里。为了引起注意，他们可以向任何人、任何地方扔炸弹。再说，昨晚你还朗诵了一首诗，你也算得上是剧组的一个成员了……只要是稍稍有些西化的人，尤其是那些蔑视民众、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们，想在这个国家生存就需要一支世俗主义的军队，否则宗教分子们会把他们和他们浓妆艳抹的老婆用钝刀子咯吱咯吱地宰掉。可是这些蠢货们把自己当成欧洲人，自命不凡地对他们的保护者军人们不屑一顾。你以为如果这里成了伊朗那样，谁还会记得你这个心地善良的自由主义者曾经为一个宗教学校的学生流过眼泪?他们会因为你有些西化，因为你恐惧而说不出祷辞，因为你是假绅士，因为你系着领带，或者是因为你穿着的这件大衣而杀死你。你从哪儿买的这件漂亮大衣?我演戏的时候能穿着它吗?”
“当然。”
“为了不让他们把这件大衣扎个洞，我给你派个卫兵。等会儿我会在电视上宣布，只有半天的时间可以自由上街。你就不要上街了。”
“在卡尔斯其实并没有那么多可怕的‘宗教’恐怖分子。”卡说。
“有这些就足够了，”苏纳伊说,“这个国家只有让人们对宗教都充满恐惧才能统治好。以后会证明这种恐惧是有道理的。民众如果不对宗教分子充满恐惧，不寻求国家和军队的保护，我们就会像中东或亚洲的一些部族国家那样陷入落后和无政府的混乱状态。”
他像发号施令似的站得笔直，时不时凝望着观众上方想像中的那一个点，这让卡想起了二十年前苏纳伊在舞台上的造型。但他没有笑；他觉得自己也正在这场已经过时了的戏中。
“您想让我做些什么呢，请直说。”卡说。
“没有我，你将很难在这个城市立足。不管你如何讨好那些宗教分子，他们还是会刺穿你的这件大衣。在卡尔斯你惟一的保护者和朋友就是我。如果你失去了我这个朋友，别忘了，你还会被关在警察局地下室的一间牢房里受折磨。另外，你也得清楚,《共和国报》你的那些朋友们也不会相信你，而只会相信军人们。”
“我知道。”
“那么就告诉我今早你瞒着警察的那些因为犯罪感而埋藏在你内心深处的东西。”
“在这儿也许我开始信仰安拉了，”卡微笑着说。“这一点我甚至可能还在瞒着自己。”
“你在自欺欺人!就算你有信仰，单独信仰本身也没有丝毫意义。你应当像穷人们那样信仰，并且成为他们的一员。吃他们所吃的，同他们一起生活，与他们同喜同怒，只有这样才能信仰他们的安拉。过着完全不同的一种生活，你就不可能信仰同一个安拉。安拉问题不是一个思想和信仰问题，而要把它理解为完全是一个生活问题才是正确的。但是我现在问的不是这个问题。半个小时后我要在电视上对卡尔斯人发表讲话。我要告诉他们一个喜讯，告诉他们杀死教育学院院长的凶手抓到了。很可能杀死市长的也是这个家伙。我能告诉大家是你今天早晨指认了这个人吗?然后你也上电视，说说事情的经过。”
“可我没有指认出任何人来。”
苏纳伊以一种与演戏完全不相称的愤怒的动作拽住卡的胳膊将他拉出了屋外，穿过一段长长的走廊，来到一间面朝内院的很白的房间。卡扫了一眼，就想把头扭到一边，不是因为屋里的脏乱，而是因为这个屋子里的隐私。在一根拴在窗户插销和墙上一颗钉子间的绳子上搭着袜子。卡看见放在屋角一个打开的行李箱里有一个吹风机、手套、衬衣和只有冯妲·艾塞尔才能戴得上的胸罩。就在一边椅子上坐着的冯妲·艾塞尔一边用勺儿搅着放在堆满化妆品和纸张的桌子上的碗——是饮料还是粥，卡在想——一边说着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