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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脸年轻人一会儿极目远眺,一会儿又俯首沉思,就像是在重要的考试中努力回忆着自己知道的答案一样。
“那么就让我先说吧,”“神蓝”说道,“我可不在乎欧洲的先生们……比如说,我会告诉他们说不要再妨碍我了,这就足够了……但是,事实上我们正生活在他们的阴影之下。”
“你别帮他,他会把他想的给说出来的,”图尔古特先生说道,“您可以最后一个说。”他朝犹豫不决的红脸青年笑了笑,说:“作决定不容易吧,因为这是个让人为难的问题,并不是一个让人杵在门口就能解决的问题。”
“借口,借口,”身后一个人说道,“他不想在声明上签名。”
大家都陷入了沉思。有几个人走到窗边,全神贯注地看着一辆马车从白雪皑皑的黑山大街上驶过。法泽尔后来对卡提到了此刻的寂静,他告诉卡“那一刻我们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这时一架飞机从夜空中飞过,率先打破了寂静。大家都仔细聆听着飞机的轰鸣声,“神蓝”嘀咕道:“这是今天飞过的第二架飞机了。”
“我要离开这儿。”有人喊道。
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个人,他三十岁左右,穿着一件有些褪色的夹克,脸色苍白。他在保险医院当厨师,房间里只有三个人有工作,他是其中之一。他时不时地看着表。他是和有失踪人口的家庭一起进来的。事后听人讲,这个人的哥哥对政治很感兴趣,一天夜里被带到警局录口供,便再也没有回来。据说这个家伙为了能和漂亮的嫂子结婚,向政府申请过哥哥的死亡证明。在哥哥被抓走一年之后,他向警察、秘密情报人员、检察官和宪兵提出了申请,却被他们给轰出来了。最近两个月,他加入了有失踪人口家庭的行列,他之所以这么做,不仅仅是想报复,更重要的是这件事他只能对他们说。
“你们会背着我说我是个胆小鬼。胆小的是你们,是你们的欧洲人,你们就把我说的写给他们看吧。”说完他便推开门走了。
这时,有人问起了汉斯·汉森。与卡迪菲的担忧相反,这回“神蓝”非常客气地说他是一个真正关心土耳其问题的好心的德国记者。
“你会害怕那些德国的好心人的。”身后一个人说道。
站在窗边,身穿黑色夹克的一个人问,除了声明之外,可不可以发表个人讲话。卡迪菲告诉他说也许可以吧。
“朋友们,我们不要像胆小的小学生一样等着别人发言了。”其中一个人说道。
“我是个高中生,”库尔德社团的另一个青年这样开始说道,“我要说的话,我以前就考虑过了。”
“您想过有朝一日要在德国报纸上发表声明吗?”
“是的,正是如此。”年轻人非常冷静,不过他的样子看上去充满了激情,“和你们大家一样,我也偷偷地想过有朝一日会有这样的机会出现在我的面前,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公诸于世了。”
“我从没这样想过。”
“我要说的很简单,”激情昂扬的年轻人说道,“让法兰克福的报纸这样写:我们并不笨,我们只是穷!我们有权要求他们分清这一点。”
“说得好!”
“您所说的我们是指谁,先生,”身后一个人问道,“土耳其人?库尔德人?原住民?泰雷凯梅人?阿塞拜疆人?切尔卡西亚人?土库曼人?卡尔斯人?……到底指的是谁?”
“因为人类最大的错误,”激动的库尔德年轻人继续说道,“几千年来人类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把贫穷和愚蠢混为一谈。”
“什么是愚蠢,让他解释解释。”
“有些宗教界人士和品德高尚的人早就注意到了人类光荣历史中这个令人汗颜的问题,他们认为穷人也有文化,也有人性,也有智慧,也有颗善良的心。汉斯·汉森先生要是看到一个穷人,他会同情他。他也许不会马上就认为这个穷人是一个白白浪费机会的傻子,是一个没有意志力的醉鬼。”
“我不知道汉斯·汉森先生如何,但大家看到穷人时都是这么想的。”
“请听我说,”激情昂扬的库尔德青年说道,“我不会占用太多的时间。一个一个的穷人可能会被人们同情,可要是整个国家都贫穷的话,那么世界上其他国家首先就会认为这个国家愚蠢、没有头脑,会认为它懒惰、肮脏和无能。这个国家不会被同情,而会受到嘲笑。它的文化、传统、习俗也会受到嘲笑。其他国家的人们有时也会为自己的这种想法感到难为情,不再嘲笑这个国家。要是这个国家的移民成了工人的主体,包揽了最差的活的话,为了安抚这些移民,不让他们造反,他们会假装对他们的文化感兴趣,甚至还会装出一副平等的样子。”
“让他说说看,他是在说哪个国家呢?”
“让我来补充一下,”另一个库尔德青年插嘴说道,“对于那些自相残杀、互相迫害的人,人们甚至都不屑于嘲笑了。我在德国的姑父去年夏天来到卡尔斯,从他的言谈中,我明白了这一点。世界已经不再容忍那些残暴野蛮的国家了。”
“难道你是在以西方人的名义在威胁我们吗?”
“这样一来,”激昂的库尔德青年继续说道,“一个西方人,当他遇到一个穷国的人,他的心里很本能地就会产生歧视。他会觉得,这个人来自愚蠢的国家,所以才会这么穷。西方人还会认为,这个人也许满脑子都是那些害得他们国家贫穷的胡思乱想。”
“也不是没有道理……”
“要是你也和那个自大的作家一样认为我们很愚蠢的话,你就直说吧。至少那个不信奉真主的家伙在下地狱之前,还敢出现在电视里,看着我们的眼睛勇敢地说出了他认为土耳其人都很愚蠢。”
“对不起,电视里的人看不到观众的眼睛。”
“那位先生并没有说‘看到’,只是说‘看着’,”卡迪菲说道。
“朋友们,大家就不要像在公开的辩论会上似的再互相争论了,”正在做记录的左派分子说道,“另外,大家都说慢一点。”
“他要是不说出他指的是哪个国家,我是不会住嘴的。我们都要明白,在一家德国报纸上发表歧视我们自己的声明是对祖国的背叛。”
“我不是背叛国家,我和你们的想法是一样的,”激昂的库尔德青年站起来说道,“因此,我希望在声明上写上,就算有一天有这样的机会,他们给我发签证的话,我也不去德国。”
“谁也不会给你这样游手好闲的人发放欧洲签证的。”
“别说签证了,政府连护照都不会给他。”
“是的,他们不会给,”激昂的年轻人谦虚地说道,“就算他们给我签证,我也去了,而且我在街上碰到的第一个西方人也很好,也不歧视我的话,但因为他是西方人,所以我还是会认为他歧视我。因为听说在德国的土耳其人都是这样的……所以要想不受歧视的话,惟一要做的事就是证明给他们看,我们考虑问题的方式和他们一样。这非但不可能,更伤人自尊。”
“孩子,你开头说的不对,但后面却说的很好,”一名上了年纪的阿塞拜疆记者说道,“我们还是不要让德国的报纸写这些了,他们会讽刺我们的……”他停了片刻,然后狡黠地问道:“您说的是哪个国家?”
库尔德青年坐回了自己的位置,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老记者身边的儿子说道:“他害怕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