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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后在卡尔斯
台幕拉上以后,“铁腕”和他的同伴立刻就把卡迪菲抓了起来。“为了她的人身安全”，他们是从剧院朝向小卡泽姆贝依大街的后门把她带走的。他们把她塞上一辆军车，带到了中央司令部的旧掩体里,“神蓝”活着的最后一天就是在这里“做客”的。几个小时以后到卡尔斯的路全面通畅了，为了镇压城里这场小小的“军事政变”，军队开始行动起来，他们没有碰到任何抵抗便进了城。被牵涉其中的副市长、师长和其他的一些头头们马上就被停了职，和政变分子合作的一部分军人和国家情报局的官员也被抓了起来，尽管他们口口声声说自己这样做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图尔古特先生和伊珂三天后才见到了卡迪菲。卡迪菲被带走以后，图尔古特先生才明白演出的时候苏纳伊真的死了，他很难过，但他还是抱着“不会有事”的想法四处活动，希望当晚能把卡迪菲带回家，不过却没能如愿。都到了后半夜，他才在大女儿的搀扶下回到了家。回到家以后他不禁哭了起来，而伊珂则打开行李箱把东西都放回了柜子里。
大部分的卡尔斯人都是在第二天早上看了《边境城市报》之后才知道苏纳伊真的死了。台幕拉上之后，剧院里的观众们带着满心的疑虑，悄无声息地四散而去，而电视里也没再提起最近这三天里发生的一切。对于政府或是特别行动队在紧急状态时期在大街上追捕“恐怖分子”、发动突袭然后发布通告，卡尔斯人早就已经习以为常了。没过多久，他们就不再觉得那三天是什么特殊时期了。事实上，从第二天早上起，总参谋部开始了调查，总理调查团开始了行动，所有的卡尔斯人也开始讨论起这“剧院枪击案”来了，不过他们并不是从政治的角度，而是从艺术和表演的角度来讨论的。众目睽睽之下苏纳伊·扎伊姆明明往枪上装了一个空弹夹，而卡迪菲用同一把枪又是怎么杀死他的呢?
一切恢复正常以后，安卡拉派了一名少校来卡尔斯调查了这起“剧院政变案”。这名少校特派员写了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正如我在书中多次提到的那样，这份报告对我了解这起看起来就像是魔术表演般的枪击案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打那晚以后，对于来探视自己的父亲和姐姐、检察官，甚至就连在法庭上替自己辩护的律师，卡迪菲都不愿再提起这件事。所以，为了找出真相，就和四年后我所做的一样，这位少校特派员和很多人谈过这件事（更准确地说是听听他们的看法）。就这样，他把所有的可能性和说法都给研究了一遍。
为了推翻“卡迪菲故意杀死苏纳伊”这一观点，少校特派员首先指出,“卡迪菲快速从兜里掏出另一把枪，或是往枪上装了一个满的弹夹”这样的说法不符合事实。尽管被枪击的时候，苏纳伊的脸上露出了惊讶的表情，可事后警察的调查、从卡迪菲身上搜出的东西和当晚的录像都证明了事发时只有一把枪和一个弹夹。还有另外一个观点认为，苏纳伊·扎伊姆是被另一个人从另一个角度开枪打死的，可是从安卡拉送来的弹道报告却称验尸结果表明苏纳伊身上的子弹就是从卡迪菲手中的克勒克卡莱枪里射出来的，所以这个观点也被推翻了。至于卡迪菲在演出最后说的那句话（我杀了他!），也给卡迪菲增添了几分传奇色彩，大多数卡尔斯人认为她既是个英雄又是个牺牲品，而少校特派员却认为这句话恰恰证明了卡迪菲不是蓄意谋杀，他详细地分析了蓄意谋杀和恶念这样两个法律和哲学意义上的概念，他指出演出时卡迪菲所讲的台词实际上都是被要求背诵或是在排练的过程中被强迫说的，所以这些话实际上不是卡迪菲而是整件事的策划者、已故的演员苏纳伊·扎伊姆说的。说了两次“弹夹是空的”之后，苏纳伊装上了弹夹，不仅卡迪菲被他骗了，所有的卡尔斯人都被他骗了。三年后，这名少校提前退休了，当我在他安卡拉的家中见到他的时候，我指了指他书架上的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集，他对我说他尤其喜欢这些书的名字。按照他的说法,“当时那个弹夹是满的!”而且大家认为这个弹夹是空的，也并不是因为苏纳伊变了什么魔术：三天以来，苏纳伊和他的同伙们以西方主义和阿塔图尔克主义为借口，制造了残忍的暴力事件（包括苏纳伊本人在内，总共死了二十九人），卡尔斯人已经如同惊弓之鸟一般，所以这时就算给他们一个空杯子，他们也会认为是满的。从这个方面来看，不仅是卡迪菲，所有的卡尔斯人都被苏纳伊算计了。尽管苏纳伊事前就宣布了自己的死讯，可大家还是以为在演戏，还是津津有味地看着他在台上借卡迪菲之手杀死了自己。至于说卡迪菲是为了替“神蓝”报仇才杀死苏纳伊的说法，少校在他的报告中指出卡迪菲也不知道枪里有子弹，加以了否定。而对于那些指责卡迪菲的世俗主义分子和赞扬她的伊斯兰分子（他们认为卡迪菲表现得很机智，杀了苏纳伊而自己却没有自杀）的观点，少校则指出不应该把现实和艺术混为一谈。至于卡迪菲以自杀为诱饵蒙骗了苏纳伊，把他杀了以后自己又放弃了自杀的观点，因为苏纳伊和卡迪菲都被证实事前知道舞台上的绞刑架是用纸板做的，所以这一观点也被推翻了。
卡尔斯的军事法官们对总参谋部派来的这位勤奋的少校特派员的报告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最终，卡迪菲不是因政治谋杀，而是因过失杀人罪被判了三年零一个月的监禁，到出狱为止她一共坐了二十个月的牢。而奥斯曼·努里·乔拉克上校则根据土耳其刑法第313条和第463条所规定的无法认定主犯的团伙杀人罪被处以重刑，不过六个月后被赦免。尽管有人警告过他，让他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可后来当他在军人之家和旧日的军中好友聚在一起喝酒的时候，他隐晦地批评自己的朋友胆小、愚蠢、害怕宗教分子，说自己至少敢把支持阿塔图尔克主义的军人们心中的想法付诸行动。
其他有关的军官、士兵和一些政府职员，尽管他们声称自己是服从命令，是爱国的，可在军事法庭上，他们还是被认定为团伙杀人、非法使用国家财物等罪名。不过服刑没多久，他们也同样被赦免。这些人当中有一名少尉，非常年轻和理智，后来他也成了一名伊斯兰分子。出狱以后，他在伊斯兰教的《誓言报》上连载了自己的回忆录（《我也曾是一名雅各宾派》），不过因为涉嫌侮辱军队，这本回忆录后来被禁止出版。守门员乌拉尔已经被证实在政变后不久就开始为国家情报局工作，至于其他的演员，法庭认定他们只是普通的演艺人员。冯妲·艾塞尔在丈夫被杀的当晚便精神病发，她总是愤怒地攻击别人，抱怨别人，所以被带到了位于安卡拉的部队医院，在精神病科接受了四个月的治疗。在她病愈出院好多年之后，她在一部热播的儿童连续剧里给一个巫婆配音，凭借这一角色她很快便在全国走红。她告诉我说，她那意外死在舞台上的丈夫因为别人的嫉妒和诬陷没能演成阿塔图尔克这个角色，至今她还耿耿于怀，现在惟一可以安慰她的就是近些年很多阿塔图尔克的雕像都是以她丈夫的一些造型为基础制作的。因为少校特派员在报告里提到了卡，所以军事检察官——很正常地——传唤卡出庭作证。而头两次庭审卡都没有出席，为了得到他的口供，法庭作出了逮捕他的决定。
图尔古特先生和伊珂每周六都会去探视在卡尔斯服刑的卡迪菲。天气不错的时候，在征得好心的监狱长的同意之后，他们会在监狱院子里的那棵大枣树下铺上白色的单子，一起品尝扎黑黛做的橄榄油柿椒卷，把肉米丸子送给其他囚犯们品尝，他们还会打开图尔古特先生让人修理好的“飞利浦”录音机，边剥鸡蛋边欣赏着肖邦的协奏曲。为了不让女儿入狱的事情给自己蒙羞，图尔古特先生把监狱看成了每个值得尊敬的公民都必须上的寄宿学校，偶尔还会叫上记者塞尔达尔先生这样的熟人。有一次，法泽尔也跟着他们一起去探视了卡迪菲，卡迪菲希望他能常去。后来，在出狱两个月以后，卡迪菲便和比自己小四岁的法泽尔结了婚。
婚后头六个月，法泽尔在卡尔帕拉斯旅馆的前台工作，他们夫妻俩也住在旅馆里。当我到卡尔斯的时候，他们已经带着孩子搬去其他地方了。卡迪菲每天早上都会带着仅六个月大的孩子厄梅尔江去卡尔帕拉斯旅馆，伊珂和扎黑黛则帮她照看孩子。图尔古特先生除了要带孙子，还得亲自处理一些旅馆的事务，而法泽尔为了能早日摆脱对岳父的依赖，在阿伊登照相馆打了一份工，又在卡尔斯边境电视台做助理策划。他后来笑着告诉我，他虽然名为助理策划，可实际上就是干些跑腿的事情。
到达卡尔斯的第二天中午，我在法泽尔位于胡卢西·阿伊泰金大街上的新办公室里见到了他。法泽尔好心地问我为什么要到卡尔斯来，当时我正看着窗外的鹅毛大雪缓缓地落在卡尔斯河上。我一下子紧张了起来，我还以为他要提起在昨天的晚宴上让我头晕目眩的伊珂呢，于是我稍作夸张，告诉他卡在卡尔斯写了一些诗，而我正打算写一本有关这些诗的书。
“要是找不到这些诗的话，你怎么写这本书呢?”他友好地问道。
“我也不知道，”我说,“在电视台的档案室里应该能找到一首吧。”
“我们晚上找找看，不过一个早上你都在卡尔斯的大街上转悠来转悠去，也许你是想写本关于我们的小说吧。”
“我去的都是卡在诗里提到的地方。”我说。
“可从你的脸上我可以看得出，你想表达的是我们有多么贫穷，我们和你的读者有多么不同。我不希望你把我写进这样的小说里。”
“为什么?”
“因为你都不了解我!就算你能把我写得很真实，你的那些西方读者也会因为同情我的贫穷，而忽视了我的生活。比如说，我正在写一部伊斯兰科幻小说，可他们只会觉得我这样做很可笑。我不想成为他们鄙视、耻笑和怜悯的对象。”
“那好吧。”
“我知道你很难过，”法泽尔说,“我这么说你可别见怪。你是个好人，你的朋友也是个好人，可能他也想爱我们，可他后来做的事情太恶劣了。”
因为“神蓝”被杀法泽尔才能够和卡迪菲结婚，可他现在提起卡出卖“神蓝”的时候就好像卡出卖的是他自己一样。我没有吭声，尽管我觉得他这样说有点不太仗义。
“你怎么能证明是卡出卖了‘神蓝’呢?”过了好一阵子我才问他。
“整个卡尔斯都知道这件事。”法泽尔既没有指责卡，也没有怪罪我，他的声音很温柔，几乎都有点怜悯的味道了。
他的眼神让我想起了奈吉甫。我告诉他，我随时准备拜读他的科幻小说，因为他曾问过我能不能看看他写的东西，但他又表示不能把他写的东西给我，他希望我和他一起看。后来的几个晚上，我们坐在他和卡迪菲平时吃饭看电视的桌子旁边，一起静静地欣赏这部四年前由奈吉甫构思、现在由他执笔的科幻小说的头五十页。
“怎么样，写得还行吗?”法泽尔像是道歉似的只问了一次,“要是你看不下去的话，咱们就别看了。”
“不，挺好的。”我一边兴致盎然地看着，一边说道。
后来当我们一起走在白雪皑皑的卡泽姆卡拉贝奇尔大街上的时候，我再次诚恳地告诉他，小说写得不错。
“也许你是为了逗我开心才这样说的，”法泽尔幸福地说道,“不过，你已经帮了我的忙了。我也想帮你一个忙。要是你想写小说的话，你可以把我也写进去，但是我有个条件，我要直接对你的读者说句话。”
“说什么?”
“现在我也不知道，等我想到的时候，要是你还在卡尔斯的话，我就告诉你。”
我们约好傍晚时分在边境卡尔斯电视台见面，然后便分手了。当法泽尔往“阿伊登照相馆”跑去的时候，我看着他的背影。他有几分像奈吉甫?就像他对卡所说的那样，他还能在他的体内感觉到奈吉甫的存在吗?他还能听到奈吉甫的多少声音?
早上当我在卡尔斯的大街上转悠的时候，当我坐在相同的茶馆里找曾经和卡聊过的人聊天的时候，我常常会把自己当成卡。我早早地就坐在了“幸运兄弟”茶馆里，卡曾在这里写下了《全人类和星辰》一诗，和他一样我也想像着自己在宇宙里处于什么位置。在卡尔帕拉斯旅馆前台工作的贾维特说我拿钥匙的时候“完全和卡先生一样”，总是急匆匆的。当我转悠到一条小巷子里的时候，一个杂货店老板把我叫进去，问我“您是从伊斯坦布尔来的作家吗”，他说四年前报纸上有关他女儿苔丝丽梅自杀的新闻不属实，希望我能帮助澄清一下。他对我和对卡一样，也请我喝了瓶可乐。这些有几分是巧合，又有几分是我设计的呢?当我发现自己正走在巴伊塔尔哈奈大街上的时候，我看了看萨德亭教长修道院的窗户，为了体会一下卡走进修道院时的感受，我还专门爬上了穆赫塔尔在诗中提到的那段很陡的楼梯。
我在法兰克福的那堆纸里翻出了穆赫塔尔交给卡的诗，可见卡并没有把这些诗寄给法希尔。但是，我和穆赫塔尔认识还不到五分钟的时候，他就对我说卡是个“非常值得尊敬”的人。他还告诉我说，在卡尔斯的时候卡非常喜欢他的诗，还把它们寄给了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大鼻子出版商。他对自己的工作非常满意，满怀信心地认为自己可以在下届选举中被新成立的伊斯兰政党（它的前身“繁荣党”被取缔了）推选为市长。因为穆赫塔尔人际关系处理得好，再加上他那好说话的性格，我们才得以进了警察局（不过他们不允许我们去最底层）和社保医院，卡最后见到奈吉甫就是在这里。当穆赫塔尔把民族剧院剩下的房间（这里已经被他变成了电器仓库）指给我看的时候，他坦言自己对这栋百年建筑的倒塌负有一定的责任，但他安慰我说:“这其实不是土耳其建筑，而是亚美尼亚建筑。”他把卡提及的那些地方（卡还一直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回到卡尔斯，能再次见到伊珂）、大雪里的蔬菜市场和卡泽姆卡拉贝奇尔大街上的五金店一一指给我看，然后又介绍反对党人士、律师穆扎菲尔先生给我认识。这位前任市长在哈利特帕夏写字楼里办公，他给我介绍了一下卡尔斯的历史（他以前给卡也介绍过）。听完他那充满共和主义色彩的讲解后，我离开了他的办公室。当我走在昏暗、压抑的走廊里时，站在“动物保护者协会”门口的一个富有的养殖场场主冲我喊了声“奥尔罕先生”，把我叫了进去。这家伙的记性真是太好了，好得都有点让人吃惊，他告诉我，四年前教育局长被打死的时候卡是怎样进到这儿，又是坐在一个角落里怎样陷入沉思的。
在见到伊珂之前要听她和卡之间的一些恋爱细节，我感觉不是很好。在去“新人生糕饼店”赴约之前，为了打消心中的紧张，去除心中的恐惧（我害怕自己会坠入情网），我先去了“绿色家园啤酒屋”，喝了杯拉克酒。这一招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反而让我变得更加无助，当伊珂走进蛋糕店坐到我面前的时候，我立刻就明白了这一点。空腹喝下的拉克酒并没有让我觉得放松，而是让我晕头转向。她的眼睛很大，脸型正是我所喜欢的瓜子脸，她比昨天以来我印象中的还要美。我一边欣赏着她的美丽，一边强迫自己相信，让自己魂不守舍的就是她和卡之间曾经有过而我也一清二楚的那段爱情。不过，这也让我痛苦地想起了自己的另一个软肋，卡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他是个真正的诗人，而我这个小说家却是头脑简单，像个文书一样，每天定点上下班。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所以我才会绘声绘色地描写卡在法兰克福极为规律的生活：每天早上在同一时间起床，然后穿过同一条街来到同一家图书馆，坐到同一张桌子旁工作。
“其实，当时我都已经决定了要和他一起去法兰克福，”伊珂说。为了证明这一点，她向我提到了很多细节，比如说她连行李箱都准备好了。“可现在要让我觉得他是个不错的人对我来说有点难，”她说,“但是，我很敬佩你们之间的友谊，所以我想给你写书提供一些帮助。”
“卡在卡尔斯写了本很棒的诗集，”我说,“他仔细地回忆了那三天的生活，把它写到了本子上，现在还少了离开卡尔斯之前的最后一段。”
她毫无保留地把卡离开卡尔斯之前的那段时间里发生的事情说了出来，有些是她的亲身经历，有些则是她的猜想。因为要说出自己的隐私，她略显窘迫，不过她的真诚还是让我非常地钦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