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尔纳与中国天朝 【译者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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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威廉·鲍卓贤
儒勒·凡尔纳(1828-1905),无疑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畅销书作家之一,同时,他也是作品被翻译得最广泛的作家之一。他的大量作品被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发行,其中有一部作品描写过香港,另一部则主要以广东、上海和北京为背景。
虽然凡尔纳一生没到过中国,但他对中国了解甚多。与同时代其他欧洲作家不一样,凡尔纳在《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遭遇》中积极地塑造了一个中国主人公的中国式生活,他把各种文化、历史、政治、社会、语言信息等和评论都融合在一起,创作了一部集旅游、冒险为一体的幽默小说。很明显,凡尔纳也谈及了中国当代文明。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凡尔纳的整个创作生涯表现出他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极大兴趣,当然这不仅仅局限于亲身的经历。尽管他走遍了整个欧洲,访问过美洲和非洲,但他从未到过亚洲。当然,作为一个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在南特国际港口的公寓里长大的男孩,他目睹了无数来往于东亚满载外国货物的船只。
凡尔纳提及中国的小说还有好几部。在1892年出版的一部小说《特派记者与克劳迪斯·彭巴纳克》中,主人公是一名新闻记者,小说讲的是该记者乘火车从巴黎到北京的一次虚构的旅行,小说末尾的第三章就是以中国为背景的。凡尔纳另外还有几部小说,如《布朗里肯太太》(1891)中也有两位中国人物,都姓李,一个名叫李盛欧,一个名叫李普奇(一个懒汉);在《征服者罗伯》(1886)中,一架飞行机器到北京上空盘旋,凡尔纳从空中对这座城市进行了精彩的描述;在作品《著名的旅行及旅行家》(1878)中,凡尔纳用了大约100多页去描写发现中国大陆的早期旅行;《18世纪伟大的航海家们》(1879)也用了30多页描写中国。即使在《海底两万里》(1870)中也有不少描写中国的部分。
<h3>发现作品</h3>
直到2001年,凡尔纳与他出版商的信第一次公开发表后,人们才发现凡尔纳著有这样一部小说。这些信函为我们了解到有这样一部作品提供了信息。
1878年4月12日,凡尔纳说他想与出版商赫兹尔讨论已打算出版的手稿,将故事情节改为以美国为背景。在5月23日的信中,他将该小说定名为《自愿被暗杀者》。赫兹尔在9月11日的信中告诫凡尔纳说,从天主教当局的角度,这部小说以自杀为主题是非常危险的。凡尔纳10月13日回信说他“已考虑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将背景从美国改换成中国”。这样改是因为中国不是基督教的国度,因此,这样就大大地减轻了反对意见,与此同时也表明了他对中国的广泛了解。他说他阅读过许多有关中国方面的书籍并作了大量读书笔记,他撰写这部作品时,手头就摆着20多部有关中国的书籍。他开玩笑地补充说:“我已经全身心地投入中国王朝的研究了,我差不多已成了中国九品芝麻官。”
1879年1月28日,凡尔纳这样写道:“我已经写完一半了……写起来很有意思。”然后,在3月4日的信中补充说:“大约10天之内我会写完这部中国小说……我觉得很有趣……不知读者是否与我有同样的感觉。”起初,他给小说起了好几个名字,如,《中国人》、《师父》、《一位幸运的中国人的不幸》、《百岁顾客》、《一个真正中国人的故事》、《中国人轶事》、《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两餐之间》以及《金福的计划》等。
按常规,赫兹尔阅完手稿和清样后,提出修改意见,甚至写出重要评语。故事中的作为太平天国运动者的王哲人这个人物就是赫兹尔提出的。赫兹尔对最后一章的每个细节都给予了添加或删节。同年7月2日到8月7日,作品以连载故事的形式与读者见面了,11月才成书。
从1879年到1880年分别有三个英文版的翻译本问世,但有趣的是,自那以后该小说再没有人翻译过,尽管随后的再版标题改变为《一个中国绅士的遭遇》。
<h3>主要资源</h3>
19世纪60年代,法国诗人戴奥菲尔·戈蒂耶在国内掀起了“中国热”。1863年他把一位名叫丁堂林的人请到他家里,雇他给女儿朱迪思做语言文化家教。凡尔纳是戈蒂耶的挚友,他自然接触到这位家教。凡尔纳对王哲人的描写,尤其是相关的引证,应该说是以丁堂林为影子的。除了这个可能性之外,据了解凡尔纳不可能结交其他任何中国人。
直到1879年,除了偶尔可看到一些中国物品外,基本上没有法国旅行家到过中国。人们一般说的东方实际上指的是圣地或者甚至是北非。在凡尔纳的前辈和同辈人中,当他们购买到中国瓷器或抽鸦片时,都被认为是稀奇古怪的。
文中凡尔纳直接提到了五位著名作家,如汤普生、罗塞特、朱茨、波伏娃、班惠班。这似乎就是他的主要素材。
首先,凡尔纳表明他直接引用的资料有一些是中国写真画,如司各特.J.汤普生(1837-1921)所著的四卷本《中国和中国人图解》(1873),刊登了200多幅高质量的图片,该作品被译成了法语。小说中有五章描写香港、广东、厦门、上海、宁波、南京和北京的场景,就大多来源于此。
第二个就是莱翁·罗塞特的《穿越中国之旅》(1878),引用了其中有关上海租界的部分。据说这本书在首次出版发行前,一直保存在凡尔纳私人图书馆里。
小说中引用的第三个权威资料就是Mr.T.朱茨的《北京与中国北方》(1873)中有关当时中国政府对法国和德国外交使者的礼节轶事。
第四位作家就是路多维克·波伏娃先生。从他的作品中凡尔纳直接引用了两条信息。不过,问题是波伏娃的《北京·伊多·旧金山》(1868)这本书是反对中国和中国事物的。
补充说一句,我们非常幸运,法国国立图书馆在互联网上提供了成千上万资料,我们找到了十九世纪的版本,这其中还包括汤普生、朱茨、波伏娃等作家的全部文本。可以看出,凡尔纳选择材料是非常细致的,这在今天看来依然感到很有意思。
凡尔纳还提及了班惠班(她的真实姓名叫班昭,一名才女),一位女作家,著有一部婚姻格言。如果我们在网站上搜索一下班惠班,会直接转到法国国立图书馆。查到由G.保塞尔著的《当代中国》(1853),从里面就可以找到有关班惠班的记载。保塞尔同时还注明了班惠班是班超将军的妹妹。班惠班花季年龄就成了寡妇,不过,她不愿再婚。这一资料十分重要,因为女主人公娜娥就是一个年轻的寡妇,的确,凡尔纳的妻子也是如此。
此外,有趣的是凡尔纳在作品中还引用了《四库全书》。娜娥的第一个年纪比她大一倍的丈夫,曾经是这部篇幅巨大的百科全书的编辑,不过,估计他是积劳成疾而死。他们力图收集各方面的知识,很显然这点和凡尔纳努力勾画这个世界有相似之处。其结果是,研究凡尔纳的学者们经常探讨该百科全书,但由于某种原因,最后没人能辨认出。如今,可以肯定这部巨著就是《四库全书》。
总之,与同时代的作家相比,凡尔纳有关中国资料方面的引证是较多的,也是很广泛的。他的主要目的就是让人们了解当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不过,他并非专题论述,而是总的描写,特别是采取游记的形式进行描述。凡尔纳根据需要选用这些素材,成功地勾画了一个美好的中国。
<h3>人物介绍</h3>
在塑造人物的过程中,凡尔纳设法把他们描写得具有中国人的特征,与此同时让法国读者也能接受。并且他写信告诉赫兹尔,他必须避免那些“非常刺耳的中国人名,因为我不想让读者扫兴”(1878年10月30日)。
金福,三十二岁,无业游民,他被认为是中国北方人的典型代表。“很健康,与其说他是黄种人还不如说他是白种人。他眉毛很直,两眼在一条水平线上,眉角在太阳穴处没有向上翘,鼻梁较直,脸庞不平。”凡尔纳的这段描写使我们感到金福像个欧洲人。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在凡尔纳被指控带有种族歧视前必须说明:小说中的王先生是个非常典型的中国人,各个方面都比他的学生更有魅力。
金福既傲气又没有耐心,有时候还打他的仆人,不过“多数情况下是习惯成了自然,并无恶意”。他冷漠无情,懒惰无比,惯于享乐,而且抱着一种宿命论。他的遭遇使他成为一个脱胎换骨的新人,变得更加睿智,并对生活抱以乐观态度。
金福的未婚妻娜娥,无职业,是一位年方二十岁的美丽寡妇,有一双充满温柔的眼睛和一双小脚,不过,她的脚并非裹成。娜娥很聪颖,念过书,十分虔诚、温柔,是一位贤妻良母。
小宋,该人物的年龄和长相不详。他是金福的一个仆人,他总是办事心不在焉,笨手笨脚,语无伦次,贪得无厌,懦弱无能。他唯一的长处就是忠厚。小宋知道自己并非是一名合格的佣人,经常自觉地要主人打他。他最害怕的是主人剪他的辫子——一种正式的惩罚,象征一种阉割。在这里凡尔纳采用了一种前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幽默手法。最后小宋揭开自己的秘密——他老早就是用的假辫子,凡尔纳同样用了一种幽默手法。
金福的哲学老师王先生,五十五岁,一个典型的中国人。他聪明过人,十分乐观,他的哲学观总带着某些幽默和敏感的想象力。他很忠诚厚道,大公无私,把友谊置于一切美德之上,在厄运面前沉稳明智,满足于在金福家过着清贫单身的的生活。
王先生曾参加过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凡尔纳通过重点描写鞑靼人这个统治王朝的由来,表示他对太平天国运动的支持,而且他让金福的父亲也支持太平天国运动。
凡尔纳小说中的其他人物都有种超越自我条件的精神,都具有朴实、乐观、勇敢、克制和练达的传统美德。总之,凡尔纳非常敬慕中国,又相当同情那些令人难以理解的居民,他很赞赏中国人的保持平静的哲学。
传统中国人的模式就是哲学家的模式,从不到国外旅行,不过问政治和科技发展,爱好物质享受,满足于房子、花园、妻子、朋友。不同的文化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各有其长处和短处。凡尔纳对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非常重视,对法国的也同样如此。他深入挖掘两国的传统文化,不管是他人的看法还是个人的观点,他总是将其有机地融为一体。同样,小说的标题也能使我们产生联想,去挖掘深层的意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法国人在法国并不一定就比中国人在中国更容易踏上幸福的道路。
<h3>结论</h3>
谈到凡尔纳有关中国的思想,第一个难题就是两种文明之间的鸿沟,正如麦卡里先生所说:“没有什么比用我们欧洲的标准来评判中国更荒唐了。”要准确评价小说家是如何描写中国王朝的,需要对中国和欧洲十九世纪的文化了解得非常透彻,即:以李约瑟的深度、凡尔纳所引用的78,000卷百科全书的广度、郑和船长的精力去探讨。
凡尔纳对中国人生活的描写细腻入微,因此,带有一定的想象。当然他毕竟搞的是小说创作而非社会学或人类学研究。作者自己谦虚地把《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遭遇》说成是“幻想的”(1879年3月17日)。尽管《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遭遇》和《八十天环游地球》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对中国习俗方面的误解,有些地方甚至是夸大其词,但目的是为了把故事写得更有趣。尽管有些出版商认为他作品中的人物也许太西化了,但无论如何,凡尔纳对中国的了解如此之深广,的确令人钦佩不已。
限于篇幅,凡尔纳对中国许多复杂情节的描写无法一一陈述,这里只希望给致力于凡尔纳研究的爱好者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因为凡尔纳文库中蕴含着一个非常丰富而重要的部分,它包含了许许多多东方的奥秘,正等待着我们去探讨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