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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1</h3>
无论春夏秋冬，每天早晨七点钟我们都要到修道院的小教堂去做弥撒。低年级的孩子们必须站着聆听诵经弥撒；五年级以上的学生们才能获得教师的准许，坐到小教堂的长椅上。教堂里面没有供暖，阴暗潮湿，在大雾笼罩的冬日清晨，我们冻得直跺冰冷的地砖；三十分钟的诵经弥撒，像士兵一样膝盖僵直地昂首肃立，累得我们苦不堪言，绝大多数时候我们都要带着头疼和焦虑去上一天里的头一堂课。从五年级开始，弥撒变成了休息，在光线朦胧的教堂里，可以坐在宽大的长椅里随意打盹，困倦的学生还可以假装虔诚、十指相扣地伏在经书桌上，将脸埋在手心里，舒舒服服地补上早上没做完的春梦。礼拜天的唱诗弥撒长达一个半小时之久；有许多次，年迈的老妇和过度紧张的小学生由于站立太久或被香炉烟熏得突然晕倒；在信众拥挤、闷热缺氧的教堂里站一个半小时，连成年人都受不了。礼拜天，我们全班集合，列队走进修道院小教堂。唱诗弥撒之后是布道演讲。我们离开教堂时，时间已经将近正午。礼拜天上午大伙儿无精打采。教师对孩子们去教堂要求很严格，校监会念学生名单；假如有谁没有参加敬拜上帝的活动，必须跟缺课一样递交假条。
不管清晨的弥撒多么累人，我在四年级之前一直很喜欢去教堂，热心担任辅祭；不管怎样，只要我站在圣坛附近，自我感觉就很良好。我还喜欢教堂里的气味，尤其喜欢用鲜花和松枝点缀的圣坛，鲜花的芳香与蜡烛尖酸的气味混在一起。我只是受不了香炉的烟味，会像惧怕魔鬼一样逃之夭夭。我一闻到香炉烟令人窒息的味道，脸色立即就变黄变绿，脚步跌撞地跑出教堂，胃里翻江倒海，恶心呕吐。在平日的诵经弥撒上，不会受到这种威胁。对于每次五月份的清晨弥撒，我至今都能记起当时清爽、含蓄的色调和气氛。在教堂一米半深的窗洞里，透过铁格窗户，阳光像一道道金线投射进来，圣坛上铺着刚刚浆洗好的、饰有蕾丝花边的雪白桌布，在圣坛两侧燃着两支蜡烛，神父穿着紫红色或白金色的弥撒袍站在福音书架后，神色从容地做准备工作，不时低声吩咐穿着法衣和红色辅祭袍的我在圣坛的台阶上做这做那，帮助他翻弥撒书，往圣杯里斟酸涩的弥撒酒，给神父的手上倒圣水……“上帝亲临圣坛……”，当我走出法衣室时，我用坚定的声音这样诵念；当我走到圣坛前，我自豪地摇响象征上帝显灵的铜铃，清脆的铃声在教堂内回荡。那是滋味多么甜蜜、阳光多么灿烂、气味多么清爽的宁静啊。主持弥撒的神父的音调令人困倦，我真想一屁股坐到圣坛前的台阶上，蜷起身子在他低沉的嗓音里，在这宽厚、仁慈的气氛中睡一小觉。“你用心灵……”，我看到神父给我一个示意，马上受惊似的背诵起来。教堂内鲜花和蜡烛的记忆，拉丁文的语音，简洁仪式的温馨，比一切都要宁和的氛围，伴随我去上每天的第一堂课。
担任辅祭是一种恩赐和奖赏，是用出色的表现换来的。那些木讷、淡漠的家伙们垂涎三尺地跪在石砖地上，忌妒地看着那些被选中的孩子，忌妒他们能在每天早晨幸运地接近并分享上帝的秘密。学生的宗教道德教育由一家名为“圣洁”的神学会担负，负责人是一位体形发胖、言语不多、头发梳向脑后、性情温和、爱跷兰花指的中年神父。这位神父是神学会的灵魂人物。他单独关心每一个男孩；他到学生家里探访，当然这对家庭来说是莫大的荣幸；在神学会下午的“自由课”上，他带着孩子们玩游戏或做手工，他将图书馆收拾得井井有条，男孩们会将自己的所有委屈和困惑都向他倾吐；在“圣母无原罪始胎节”[108]上，他为神学会举办的宗教剧演出撰写剧本，组织并教我们庆祝所有的宗教节日；他全能全知，主管“热爱信仰专业”和“保卫信仰专业”，做布道演讲，听学生的忏悔……他知道所有人的秘密，他是年轻人慈祥的心灵之父。这位轻声细语、总喜欢爱抚的神父对我也呵护有加，他也“单独”关心过我。在头几年里，我用热诚的眼光仰望他，总像小狗一样跟着他跑。他是伟大的理想化身，是善良、开朗的灵魂导师。我从三年级开始躲避他。我没有什么托词，这件事我跟任何人都不能谈，事实上我并没有什么厌恶他的理由。五月份是圣母月，学生们用鲜花装点教堂，一位学生坐在属于神父的风琴前，演奏匈牙利传统的《马利亚颂》。在那个五月，有那么多的困惑，大家的关系是那样地团结、紧密和不可思议的复杂！我对宗教虔诚得近乎卑贱，经常去做忏悔和祈祷，十分自然，神学会的教师担任我的忏悔神父。尽管学生们可以在全体神职人员中自由选择忏悔神父，但我还是觉得，如果我把自己的小秘密和罪过告诉别人，对他将是一种伤害……他像父亲一样和蔼，有时候挎着我们的胳膊，挽着他所宠爱的孩子的手。有一天，我开始怕他；这种恐惧，马上转变成某种无缘无故、阴暗而炽烈的敌意。仿佛我想要回避什么……但是我的词汇贫乏，语句无力，很难做出精确的表述。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察觉到一个心灵的秘密？我从来说不出他有什么不好，他是一位热情、谦虚的神父，名声很棒的教师；可我还是怕他，回避他。
一个冰冷的浪头将我泼醒；人的构造极其精细，孤独的生活更使人变得出奇地敏感，使人能够注意到一些并未反映在语言、目光、动作上的征兆，本能地感受到另一个人的内心状态，感受到在那个看上去如此放松的人体内正在形成的、暗涌的波澜。于是，他开始观察，仿佛将对方从其他人中间挑选出来，放到一间看不见的隔离室内。终于，他无法忍受这种冷战状态。“你怎么了？”挡在金丝眼镜后的眼神小心翼翼地问我。喑哑的搏斗持续了几星期之久。有一天，他失去了最后的耐心，约我下午见面，叫我到他住的地方单独谈话。这既是莫大的恩宠，也是莫大的风险。他住在修道院小楼的三层，穿过一扇铁门，沿着拱券式的长廊，我迈着犹豫不决的步子往前走，一直走到长廊尽头，有某种难以接受的东西在等着我。现在，我第一次必须睁大眼睛注意将要发生的每个细节，用一个人尽可能有的警惕……我要更强势一些，绝不能退让，我要考验一下他，否则我就会失败。这是一种令人兴奋的冒险，要比男女之间的秘密还令人兴奋；简而言之，这是一个人类的秘密。我跟这个灵魂关系密切，我们之间存在某种联系，我不相信他，这一点我必须向自己证实。当我站在他房间的矮门外时，我感觉到，在门后有个人在等着我，他比我更强势，更有经验，我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我浑身充满强大的敌意。那该是一种很复杂的敌意，想来“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我必须战胜这个灵魂，绝不屈服，我是叛逆者，我什么都不在乎。他的住所有两个带拱券的房间，里面装满了女人味的家具、沙发、钩编的东西、圣像和照片，虽然跟我想象的出入很大，但还是觉得似曾相识；“他就住在这儿”，我暗自吃惊，在这些橱柜里装着他的内衣和各种私人物品，这位身穿教袍、永远化妆的流浪者就在这个房间里过着真实的肉体生活；这一想象令我感到愤怒难耐。他招呼我坐下，一声不响地审视我好久。那是漫长无尽、窒闷压抑的几分钟。他也变得不安起来，转过身，站到窗前，盯着中央广场和马利亚雕像出神，终于，他侧过脸头也不回地问了一句：
“你怎么了？”
这一切都事关一个灵魂；这个灵魂张开颤抖、惊恐的翅膀准备从他的手心里飞走。看起来他很清楚，生活中没有比一个灵魂更重要、更无价的礼物了。他用一种带着忌妒的审慎透过眼镜片看着我，我贪婪地、急切地环视周围的每样东西，极力寻找证据，嗅着房间里的气味，我还注意到屋内的光线，阳光透过挂着钩编窗帘的窗户投在写字台上，庄重而确凿。他抱着胳膊坐到我面前，将白皙的手隐在教袍宽大的袖筒里，那天下午他的衣着十分得体，即使在午休时间，他也穿得像是站在布道台上或在忏悔间里听人忏悔。我们先说了几句寒暄的话，就像两名拳击手，用犹疑不定的出击彼此试探对方的能量。之后，我回答说：
“我跟女孩睡过了。”我说，我用直勾勾的目光盯着他的眼睛。
几个星期前，我刚刚过完我的十三岁生日。我恬不知耻地跟他撒谎；其实我只跟香料商的儿子一起找过一次女孩，但是那次之后，我并没有变得更加聪明。我看到，我的这一拳击中了他，神父的心里怦然一震；仿佛有人突然从那张镇定自若的脸上撕下了面具，那是一张薄薄的丝绸面具。他震惊、忌妒、惊讶、友好、温柔、呆滞地盯着我，带着教师恼火的挫败感和神职人员的愤怒，以及佯装出的朋友式的幸灾乐祸……他像倾听忏悔似的轻声向我询问了细节；他脸色苍白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然后突然站住，将手掌按在我的肩头，望着我的眼睛。我喋喋不休地大胆撒谎，顺口编出我可能只在梦里见过的细节。事实上，我还是处子，我从来就没跟女人睡过。
第二天，他把我叫去，听我忏悔，我内心的焦虑随之释解。我留在神学会当学员，但我再也不跟他手挽手地散步了。我俩的关系就此破裂。
<h3>2</h3>
每年，我们都要做四次节日忏悔；在圣诞节、复活节和五旬节[109]之前，新年也是由忏悔和祈祷开始的。就在圣灵显现的前一天，我们要向自己的神父供认自己在假期内犯过的罪。忏悔那天，我们下午三点就在修道院的小教堂前排成长队；上午，我就把自己关在客厅或父亲的房间里，为节日忏悔做准备，将自己的全部罪过写到纸上，高声朗读课本里的某段祈祷词。请求将听我忏悔的圣灵洗涤我的灵魂，照亮我的思想，帮助我认清自己的罪，让我悔恨并获得救赎……祈祷书里，已为想做忏悔的人写好了不少实用的建议，罗列出一张又长又复杂的罪孽表，这为祈祷者提供了便利，他们只需从中选择几条。我仔细读了一遍罪孽的类别，将自己喜欢的条目挑出来，记到一张字条上：“我在心里瞧不起仆人……我偷偷希望邻居遇到不幸……我懒于向善……”此外，还必须填写一段忏悔后神父将要求我们填写的证明文字，保证自己确实是这样忏悔的，并且得到神父的证实。“我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进行了节日忏悔”——这份特别的证明文字大致如此。我们至少要在忏悔大军里忍受几小时的煎熬，我意识到自己凡夫俗子的无聊处境，审视自己深重的罪孽，却没有丝毫的负罪感。
午饭之后，我跟父母道别，请他们原谅：我曾“在念头里或言行中冒犯过”他们。这是忏悔仪式里规定的法定忏悔词，所以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我必须跟兄弟姐妹们道歉，甚至请求仆人们原谅。随后我从家里出来，手里拿着祈祷书、忏悔证明和自己每次不同的悔罪记录朝教堂走去。四百多人在同一个时间里做忏悔，我们机械地对着神父的耳朵嘟囔自己的罪孽，一般来说，神父们表情淡漠地听完忏悔，职业性地说两句针对所有人的赦免词。做完忏悔，我们回到家中，带着痛苦、忧虑的警醒，生怕受到罪孽的诱惑，以防刚洗涤干净的灵魂在早祷告之前又被玷污。但是结果总是令人绝望；当一个人试图在天亮之前在“言行”上不冒犯任何人时，这个“念头”本身就犯了罪，因为令人惊讶的是，跟忏悔与祈祷之间度过的那短短几个小时相比，平时我心里从未浮现过那么多有罪的念头。在那折磨的几小时里，我忍不住要想各种不该想的事，我脸色苍白地爬上床，在梦里也赶不走魔鬼的身影，因为我们跟罪孽的关系就像炼金术士与白象[110]的关系，我们不可能不往那边想……次日清晨，我就怀着这样并不确定的纯洁之心走向圣坛，我饿着肚子去，装了一肚子圣体[111]回来，祈祷之后，好些天我都会因自责和悲伤而情绪激动……
在家里，我们到底信不信教？面对这样的提问，家里所有人肯定都会感到意外。我们庆祝所有的宗教节日，参加所有仪式，在斋期里吃酸菜，女佣们在复活节期间带着火腿和面包到教堂祭祀，我们的床头挂着十字架和念珠串，在日常对话中，上帝的名字也是大写的，每逢重要节日，我父母也会去教堂，但是出于某种特别的宗教倾向，我们在家中并不流露自己的信仰，似乎出于某种习惯，只有上小学的孩子们才做忏悔和祈祷……当然，我们信教；我们接受宗教，它是生活中一个严格、至上的准则，大概跟民事法的规则一样重要。但是，我们真的相信吗？……学校和宗教教育慢慢扼杀了我心中自然萌发的对辅祭角色的欲望。在没有参加神学会活动之前，我是一个十分虔诚却很不安分的教徒，晚上我按照乳娘和家庭女教师教我的那样全心全意地做祷告；有一位生性开朗、孩子样顽皮、身体肥胖的老者向我解答神秘的教义，他一味沉溺于丰富的幻想，使我认为“奇迹”是自然之事，并不想去揭示“秘密”……神学会的宗教实践令人疲惫倦怠，不知怎么，宗教想象被僵化成了公共话题，在宗教实践中我们过多地忙碌，太频繁地动员，我并不理解祈祷词的本义，只是日复一日像佛教徒一样背诵祷文。我不能靠“信仰动员”抵达信仰。我接受信仰的过程是本能的，不包含意志，没有人“启蒙”，我在家里听不到疑虑，但也没有看到过分强烈的宗教狂热。我们去教堂，就像去一个灵魂不被污染的地方。我们的宗教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是重要的本质性思考之一，就跟在家里，就跟个人的心性一样自然。这种宗教崇拜是道德的，机械性的顺从与真正的信仰无关，我们并不做忏悔。
四年级时，我们班里出了一个伪先知，他情绪激动、脸色煞白地慷慨陈词，最后断言说：上帝不存在！这个令人震惊的发现是他从一本书里读到的，那本书是用拉丁文写的，他当医生的哥哥将其中的一个章节翻译给他。预言家的话一石激起千层浪，一连几个星期我们都争论不休，老师并不知道班上人躁动的原因，只是看到连最温顺的羔羊都变得烦躁不安，脸上写着疑问……这个疑问要比乍听起来更加复杂。宗教的教义、圣徒写的福音书、世界的存在和其他有迹可循的法则都证明了上帝的存在。否认上帝存在的证据则是一个预言，一本我们谁都没有读过的拉丁文书，一种非同寻常的感受和倾向使我被班上的辩论话题所吸引。天啊，一颗怀疑的火星，永远在我们体内殷殷不灭，不需要别的，只需一个不安灵魂的温热哈气，就会立即燃起火苗……这场关于信仰的辩论持续了好几个星期，后来传到了老师的耳朵里。他们询问了班里的头头。一位年轻教师假装跟我亲近，诱使我说出了真实的想法。我们一起去滑冰时，我向他承认，我相信这个令人惊骇的观点，不再“无条件地”相信上帝。这位教师不守诺言地出卖了我，他在教师会议上心怀恶意地讲述了我的自白，我差一点被学校“劝退”，我父亲的威信使我侥幸逃过了已经临头的奇耻大辱。
有一天，全班人坐在一起就这个重大问题进行投票。会议的结果出人意料。半年之后，那位“先知”从我们班里悄然消失。
<h3>3</h3>
当我再次跟我的神父发生冲突时，他要比我更强势。学校里每年举办两次青少年戏剧汇演，一次是在圣母无原罪始胎节，另一次是在3月15日。庆祝圣母无原罪始胎节时，圣母神学会会长亲自撰写了一部主题宗教剧。会员们绘制舞台布景，并且粉墨登场，青少年乐团也由会员们组成。神职人员表演的宗教剧都很深奥，非常神秘。有一次，我也参加了神学会演出，我在一部神秘剧里饰演大天使加百列，戴着披肩的铅灰色假发，身穿一件我父亲的、经过修改的长睡衣，背着一对威风凛凛的大天使翅膀。不知道因为什么，我手里攥着棕榈枝，紧张地打嗝儿，用跑调的假嗓子大声说：
我在你们头顶挥舞永恒的棕榈枝，
你们的心啊，永远不会在生活的烦恼中徘徊。
这发生在我“犯罪”之前，神父的慈爱涌遍我全身。可以说，我是剧团里的独唱演员和“首席女歌手”，扮演大天使加百列成功的热烈场景深深留在我的记忆里。一年之后，我开始跟神父彼此回避，他很恼火，但仍彬彬有礼，不过那种礼貌只限于面上的接触。学校里又筹备庆祝圣玛尔吉特节，神职人员跟我们学校的声乐教师合作，新创作了一出规模不小的神秘剧，声乐教师是一位虔诚的教会作曲家。他们谱写了一部小型歌剧，标题为《兔子岛》。学生合唱团一连几星期都在体操房内排演一首声乐作品，原定由我扮演圣玛尔吉特。我怀着领衔主演的莫大虚荣，带着歌谱自豪地回家，立即和母亲一起坐到钢琴前开始排练。我在第一幕就有一个“出场亮相”，从演员的角度来说非常幸运，声音和旋律我永远不会忘记。歌词是这样的：
圣玛尔吉特（在一开场就登台演唱）：
多瑙河雪白的浪花啊，
拥抱着一个美丽小岛，
我生命的日子就在这里度过。
这座兔子岛啊，只属于我。
至少我自己觉得，我的嗓子纯净，高音区清澈。第一次排练之后，声乐教师另有看法，他绷着胡须杂乱的嘴唇，表情严肃地沉思了片刻，然后将神父拉到体操房的一角，跟他解释了好长时间。神父习惯性地用三个手指捏着他的长下巴，摇了摇头。就这样，我的角色被拿掉了，因为我的嗓音哑了。我实在接受不了这个奇耻大辱；我的那些竞争对手，那些候选的女主角们则幸灾乐祸地偷偷坏笑。我垂头丧气地走下高台，站到合唱的队列里，声乐教师把我安排在倒数第二排最边上的位置。在那部戏里，我将变成一位普通的无名修女，将不再受人关注地为圣玛尔吉特做陪衬，那个角色由我的一个竞争对手接替；这两方面都让我心里难受。我带着一个含屈受辱的著名女演员的痛苦，脸上强作笑颜地站在队列中，感觉自己的重要角色被剧团里擅攻心计的家伙们夺走了，心里怀着明星坠落的痛苦感受。不管怎样，我仍想证明自己能比合唱团里的任何人唱得都好；当声乐教师指挥我们大合唱时，年轻而撕裂的嗓音从我的喉咙里发出惊人的声音。确切地说，从我的嗓子里发出的是一种悲楚、苦痛的声音，像暴风雨前驴子的嘶鸣，令人毛骨悚然。合唱团的队员们、声乐教师和神父都目瞪口呆地盯着我。
排演结束后，声乐教师禁止我在演出中大声演唱；我只能无声地蠕动嘴唇，他让我尽量不要发出声音。我怀着绝望的心情回到家。全家人都为这道不通人情的严令感到气愤。父亲发誓说，他绝不容忍我遭到这样的伤害，这样被“打压”。全家人都为这个羞辱人的判决义愤填膺，认为夺走我出演圣玛尔吉特的角色是出于诡计和恶意，我母亲认为这个角色“几乎就是为我写的”；但是我遭到诽谤，合唱团似乎是集体合谋想毁掉我的声音，这已经损害了我们家族的声誉……不管怎么讲，我父亲在城市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有资格要求学校允许自己的儿子至少在合唱中发出声音。他激动地说：“回头让他唱给你们看看！”可怜的父亲，连他自己都不清楚，他想让我展示什么——是我嗓音的清脆嘹亮？还是父子间的团结？……在圣母无原罪始胎节上，我的对手演唱了圣玛尔吉特，我母亲认为那孩子唱得“有气无力而且跑调儿”。我站在合唱团倒数第二排，像一条被扔到岸上的鱼，嘴唇蠕动、喑哑无声地演唱。我从“首席”变成了“末席”。神父在演出结束后挽着我对手的胳膊，沿着学校长长的走廊悠然散步，就像作曲家跟首席女歌手在首演结束时谢幕那样……我被混乱和阴谋包围了。第二个星期，我退出了神学会；神父并没有挽留我。很快，我在学校里加入另一派，选择了另一个我从来就不知道的派别或世界观。我意识到我的同学们，我的伙伴们，学校里的四百名男生，经常分成水火不容、相互敌对的两大阵营，每个人都属于某个阵营；我已经不属于那个人数众多、势力强大、思想简单的乌合之众，而是成为了一个少数派成员。我获得了一种命运形式，一种难与人为伍的个色地位；我从大集体中脱离出来，从那之后，我走上自己的路。但这个我只是很晚才知道。
在当时，剧社的经历并没有随着在圣母无原罪始胎节和3月15日举办的学校庆祝活动一起完全消失。每年两次，在某个星期六的下午，当地剧团都为学校里的学生举办青少年戏剧表演，上演《欧奥奇卡伊旅长》，当然是经过改编的青少年版，还有尤卡伊[112]的《金人》和一出名为《仙女爱情》的轻歌剧，音乐是由卡裘赫·彭格拉斯[113]作的。神学会会长和神父担心轻歌剧的题目太过轻浮，一起穿着米黄色教袍、戴着硬檐儿礼帽、整个一副精神导师装扮找到剧社的负责人，造访的结果是，为青春期孩子们表演的轻歌剧被迫改名为《仙女之爱》。然而在学校里的僧侣教师中很少有这类偏见很深、忧虑满腹的人物。教我们匈牙利文学的是一位诗人教师，一位满腔热忱的年轻神父，他经常在二层的演员包厢里跟演员们和女艺术家们一起观看演出；从四年级开始，他开始和我们可爱的家长们坐在一起。当然事先经过班主任同意，我们也观看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戏剧首演，至于哪出戏有爱国主义精神，则由班主任决定，而不是学生家长。因此，有一段时间我可以看《喑哑的愤怒》，但是当时风靡一时的《美丽的海伦》和让我的欲望与想象达到高潮的《艺妓们》，过了十几年之后我才看到。
<h3>4</h3>
从我六岁到十岁的那四年里，每天上午我都去艾玛阿姨家，我跟她学习书写、数学基础知识和匈牙利地理。艾玛阿姨是一位教师，给富裕人家的孩子们上私教；她有一只眼睛视力很差，教小学低年级学生书写字母就教了长达四十个春秋；尽管有着四十年的教学经验和实践，但她仍然像一个孩子。她过着像被消过毒似的纯洁生活，或许她只能在孩子们面前才能敞开心扉，也许正因如此，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极少能遇到她这类人。艾玛阿姨五十岁时，仍能感受到一个一年级小学生感到的兴奋；当她一遍又一遍手把手地教小孩子时，她自己也重新学习写字；当她成百上千遍举例讲解时，最先惊讶的是她自己；在她看来，在托付给她的每个孩子身上，她都能发现一个新世界。艾玛阿姨在课上从来不觉得无聊，只有在不由自主地困惑和吃惊时才会显得“严肃”。我们一起用彩色纸条做编织游戏，艾玛阿姨至少跟我一样全神贯注。头几个月里，我经常破坏上课的规矩，这让艾玛阿姨十分头疼，但她并没有为了维护自己的威信跟我较量，而是苦口婆心地央求我听话，并不在乎她的努力付诸东流。第一年岁末，我们成了知心伙伴，决心一起在更高的权威——父母和学监——面前掩盖这个令人悲哀的事实：我们只是玩了一年，什么也没学……在那四年无忧无虑、快乐而漫长的童年岁月，上午我去她家，每天我都兴奋异常，仿佛去参加一个奇特的幽会——艾玛阿姨比我年长十倍——我们坐在散发着樟脑球和苹果味的公寓里，坐在窗户旁边，因为街道上的风景总比课本更有趣。在黑檀木写字台的一角，在一只用布盖着的盘子里，总有上课的奖励和惊喜等着我：雪蛋[114]和海绵蛋糕，香草蛋糕，加了少许红果白酒的煮水果，或装在一条长布袋里的几枚花生、红枣和无花果……到了年底，我终归还是紧咬牙关地学会了写字！但我把艾玛阿姨急坏了，她有时低声下气地央求我，用颤抖的嗓音尽可能严厉地责备我：“我的孩子，你写的这是什么字啊！”她边说边无可奈何地叹一口气，发愁地用右手整着别在衬衣上的漆瓷胸针。“你永远学不会好好写字……”三十年过去，我再次见到了艾玛阿姨。有一次，我借回乡探亲之机登门看望了这位年过八旬的女教师。艾玛阿姨瞎着一只眼，在名曰“女士之家”的贫民敬老院安度晚年。她住的小房间“干净”得令人不安。就像三十年前一样，我俩坐在一张长沙发上，因为她把一些老家具也搬到了“女士之家”，她不属于那类三天两头换家具的时髦女性。房门上用粉笔写着伽什帕尔、梅尼黑尔特、博尔蒂扎尔神父名字的头一个字母，橱沿上摆放着装满煮水果的玻璃瓶。我情不自禁地环顾四周，看在黑檀木写字台的桌角上有没有用布盖着、盛有雪蛋和海绵蛋糕的餐盘。直到现在，我还会从艾玛阿姨那儿得到礼物，因为她已经习惯了这样；她送我的礼物都很别致，比方说，尤卡伊夫人拉波尔法尔维·茹若[115]的一张戏装剧照，因为艾玛阿姨认为“我肯定对女演员感兴趣……”。谢谢您，艾玛阿姨。
告别的时候，她开始跟我聊起天来，并将“女士之家”的留言簿硬塞给我，要我签下我的名字。我像染上舞台紧张症似的拿起笔，要知道，离艾玛阿姨最后一次鼓励我好好写字，时光已经流逝了那么久；在这样漫长的时间里，我经常如饥似渴地滥用从她那里获得的书写知识，耳畔总能听到从前她教我写字时爱说的口头语：“先生，写啊，朝上一点儿，再往下一点儿……”我一笔一划地用字母拼写我的名字。她又一次，也是这辈子最后一次弯腰审视我的笔迹，然后摇了摇头，用羞怯、期望的声音说：“你的书写，上帝啊，你的书写糟糕了很多……”她开始流泪，因为她已经太老了，只要过去的学生去看她，她每次都会哭。
直到今天我都不清楚：家里人为什么没送我去公立学校？为什么让艾玛阿姨给我上了四年的私教课？估计是担心我的健康，公立学校里经常爆发传染病，市民家庭尽可能将自己的掌上明珠送到科瓦奇大街的“贵族小学”；无产者的孩子们大多去另一所位于胡尼奥迪大街的学校读书。要知道，私教是一件很奢侈的事，只有家境优越的孩子们才可能这样读小学。小学校长和学监亲自上门为孩子考试；或许因此……考试那天，艾玛阿姨很早就来到我们家，穿着比平时更黑的丝绸衬衣，别着漆瓷的胸针，挂着漆瓷的耳环，将一块白色方巾铺在桌上，仔细抻平，好像在死囚的牢房里。我们摆好教科书，习字簿，手工编织和用泥捏后上色的、能够证明我“手工精巧”的苹果、梨、胡萝卜等模型，然后等着主管教学的大人物们光临。考试那天，家人让我穿上蓝绒水手装，脖子上系着白色、丝绸的大领结。在另一张桌子上，摆满盛着熟肉和小点心的盘子，玛丽特意为这天送来一瓶由她亲手盖火漆章的细颈托卡伊葡萄酒。考试的情景我隐隐约约记得一些；校长和学监提问，艾玛阿姨努力帮我回答。在考试开始时，我先将一个装有二十枚金币的信封递给艾玛阿姨；我父亲总是用金币支付学费，因为这样才很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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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六岁到八岁，我一直想努力做个“好孩子”。我两岁那年，我刚出生的妹妹从乳娘怀抱的襁褓里掉了出来；孩子的脑袋摔到地上，幸好死了。悲剧发生后，直到我的下一个妹妹出生，在那整整四年里，母亲对我娇生惯养。我总是穿着扎眼的衣裳，每次家庭聚会我都能得到一大堆玩具，我已经六岁了，仍睡在母亲床边带栏杆的小床上。她总是乐此不疲地绞尽脑汁，为我制作各种玩具，发挥神奇的想象力给我缝制古装戏服。我穿着它们在庭院里得意扬扬地招摇过市，让全楼的孩子都忌妒我。我五岁那年，母亲给我缝了一身骑兵戎装，并特意请鞋匠为我特制了一双由她设计的高筒马靴。母亲做的那些玩具，要比商店里买的大路货好玩得多，原创得多。母亲本来想当教师，年轻时毕业于女子职业高中的教育专业，并在出嫁之前教过几年书；出嫁之后，世界上少了一位一流的教育家。她有丰富敏捷的思维、无可比拟的幽默感和清澈透明的心灵，她一辈子都保持着充满天赋的孩子气，富于同情心，深得孩子们信任；我们感到，母亲不是那种“坐下来跟孩子们游戏”的成年人，而是真的跟我们一起玩，我们爱玩的天性感染了她，在她的内心深处，从来没从孩子的房间里彻底走出……她令人惊叹地组织家庭聚会，圣诞节在她手中变成了一出古代的神秘剧，房间里充满了神秘的惊喜；化装舞会结束后，她在家里举办假面狂欢。她从不知疲倦，一连几个星期跟女仆、女教师一起设计制作复杂的道具，最后将我们打扮成扫烟囱工、滑稽演员、仙女或女巫。母亲坐到钢琴前——只有家人，没有客人——我们穿着古装在客厅里纷纷登场。用人们也都化了装。没错，我的母亲，她非常会玩！她会从特殊的视角看人，她会把从街上、聚会上听到的故事编进她感人的节目里；人们看她表演，就跟读书一样。
这种田园生活一直持续到我六岁那年。妹妹出生后，立即夺走了我的头衔，占据了我的位置——也许，那只是我自己这样感觉，但是在我周围肯定发生了某些变化，我在家里不再排名首位，那种失落感无异于一个人遭到流放。“姑娘！”家里人叫我妹妹的口吻全带着十足的骑士风度，我母亲也总是这样叫：“姑娘！”我尽量做一个“好孩子”，想重新回到失去的天堂。我攒钱给母亲过生日——在我困惑无助的努力中，我至今都清楚地记得这件事——我决定送母亲一件能让她惊喜的神奇礼物。我一大清早就溜出家门，兜里揣了三十克拉卡伊，我在城中转了几个小时，最后买了一块形状好看、做成肉冻的牛肝饼带回家，送给了母亲。那段时间，我生活的气候阴云满天。每个家庭的历史中，都会经历这样的危机时期，虽然没有“发生”任何可以说得清道得明的事，但仍会为家人之间的现实关系蒙上一层几十年不褪的阴影。从六岁开始，我突然变得孤身一人。这个我跟谁都没说过，连我母亲都不知道。我在生活中感到烦恼、无助和孤独。家庭，温馨的巢穴，我再也无法回归，失去的乐园我只能在梦中寻找。“姑娘！”后来也一样，在几十年里，我觉得在我父母心里，对“姑娘”有一种人为的、坚定的、刻意的崇拜；我怀着受伤的心情开始回避，试图让他们意识到我遭受的鄙弃。家庭的等级制度微妙、复杂和敏感。后来，在我生活的危机时期，即使工作和毒品也无法完全征服我的神经官能症，我不得不开始留意同时代最典型人家的家庭关系，从其他人身上，我发现了有规律的重复和同样的结局。我总结出一个规律：假如第二个孩子——无所谓男孩还是女孩——的出生比前一个孩子晚两年以上，先出生的孩子会感到自己遭到鄙弃和伤害，而在“失乐园”后，首先感到的并不是想家；一岁半或两岁的孩子可以无意识地接受新降生的对手，比较容易真心地与之友好相处。我的两个弟弟都比我妹妹晚出生许多年，我最小的弟弟要比我妹妹小十几岁，他们得到所有“穿小了的衣服”；不仅是“穿小了的衣服”，还有藏到樟脑球里的情感……这些理论跟所有的理论一样实用。生活只偶尔尊重规律，大多数时候将一切理论都抛到脑后。
这样说或许有些轻率：一个人的生命画卷将如何展开，仅仅取决于一次伤害，就像从一个感染源滋生出所有的疾患。我妹妹的出生和啼哭，可能是我“受伤”的原因之一，也可能只是一个借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在那段时间里，我脱离了家庭，开始寻找新的集体，开始走上自己的路。我在那个人多、喧闹、温馨的大家庭里孤身独处，那种孤独状态我有的时候可以忍受，但也只能忍受短短一段时间，之后就会感到压抑不堪。我空寂的内心会在同时代人中爆发，寻找朋友，有时没有找到，有时磕磕碰碰，有时顺从，甚至哀求地试图将自己置身于一个作为“家庭补充”的人群里：就这样，我走进了“帮伙”世界。这些“帮伙”都是由年龄相仿、精神状态相似的男孩子组成，独立于成年人的社会之外，在并非真有意识的反叛中集结而成，他们无视成年人的法则和生活规范，很容易卷入无政府主义的漩涡。我母亲和老师们都没有注意到这个情况；至于我父亲，我们只是在吃午饭和晚饭时才能见到。当然，“帮伙”是由一个身强力壮、热情充沛的家伙领头，一个内心伤害很重、不能忍受社会或某种环境的男孩，逐渐在自己身边聚集起一个松散的团体；“帮伙”成员的时间、能力，甚至连生活背景都不受限制。在我小的时候，我曾经卷进两个这样的团伙。从八岁到十岁，我参加了第一个这类无政府组织；后来，在战争期间[116]，我十七岁那年，又混进了另一个“帮伙”，由于我们“玩儿大了”，有一位兄弟在一个特别的游戏中丧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