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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我们都能得到洁净。他思索着,沿着墙根慢慢走着,漫无目标,好像是在流浪。伙伴们已经在等他了。在他的口袋里,一盒纸牌沉甸甸地坠着。这是一个酷热的夜晚,潮闷得让人心神不宁。下午大概是下了一场温热的雨,雨水似乎又细又软,马路像被发光的涂料粉刷了。傍晚时分,山风袭来,又吹干了道路。空气里充满蒸人的闷热,是从雨后松软的大地里散发出来的;就像每到春季起了雾,潮气就黏附上人们的身体。
四月份,阿贝尔过了十八岁的生日。他看起来年岁比实际更小。在学校会议室外的走廊里,挂有很多往年毕业班的集体照。很多次,他看着这些照片,都会讶异于他和他的伙伴们与二十年、十年前毕业的学长们相比,是多么的不一样。那些学长们差不多无一例外地又高又瘦,或是充满男子汉气概,或是长得结实强壮。他们每一位看上去都是风华正茂的成年人,有着男子汉气概。还有的人蓄起了不短的唇须。与他们相比,阿贝尔他们却像还只被允许穿着短裤的少年,像病弱、消瘦、脸庞稚嫩的小孩子。似乎跟他们的年龄越接近的往届毕业生,容貌的线条看上去越柔和,越稚嫩。他发现了父亲毕业那一年的集体照:基津达伊,那位法官;克罗纳乌艾尔,那位军团医生;还有他父亲……现在他们都已经是大人了。克罗纳乌艾尔的唇须被搓捻成缕,尖尖地支棱着翘向两边,他的裤子是棋盘格图案。他父亲很有男子汉气概,膀阔肩宽。照片里的父亲跟阿贝尔了解的父亲相比,唯一不同的地方是他后来留起了胡子。但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出,在当时,二十四年前的父亲蓄须会是什么样子。阿贝尔想,如果他自己长出胡子或唇须,会是什么样子呢?想到这里他苦笑了一下。这个想法一点儿也不可行,因为他的脸非常白嫩,干净,没有一点须发。他的手也很小,像小孩子的手。也许,一届一届的人在逐渐退化。但是也有可能,人们这样是在进步。日本人就都很小,看上去也更老。
他开始阅读已经有两年了。他的阅读谈不上很规律,但是他读所有能搞到的书。有一天他写了一些东西。那年他十五岁。写完后他看了看写满字的那张纸,自己吓了一跳,赶紧把它塞进抽屉。第二天,他又把它拿出来读。那不是诗,但看上去也不是文章。他被吓坏了,当即把它撕掉。这个惊吓持续了好几天。那时候,他还活在“自我的世界”里,不和别人交流。这是什么?为什么要把它写下来?一个人拿起笔,然后写下什么,亲笔写下一些完整、完美的文字,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一个人为什么要这么做?作家也是这样写作吗?他与皮特聊过这些。皮特只是耸了耸肩。阿贝尔猜想,皮特肯定也在写东西。有一次,阿贝尔得到一本书,是一本从前线带回来的书。那是一本俄文书,上面印着俄语字母。那是一本小说。是一个不知名作家写的作品。一想到这些,阿贝尔就充满了惊惧。一位在俄国生活的陌生人,徒手变幻出一些形象、一些场景和一些悲惨故事,并把它们保存在纸上;于是,一个灵魂穿越过遥远的距离,来到他的双手之间。很有可能,这些全都是杜撰?……
阿贝尔站在书店的橱窗前,若有所思地注视着那些书籍。一定有什么秘密躲在这些书的后面,而不是书的里面,不是在书中的语句里;他想问的是,这些文字为什么要被写下来?他不知道该跟谁探讨这事。有时他试着跟埃尔诺讲,但是埃尔诺总是会说到别处,说到书的“内容”上面去。阿贝尔知道,其实内容只是次要的。真正应该知道的是,为什么会产生这些书?那个把自己的所想写下来的人,因此获得快乐了吗?可是他认为,与其说快乐,不如说是痛苦。那些东西被人写下,也就被丢下了,从此再跟这个人无关,变成他内心痛苦的记忆,像是一宗犯下的罪孽,从那之后永远让那个犯罪者为他自己的罪行 负责。
阿贝尔写过几首诗。有一首写了一个人的外观,还有一首写了一段在街上听到的谈话。没有人知道这个事。小团体里也没有人知道,姨母也不知道。迪波尔只对体育感兴趣,再有就是对剧院和女人。贝拉只对时尚和女人感兴趣。独臂小子只对女人感兴趣。格仑· 托马斯只对钞票和游戏感兴趣。埃尔诺对什么感兴趣?阿贝尔给不出答案。埃尔诺总是在忧郁地下棋,他的数学很了不起。但是,至于一个人为什么要在深夜坐在房间里,在纸上记录下他所见所闻的秘密,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引起埃尔诺的兴趣。
深夜,他独自坐在房间里,眼前铺着一张纸,父亲秘密、羞惭的小提琴练习闪现在他的脑际。他气恼地从桌旁站起来,躺到床上,然后迅速关掉了灯。他知道,他的写作并不是真正的写作,就像父亲拉小提琴。写作,并不仅仅是写下作者每天所看到或所听到的东西。每一件事情背后都另有意味、秘密、内涵和某种关联:这些才是应该知道、应该探究到底、应该表达出来的东西。有一次,他拿到一本《战争与和平》。阅读时,当他读到公爵从战场上回到家,看到死去的妻子,妻子脸上的表情好像在问: “你们到底对我做了什么?”——他打了一个寒战。他感到,有人在这里说出了或许难以用语言表述的东西。那是所有人类事情的轴心问题:你们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阿贝尔折回到中央大街。城市的光亮像病房里一样微弱。很多伴侣在便道上散步,剧院里的演出已经开始了。几位军官和熟知这城里许多人家隐私的驼背药剂师在一起,站在贝拉父亲开的那家规模不小的美食店前。他们上下打量着姑娘们,药剂师向他们讲着别人家的私事,取悦他们。那伙人中不时爆发出一阵哄笑。他们都是在战争中伤残、回乡疗养的军人,其中一位还穿着前线的军装。药剂师抬起手,遮挡在嘴边。
在剧院对面,咖啡馆的前边,演员靠在一个贴告示的圆柱上。他和独臂小子待在一起,正在大声地解释什么。当阿贝尔走到他们跟前,演员深情地向他问候。
“我们正在等你呢,小天使。”演员说。
演员随着剧团在秋初时节来到这座城市。他总是强调自己此前在首都演出,只是后来剧院倒闭了。演员四十五岁,却声称自己只有三十五。除了这一点小团体的成员们并不相信之外,演员所说的其他话他们都深信不疑。他在剧团里担任舞蹈小丑的角色,但他坚持要所有人都称他为芭蕾大师。剧团的演出合同中规定,剧团在每个演出季都要演几场歌剧,并且剧团的几位女高音和男高音都要出场。这种时候,舞蹈小丑会在剧团里教几段舞蹈。
演员已经发福,肚子凸起来,有了双下巴;这在舞蹈小丑的圈子里是很罕见的。但是观众喜爱他,因为他在演出时总把一些当地的八卦抖出来逗观众开心。他戴着浅栗色的假发。他脑袋的形状很像马头,下巴往前翘。他近视得很厉害,连舞台上为演员提醒台词的提词孔都看不到,但是为了让自己看上去漂亮些,他从来不戴眼镜,就像他自己说的,“一辈子都不 会戴”。
他叫奥玛德,在演出节目单上,他的全名是:沃尔鲍伊· 奥玛德。他说话有些大舌头,好像嘴里嚼着一个球。他穿着宽大松垮的衣服,刚好遮挡了他的肥胖。在舞台上他穿着特殊的束身衣——把自己箍得紧紧的,以至于被勒得血液全都涌到了脸上——因此,他看上去变得不及现实中一半胖。在他与这个世界之间,这好像成了唯一的误会:他的肥胖。他自己也总是对此发表议论。他总是长篇大论、引经据典地表白,告诉所有他认识或不认识的人:他并不胖。说到这个话题,他会使用精确到厘米的数字,并引用医学测量指标来证明自己很苗条,就像一只火烈鸟,无论从任何方面考量,他都是对一个完美男人身体幻想的现实版本;但是,他的肚子此刻凸了出来,因为说得忘情,他忘记使劲把肚子收回去。
他因此在街上也总是用芭蕾舞步踮着脚尖行走。他踩着轻柔、舒缓、摇曳的小碎步,用足尖驮着那副沉重的身体,却感觉那只是一根鸿毛,他还得小心别被风一下子吹跑。他总是把下巴刮到干净得皮肤发蓝;从来没有人见过他没刮胡子的模样。他在刮好的双下巴上薄薄地涂上膏和水白粉,然后把这个似乎是身体的一个独立部位小心地安放在深领口的V形区域。他偶尔会用又短又胖的、白皙的小手轻轻碰触一下他的双下巴,好像要确认它是否完好地待在原位,是否一切 正常。
演员整天都在街上出没,在中央大街最热闹的地段,在教堂和咖啡馆之间,从那里可以看到剧院的小门。从早到晚的每个时间段里,都能在这儿看到他走来走去,通常是跟一群人一起,都是他在说话。只有在午饭之后,他才撤到咖啡馆里,坐在中间位置的玻璃窗后,以至于所有从咖啡馆前路过的行人都不得不看到他,他也从那里可以注意到每个路人。他不玩纸牌。他不喝酒。他尤其回避剧团里的其他演员。他的衣服里散发出甜甜的肉桂香味,香得令人窒息。在街上这个味道也弥漫在他的周围,走在他前面的人可以嗅到:沃尔鲍伊· 奥玛德就在附近。
在他肉乎乎的手指上戴着两枚戒指,一枚红宝石的印戒和一枚婚戒。他从不否认自己是单身。戴戒指只是为了让一切看上去都很好。
演员抵达这座城市时,小团体的成员们已经混在一起了。在所有人类的集体中都会发生一种结晶的过程,只是我们尚未了解它的法则。事实上,他们从四年级开始才来到同一个班级。埃尔诺是唯一在这个班级里从头到尾熬了八年的人,他始终没离开这所学校。贝拉,那位美食店主的儿子,在来这儿之前,因为学习成绩差已先后试过三所学校;有一个学年他还在首都上过学,他基本上是在校园里长大的,住那种三十个人睡在一屋的宿舍。他从小就佩带跟校服成套的佩剑,是那种装饰短剑。迪波尔四年级时才转学到这里,那时上校被调来这里服役。阿贝尔在三年级时第一次来这里听公开课,此前他在家里学习。格仑兄弟是在这里出生的,与其说他们是城市的居民,不如说他们是这座城市的一部分。
四年级时,他们班里总共有五十名学生,毕业时只剩下十七个。关于战争,他们从不谈论,好像那根本就不存在。但是战争深入、隐蔽地带来某种看不见的破坏,哪怕是对他们而言,在生命中这个闭塞、狭窄、黑暗的一隅,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秘密地方,在一座外地城市一所中学的一个班级。战争爆发那年,他们在读五年级,全班一共五十个人。现在,四年过后,只有十七个学生毕业。很多人就这么消失了。农村的男孩们返回老家,去顶替他们父亲的工作。很多人无法承担学费。还有很多人不来了,没有人知道到底是因为什么。也许他们生病了。也许他们死了。确实有很多人死了,人们为他们送葬,举着印有祭奠花图案的校旗,合唱队为他们唱着挽歌。据说这几年有一百万人死在了各处的前线上。或者是两百万人?也有人说是三百万。而他们,深深躲藏在战争的背后,生活在大山之间。这座城市,似乎裹在襁褓与缠尸布里休憩,一切都很平静。战争只是通过发丝一样的管道渗透进来,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这些发丝般的管道,仿佛在看不见的、巨大的气筒的压力下,把城里的生命吸了去,换回的是泵进来的战争空气,就像来自前线的特殊毒气,在完全稀释和消减之后才渗透到这里,但仍旧具有足够的毒性使人四肢瘫痪,灼烧人们的肺脏,摧毁那些体弱的人。战争爆发时,他们班有五十名学生;明天,只有十七个人能坐到摄影师的面前。
有两年的时间,一直到七年级之前,小团体的成员们还并没有那么彼此在意。他们各自过着各自的生活,在彼此身边,但各顾各的。迪波尔痴迷于体育,阿贝尔钟情于文学,埃尔诺忙于学业。格仑家的男孩:皮特和托马斯,他们基本上不务正业。很难讲,究竟是什么把这些人的命运系到了一起,特别是当人们还小的时候,那时候利益还不会编织出友谊。贝拉坐在最后一排,几年来他都是班级的落后生之一;除了偶尔的礼貌用语,他几乎不跟阿贝尔和皮特搭话。阿贝尔偶尔会亲近埃尔诺,但总会得到一个小小的回击,一种解释不清甚至意识不到的拒绝,这使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远离了鞋匠的儿子。
把人们吸引在一起的通常不是对彼此的好感。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受折磨的痛苦感受,让两个人感到,他们应该走到一起。
阿贝尔有三年时间都坐在从门口数的第三列注。在他的身后窝着埃尔诺,靠右的第一列坐着迪波尔。四年级刚开学不久的一堂物理课上,阿贝尔无聊地盯着空气发呆,随后,他的目光开始在一列列的座位间游荡,他发现迪波尔正神情漠然、全然不顾地将脑袋埋在手掌里,在课桌下面读着什么。谁也不能说此刻的阿贝尔感到了震动。他最初感到的是这很无趣,便把目光移向别处,去看别的地方。但是,当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已无法再去注意别处时,他才暗自感到惊讶。他再次环顾教室,乱哄哄的课堂让人困倦,教室窗户上爬着很多只颜色发蓝的大肚子秋蝇。当他确信是迪波尔牵扯住了他的心绪,便再次好奇地朝他望去。也许在迪波尔身上还有什么他至今尚未发现的东西。也许那天他梳的头不一样,或是系了条特别的领带?他很仔细地观察着他,但是并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迪波尔的头发剪得极短,像士兵的头发。他穿着卡其色的衣服,系了一条绿色领结,有意无意地揉着太阳穴一带。他在阅读。他用手掏了一下鼻孔,抠出了什么,但他完全没在意,一直捏在手里揉搓;另外一只手在桌下翻着书。显然,他完全沉浸在了书里。他八成是在读关于体育的书,马术或是足球?阿贝尔好奇地看着他,想不明白迪波尔因为什么吸引了他。
他盯着迪波尔的耳朵。他在用手指揉按太阳穴,手指像钩子一样弯曲,手的轮廓柔软、圆润。从迪波尔四分之一的侧脸里,他看到他的鼻子。他脸部的线条硬朗,是普洛高乌艾尔上校更柔和一些的剪影,而且年轻了三十岁,他脸上长有雀斑。阿贝尔看得很仔细,紧蹙着眉头。事后他隐约发觉,似乎在那一刻,或者说在那几分钟里,他其实只是表述了那些早已在他的认知里存在、长时间积累起来的,关于迪波尔的看法。比方说,他早就知道迪波尔的脖子上有雀斑,就在他金色头发长成一个尖儿的后发际处,脖子的后面,就在突出的颈椎大骨节的上方。好像苍蝇拉下一堆屎,弄脏了他极白的皮肤。
迪波尔这会儿挪动了一下,把书塞进课桌里,好奇地向四周环视,好像他又回到了这个世界。这一刻,阿贝尔正好看到迪波尔瘪起来的、流露出不屑的嘴,以及挂在嘴角的不满的无聊。在这一刻,阿贝尔感到了深深的震撼。
下午,他一个人待在自己的房间里,画了一幅画,之后他把画板放到一旁,玩弄起画笔:在两个动作之间,他又感受到了那股惊奇,比上午的时候也更强烈了。
一个星期之后,小团体成为了小团体。松散的物质在一个瞬间结成了晶体,人们无法知道的是,在这一刻之前经历了怎样的过程。人们无从得知,是什么让一些人聚合到一起,就在不久以前,他们甚至还并不了解彼此,现在却集结到一起,只是从这一刻到下一刻,便融为一体,好像同谋犯们出于恐慌而紧密地聚拢在一起,甚至要比孩子跟父母,要比恋人们或杀人犯们都更紧密地抱团。他们努力从教室的各个角落往一起聚拢,迫不及待地,仿佛这一刻他们已等待了许多年,仿佛他们彼此有说不完的话。他们聚在了一起,然而就在一个星期前,他们还几乎彼此都不搭话。一直有点被大家瞧不起的贝拉,也很迫切地加入了进来,好像生怕因为来迟而错过了什么。但是,当他们在走廊的角落里,四目相对地聊着什么时:埃尔诺摘下了眼镜,所有人都沉默了。迪波尔站在中间。他本来正说着什么,但嘴里突然卡住了。大家全都沉默了,随后,所有人都不声不响地溜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他们站在咖啡馆的旋转门前。他很快地跟演员握了一下手。罗马皇帝真不愧为真正的统治者。奥玛德身上有着尼禄注的某些气质,他这样想。没错,尼禄也当过演员。你是第一个我可以以“你”相称的成年人,只须使用你我的称谓,就像一个成年人跟另一个成年人说话。他说他曾到过巴塞罗那。这也许是在说谎。应该搞明白他说的是不是真的。父亲这时应该在用晚餐。也许他下午锯掉了四条像演员的腿一样粗的下肢。劳约什也在这儿,他的一只胳膊也被锯掉了。今天奥玛德系了一条浅棕色领带,这是我见过的他的第四条领带。基津达伊先生来了,他被满大人判了死刑。他的领带是深蓝色的,上面有白色的圆点。黄色的丝绸,有绿色条纹。白色丝绸,有大个的蓝色圆点。艾泰尔卡有一件罩衫,是白色丝绸料子的,配大个的蓝色圆点。但她现在已经不穿了,一年前她还在穿。又是奥玛德身上的肉桂味。我和管家的女儿在院子里一起玩,我们后来去了放杂物的工具房,我们玩了一个游戏,就是我来惩罚她;她得趴在地上,我掀起她的小裙子,打她光着的小屁股,直到把它打红为止。这时,艾泰尔卡进来了,她看到了我们俩,她打了我一顿。当时我四岁。小女孩三岁。艾泰尔卡四十岁。有一次她忘记关上装内衣的柜子,我从里面拽出一块破布玩了起来,我把它系在我的额头上,就像女佣头顶上包着布的发髻。这被艾泰尔卡看到了,她的脸涨得通红,她从我手里抢过那块破布,然后打了我的手。今天我已经知道了,她拿着慌忙跑走的那块破布是她的胸衣,是洗完后刚被送回来的。现在的我又是从哪里得知,那破布是姨母的胸衣?谁也没跟我说过。那么姨母有乳房这件事,又有什么好让人恼怒的呢?奥玛德今天戴上了那个更漂亮的假发套。他的手是多么热啊!他的手那么软,以至于我的食指陷入了他食指下方的小肉垫里。奥玛德的假发很服帖。当我在柜子里,在一堆书的后面发现姨母的头发,我想,现在我终于可以揭示伪装了。姨母戴的不是秃子用的假发套,而是装饰用的假发。我发现的是两条很粗的,闪着光泽的大辫子。也许今天晚上我会告诉迪波尔。或者告诉奥玛德。也许对他们两个我谁也不说,我只对埃尔诺说。如果我告诉奥玛德,他肯定会回答: “小圆圆,小球球。注我的小朋友,我现在要惊得下颌脱臼。”然后他会张开嘴,在他厚厚的嘴唇间伸出他的肉舌头,就像他经常做的那样。他此刻笑了起来,我看到了他的金牙。演员放开了阿贝尔的手。他们一起走进了旋转门。
旋转门转动,挟着他们进了咖啡馆。外地城市的咖啡馆里,这种时候只有些不做正经营生的人待在那里。在咖啡馆后部独立出来的牌室区域,那些还不肯去睡觉的家伙们还在硬撑着。在一间厅室里坐着两位销售员,还有一位当地报纸的编辑,他是一个矮个子,头发一丝不苟地梳成中分,穿着像一个上等人,但让人看着很不对劲。正对门坐着郝瓦什。他手里拿着纸牌,秃头上的汗水泛着光。他偶尔把手伸向口袋,然后摸出一块鲜红的巾帕擦拭额头。他是城里的当铺老板,以前曾是磨坊经理。当他们路过他的面前,他嘴里在念叨:三张顺,主牌国王,主牌王后注。演员和阿贝尔停下脚步向他问好。作为回应,郝瓦什做了一个好像是要从座位上起身的动作,但这其实只是幻象;他那硕大的身体纹丝不动地粘在椅子上。他说,祝你们好运,朋友们都已经到了。从他的身上折射出消遣的欢乐,这把他很快又拽回到牌桌上。他嘴里又念叨了一句“四个对”注。比起咖啡馆前部更宽敞的厅堂,牌室里的空气要更酸一些。也许是因为小屋里的通风比较困难,打牌者的汗出得厉害。打牌者把雪茄屁股扔在地上。一些人往还没熄灭的烟头上吐唾沫,慢慢地,刺啦作响着熄灭的烟草冒出呛人的烟雾,把飘浮在咖啡馆里的烟雾的底层也填满了。小团体的成员们坐在一间小屋子里,跟以往一样,跟他们还被禁止公开光顾咖啡馆注时一样。演员坐在主座上。阿贝尔坐到了埃尔诺的身旁。
“有人骗了大家。”阿贝尔平静地说。
他拿出扑克牌,摊开在桌子上。
“我不想等了。”他说。他惊奇地听到自己的声音是那么的平静。“在来这里的路上,我还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说还是不说,但现在我还是说了吧。我不知道这个人已经欺骗了很久,还是今天只是第一次?……他自己带来了两个A,一个红桃A和一个橡子A;还有两张10,一张葫芦10和一张绿叶10。在我们看牌的时候,他在自己十一点注的牌面上偷偷加上一张10;或者,他已经拿到的三张牌加起来一共是十,这时他不再要牌,而是悄悄地自己添进一张A。你们看这些牌,牌的背面和我们玩的牌的背面一模一样。根本无法区分哪个是我们的,哪个是骗子的牌……”
埃尔诺望着空气,摘下了眼镜,蹙紧眉头。贝拉脸色煞白,他把单片眼镜夹在他胀鼓鼓的、长满青春痘的脸上,这是他第一次公开戴上这只镜片。迪波尔微微张开了嘴唇,紧咬着牙关。
“你们现在就来我家,”贝拉说,“就现在。你们来查我的抽屉、柜子、我的书和衣服口袋,你们也可以把里衬都给剪开,全部都查查。你们可以把我家整个房子查一遍。如果要搜身的话,在这里立刻就可以搜。”
“蠢货,”迪波尔说,“你坐下。”
他的脸此时更白了。他的额头白得就像用白灰刚粉过的墙。他的嘴在抖着。
“没错,你真蠢。”阿贝尔接过话,“问题不是我们要搜你的身。谁的身都不能搜。劳约什当时还只是在一旁观战。但是证据摆在这里。两个A,两张10。有人自己带了作弊的牌,揣在兜里,或者藏在袖口折起的地方。总之我们中间有人欺骗了大家。”
“你小点声说话。”独臂小子说。
他们靠拢了些。“问题是,”阿贝尔压低了声音继续道,“我们永远都不能知道他是谁。懂么?永远不知道。我们现在可以分别检查每一个人,但是我们都一样的可疑与无辜。这和钱有关。今天下午谁赢了?”
他们推算了一下。贝拉和埃尔诺大约赢得差不多。贝拉玩得很莽撞,埃尔诺则玩得很谨慎。阿贝尔和迪波尔都输了。“欺骗的也可能是,”阿贝尔说,“输了的人。也许他欺骗是因为他输钱了。所有人都同样的可疑。如果你们愿意,我也很可疑。是的,是我发现了这个骗局,但是也可能,我这样为自己找乐,我喜欢这样冒险。也许是我骗了你们,现在我来到这里,提出质疑,而我从你们的痛苦中获得了享受。所以我说,搜身的说法是再愚蠢不过的。我们都一样有嫌疑。”
“所有人都有嫌疑。”独臂小子高兴地说,咧开嘴笑了。
但是没有人注意到他。阿贝尔看着空气,嘴角露出痛苦的表情。
“也许还不会是我在欺骗。”他思索着,然后一字一顿地说,“真的不寻常,我们每一个人都涉嫌。看起来,所有有嫌疑的人也都有罪。”
“够了。”独臂小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