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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校夫人站在两张床的中间。她的手臂上挎着一件迪波尔的黑色衣服,手里拿着他那鞋油打得锃亮的黑色系带皮鞋。她是踮着脚尖进来的,用她软绵绵的、打着晃的腿,费力地——踩在脚尖上——站在阴影里。两张床之间的四方窗户里已经透出微微的光亮。她气愤的、狡猾的目光在两张床之间看来看去。
劳约什枕在高高的枕头上,身体挺直,一动不动,像是死人。他唯一剩下的一只手搭在胸上,缺了胳膊的那个空空的睡衣袖管耷拉在床边。迪波尔的脸庞宁静、严肃、平滑,他几乎是横着躺在床上,一条腿也从鸭绒被里伸了出来,他的手紧紧抓着枕头。
上校夫人吃力地把手臂上的衣服举到她高挺的鼻子前。她闻了闻。透过布料的味道,她嗅到男孩身体的味道和廉价香水挥发后留下的味道,它们都是男孩夜里从外面带进家的。当她凌晨把丢得散乱的一件件衣服都拾到一起,用衣刷梳理它们时,那香味冲进她的鼻子。看看,她想,男孩晚上是和女人睡 觉了。
这是谁也骗不了的确凿事情,她想,男孩和女人睡觉了,如同所有的男人一样。男孩的父亲也是同样地,身上和衣服上带着这样的味道回到家,而她无眠地坐在家里的床上,消瘦的肩膀上散落着她稀疏的长发。她坐在睡袍里,在各种设想的恐惧中嘤嘤呜呜地啼哭着。因为她能在想象中看到那个男人,看到他四方的头往一个陌生女人的乳房中间钻去,他的大腿根往那个陌生的大腿根上蹭来蹭去。她被偷窃了,母亲被偷窃了,这个家的主人被偷窃了。这才是重点,也是永远不能被忘记的:他偷窃了她。他们全都偷窃了她,她这样想,她感到屈辱。在她被忌妒所折磨的这些年里,这个想法总是最令她痛苦的:就是猜疑他们偷窃了她。是她那奇怪的小家子气把这个家里各不相同、四散飘荡的目的聚拢在了一起。她吝啬地把一切都仔细地收起来,那些男人们从这个家里带走的:每一枚钢镚儿,每一滴血。这里的一切都是她的,因为是她固守着这个家,她本身就是家:她感觉自己是这个大世界里的一座岛,在这座岛上人们盖了房子,人们住了进来;她就是所有的一切,所有的一切都在她的身体上生发,在她的血肉之上。但是男人们离开她,去了别的女人那里。他们偷窃了她:这三个男人从家里偷到外面去说的每一个词都让她感到忌妒。他们把钱带去给陌生的女人,还有他们温柔的情话,都是从她这里偷走的,所有的那些动作,他们的血,还有他们的汗。然后有一天,他们全都离开了她,抛弃了这座岛,偷偷摸摸地,用那些虚假的借口;他们说是责任在召唤,是祖国在召唤,是誓言在召唤,然后,当他们回来时,再没有一个人和以前一样。其中的一个缺了胳膊。她看着那垂下的、空荡荡的睡衣袖筒。那胳膊毫无疑问是她的。是她生下来的。是她身上的一块肉,而男孩却不知在哪里把它贱卖了。他说是在战争里——但是她知道,这只是些说辞。战争是男人们制造的,让他们可以逃开家,因为他们不愿意顺从于家庭,也不想挣钱养家。
而这个小的晚上和女人睡了。她小心地踮起脚注,在枕头间的阴影里用目光寻找着男孩的嘴。那嘴张着,血红地肿着。他爸爸的嘴唇也是这个样。现在他也要离开了,只留下她自己,而这岛也将沉下去。
她把衣服放在椅子上。她已经活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她知道,她应该死去了。也许再过一年吧,也许就在明天。她的腿涨满了积液注。夜里,她有时无法听到自己的心跳。她已经习惯了死亡的想法。她谈起死亡就像谈论一项友好而亲密的家庭庆典。她已经可以想象自己的死去;只是她还是感到不安,因为她想到她的儿子们那时会走进来,带来医生和清洗尸体的阿姨,也就是布戴尼克夫人:她会为她脱去衣服,然后用加了醋的水清洗她瘦弱的身体和她死去的、软绵绵的腿,比起思维和感觉,那腿早已经死了。她当然不愿意以尸体的姿态在布戴尼克夫人面前展示自己。布戴尼克夫人曾经是接生婆,她看过她比裸体还要赤裸的样子,那是在她带男孩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布戴尼克夫人属于这个家庭,基于一种联盟,她属于所有女人的大家庭,也属于普洛高乌艾尔上校的家庭。奶奶也是由她给清洗了最后一次。小迪波尔是由她给洗了第一次。真可笑,她想,回头也由布戴尼克夫人来完成这个任务,让自己干干净净地上路,用醋水洗去她四肢上的汗液。但是,她不能忍受这期间男孩们停留在这个房间里。这一幅折磨人的画面——就是当布戴尼克夫人清洗她的时候,男孩们可能会停留在房间里,也许是出于慈悲,或者出于无能为力的不知所措——在她什么也做不了、动不了生病的这几年里,总在困扰着她。她知道为什么不能允许男孩们看到她赤裸的身体,无论是活着还是死了,都不能够!她穿着高领的、领口闭合的长睡裙。男孩们从没看过她宽衣清洗,也从没见过她穿着稍有暴露的衣装。她知道,几十年来,这一道她亲手建立起来的、矗立在她的身体与儿子们中间的隔离墙,哪怕只是从一道墙缝间窥视过去,这一切也将坍塌不在。男孩们在她身上只看到母亲,不再有别的角色,仅仅是母亲,最高法律的守护者。有关肉体的想法——就是他们的母亲也是一个女人,一个可以被男人搂进臂弯,可以往她的耳朵里吹拂甜言蜜语,可以用手指逗弄她身体的某些部位的女人——在男孩们的心里从来不曾有过。在病榻上,她如果想到这里,便呻吟起来。在死之前需要和布戴尼克夫人谈谈。现在,连最小的一个也要离开家了,夜里他和陌生的女人睡了,她感觉自己已经可以放弃那抗争了。死亡已经近了。
她吃力地回到自己的房间,躺回到床上。三年来,从这张床上,她只有在夜晚,在其他人全都睡着的时候,才偷偷下来走动。男孩们不必知道她还可以走动。这几年来,男孩们已经确信了她是和床绑在一起的。这样很好,这个她所设计的战术是有一些益处的,那就是把这个家拢在了一起。她把钥匙都放在枕头下面,还有八千克朗的抵押和信用的票据,少量的首饰,镶了碎钻的几枚黑色釉彩徽章和她的一些耳坠。一根长的金链子和一小块金表也被她放在了枕头下面。床下的皮箱里放着银器。那是老式的手工打制的银器,是这个家族曾有过的辉煌的遗存。还有上校每个月从前线寄回来的少量现金,被她装进一个鹿皮的小口袋里,挂在她的胸前。这就是全部了。至于把所有这些都像装麻袋一样地收在一起——秘密地在她的掌控之下——是为了增强她假装无能为力的优势。这是有极大优势和目的性极强的战术,就是她无能为力地躺在床上。所有的一切,这个家整个的血液循环都绕着她的床边运行。她这样躺了三年,看上去不能动弹。她知道现在在打仗,但是在她真正的理解里,那只是借口和托词,是给予了她的丈夫一个可以离开家,不用坐在她的病榻边的一种途径。一年前,大点儿的男孩也是用这个借口离开了。现在要轮到小的了。他们全都欺骗了我,她疲惫地想着。
她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夜里她梦见了牙齿。她梦到她所有的牙齿都掉了。她知道这意味着死亡,她的这么长的人生和所有的解梦书上的经验都告诉她,这表示死亡。她要死了,而男孩们会搜这房子,他们会找银器,那些有价的票据,还有首饰。她隐隐约约地在考虑一种基金会,一种由孤儿事务局管理的基金会,每个季度可以从银器中给男孩们和他们的爸爸一只勺子,或是一只叉子。她瞪着眼睛躺在床上,注意听着每个清晨都一模一样的一串声响。过上一段时间她就会疲惫,然后小睡一会儿。她总这样待在床上,夜里也是,穿着一件陈旧,并不很干净的蕾丝边睡裙,像在等待来探望她的人。她认为应该有很多人来看望普洛高乌艾尔上校的夫人,这应该是再正常不过的。但是她并没有注意到,长久以来并没有谁来看望过她。她人生的最大梦想从来不曾实现过,就是由她,普洛高乌艾尔上校夫人来举办一次宴会,用上这房子的所有房间,一共是三间,还有装饰了灯笼的院子,搬到户外的家具,在几张小桌子上摆上红酒、冷餐烤肉和甜点:一次宴会,也许还要找吉卜赛人来演奏,团里所有的军官都要出席,也许师长,还有在市长带领下市里的官员们也能来待上半个小时吧。她时常会琢磨房间的大小够不够,也总是核算宴会的支出大概需要多少。她会和她的两个儿子站在院子的入口迎接客人。她会穿上那件灰色的丝绸衣服,那还是专为她的银婚而制作的,在那之后就再也没有穿过了。而上校可以在这次宴会上戴上他所有的勋章。如果她想到这个幻想了无数次却从未能实现,但是它的每一个细节都被认真又具体地设计好了的梦,她便开始哭泣。而这一切从没有任何人知道。
男孩们起床了,水开始哗哗地流。他们在洗漱,还低声说着话。女孩在厨房里做着活。一天就这样开始了。在这场特殊又复杂的抗争中,她动弹不得地参与其中。她在床上指挥着家务的维系和男孩们生活的每一个环节。她把食物存放在正对着她的床的杯具柜里。她让杯具柜的摆放刚好可以看清女孩的一举一动,每一把面粉,每十克五花肉肠,每一枚鸡蛋,她都看得清清楚楚;女孩每次关好玻璃柜门,她都会把钥匙重新放回枕头下面。如果男孩们离开家,她会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直直的目光紧盯着他们的身后,穿过墙,追随着他们,一直看着他们。有时她会觉得她看到儿子们在城市里,当他们在街角闲逛,她能看到清晰的情节,听到他们的声音,然后她会出神地想,他们与他或者他在说些什么?当他们晚上回到家,她会详细地问询他们,有时她所看到的真的和男孩们所说的相吻合。
女孩走了进来,亲吻了她的手,端进来早餐,拉起了卷帘。她把钥匙递给女孩,然后仔细地注意着女孩在杯具柜那儿的每个动作。她把糖罐抱进怀里,然后数出来五块。男孩们每人一块半,她和女孩每人一块。太阳的炎热从窗户灌进屋里,已经有了些夏日的威力。“今天的午饭要做肉,”她对女孩说,“打开一瓶樱桃。你用之前的那瓶李子果酱做水果馅饼,它就在那块肥皂旁边。”她闭上了眼睛。就让这一天好像他的生日一样。
这一天得送给他点什么。她把所有的资产都思量了一遍;但是每一件礼物都会带来损失,会为诱惑提供机会。如果她把金链子送给他,他会把链子卖掉或者当礼物送给一个女人。每一天都要为普洛高乌艾尔准备白色的手套。夏天里每两天要换一件衬衫。当他发情了,他会在洗澡水里混进一些香水。而她呢,家里的母亲,永远用普通香皂洗澡。
“他说我身上有膻味。”她只用了一半的声音,对着空气这样说。
女孩摆弄餐桌的手停了一下;但她并不抬头,她已经太熟悉这个病人的习惯,就是她时常既没有引语也没有关联的低声话语,而且从不期待回答。女主人斜眼偷偷观察女孩是否听到了她的抱怨。她其实并不在意会被听到。那反而会让她喜悦,就是她可以借着疾病的借口,时不时地,一次次地向这三十年来让她操心和折磨她的一切发出声响,对此她已经无法自拔。普洛高乌艾尔有一次发现她不用香味皂,也不用香水。如同大多数军官夫人的手,她的手有汽油味,因为普洛高乌艾尔的手套每天都要清洗。最近一段时间这些伤口总会让她焦心。很多幅普洛高乌艾尔的相片就挂在她对面的墙上,在床的上端,是他单调的军人生涯里各个阶段的照片,从中尉最后到上校,最后一张是他穿着前线的军服骑坐在马背上的相片。她对着这些照片说话已经有三年的时间,在漫长的夜晚和下午时候,无声地,或者只是低声地和它们说话。普洛高乌艾尔逃去了前线,他在那里肯定大吃大喝还管高利贷借钱。想到这儿她感觉很高兴,因为这些高利贷的麻烦回头普洛高乌艾尔可要自己去解决了。从那蹙紧的眉头下,她尖锐的目光找寻着上校的脸庞。她嘲讽地望着他。
男孩们亲吻了她的手,然后坐到早餐旁边。这段时间劳约什又穿回普通人的衣服。他穿上很久以前的夏衣,衣服穿在他身上已经很小、很瘦了,他看上去又像个上学的男孩子。他空空的袖管塞在右侧的衣兜里。手术后他可怕地胖起来,变得胆小和贪吃。对于被严格分配的食物他总是嫌少。午饭时他总要从弟弟和妈妈那里接受援助,用抱怨的声音要求更好吃的,要求和别人换餐;女孩也抱怨他有时会把中午给晚上留出来的饭在下午偷偷地吃掉。母亲想,多么幸运,我把食物都存在了这间屋里。自打从医院回来,劳约什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好似被吹起来的球,母亲怀疑他是在哪里偷吃了东西。他嘴部神经质的颤抖已经好了,但是眼里的光暗淡了下来,只在他偶尔的幸灾乐祸时才能见到他眼中闪着光。
他的声音也变得陌生:很缓慢,好像歌唱一样;如果他要什么又没能得到,他会委屈地、扭扭捏捏地抱怨,好像他还是孩童的时候。他变得爱偷嘴和行动迟慢。母亲没敢把他撵去工作。她不得不忍受这个二十岁的儿子与小儿子的朋友们每天一起无所事事地混日子。他有时会穿上他少尉的制服,把奖章都别在胸前,长久地站在镜子前面,就在母亲的房间里,对着镜子把身子转来转去,自言自语,好像他小的时候,完全不管房间里有母亲的存在,好像在玩模仿当兵的游戏。当着母亲的面他也没有羞耻感,母亲的问话他也不作答,像一个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事情里的小孩子。
他们会要钱吧,她这样想。然后她闭上了眼睛。早晨了,战争开始了。这战争在夜晚,在她的梦境里都不曾结束。她紧闭着她那薄薄的、无血色的嘴唇。夜里,她已经在合计今天该给迪波尔些什么了:为了他的毕业集体照,还有毕业宴会。她想送给他一幅圣人的照片,是圣劳约什的照片,那是他们家族的守护圣人,因为父亲普洛高乌艾尔的名字也叫劳约什。但她不能确定圣劳约什的照片能否为迪波尔带来喜悦。不管怎样,她还是把那照片准备了出来,夹进祈祷书,然后放好在床头柜上。
“母亲,”劳约什用唱歌似的抱怨腔调说,“迪波尔需要钱。”
清晨,在他们洗漱时,他们已经商量好了这最后的、共同的攻击。妈妈得把钱交出来。已经没有别人能帮得上了。妈妈把钱交出来,然后下午他们付清郝瓦什的钱,再把银器偷偷运回它的位置。迪波尔已经自愿到战前训练营报了名,小团体今天晚上就可以解散了。在他们中间再没有人说起那个晚上。是劳约什把迪波尔带回家的,他把他放躺在床上,为他脱下鞋子,照顾他,好像照顾一个病人。他为他盖好被子,然后坐在他的床边,直到他睡着。迪波尔无力地承受了一切。夜里,他从床上爬起来,走到劳约什床前,看到劳约什闭着眼睛睡着,他才小心翼翼、偷偷摸摸地去了洗漱间,用肥皂和刷子开始洗他的嘴和脸。他搓洗了很久,洗完自己的脸,他又回到床上。
他清醒着,不安地躺在床上,偶尔抬起手到嘴边,蹭着自己的唇。慢慢地,床开始与他一起旋转;不过,在这眩晕里已经有了一些让他平静的东西。他感觉到了旋转的结束,现在,唱片马上就要停下来了,安静即将到来,他们一动不动地站着,渐渐亮了起来,太阳升起来了。早上我要去游泳池,他想。他感觉到自己处在很深很深的坠落之后,已经可以踏实地躺着了,因为已经没法继续坠落了;只是此时此刻还动弹不得,因为还需要担心会不会因此断了胳膊或者是腿。他时不时地摸一下嘴,然后轻松地微微笑了。已经不会再有麻烦找上他了,所有的严重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妈妈交出钱,然后每个人都继续他的生活。可以好起来的,他想。如果我从这里逃开,我会好起来的。
“我什么也不知道,”代替了回答,母亲说,“没有人告诉我什么。我在这里无能为力地躺着,也许连早上也等不到了;但是你们凌晨才回的家,从那该死的窗户。我还不知道,我的小迪波尔,你考试过了么?”
昨天以来,他们已经彻彻底底地忘掉了迪波尔的考试失利,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以至于现在母亲这样一问,他们需要使劲地想一下才想起来这事儿。“成绩呢,我的孩子?”母亲问道。独臂小子环顾了一下四周,好像母亲并不在房间里似的,他大胆地说:
“你看到了吧,她会给的。相信我,无论如何她得给。”
母亲的眼里淌出滴答滴答的泪水。只要她愿意,她总能哭出来。迪波尔带着绝望的漠然表情看着她,这三年来他已经习以为常,就是如果他们问母亲要些什么,她就会开始哭泣。
“成绩还没有发。”他安抚地说道。母亲一直平稳地哭,没有起伏,好似启动了一台一段时间里都无法让它停下来的装置。当她擦干了眼泪,她找出圣人的照片,然后递给了迪波尔。
“这会保护你的,”她说道,抽着鼻子,“我也不敢问你们夜里是去了哪里。我知道你今天需要钱,小迪波尔。我已经了解过了。毕业宴会需要多少?”
“没有毕业宴会,”劳约什回答,“是五月节。”
“五月节?全新的习俗。”她不认同地说。“结束时天气肯定很凉了。劳约什,你要带上件大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