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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贖回皇帝,皇太后特命開貯藏金銀寶貨的「內承運庫」,揀選蒙古部落喜好的金珠重寶,裝滿了八個箱子。此外哭腫了雙眼的錢皇后,亦罄其所有,包括她自海州娘家陪嫁來的首飾及金銀器皿在內,裝了兩箱子,一起當作名為犒賞的贖金,由太常寺的四夷館及行人司,各派幹員,在兵部特遣的精騎護衛之下,星夜出居庸關,過懷來衛,一路打聽也先的蹤跡,終於在大同遇到了。
也先是前一天八月廿三,挾擁皇帝到達大同城下的。也先命袁彬與守城的都督郭登,城上城下,遙遙相語,說也先有話,只要有大批金銀送來,他就可以將皇帝放回來,同時要求開城放他進去面談。
郭登的回答是,金銀沒有,城亦不開。皇帝深為不悅,命袁彬傳旨:「我跟郭登是至親,何以如此見外?」
原來郭登的曾祖父名叫郭山甫,與太祖是小同鄉,亦是鳳陽人,精於相法。他的子女很多,獨獨說他的老二郭興、老四郭英,將來會出將入相。郭興與郭英想不出在蒙古人統治的天下,飽受歧視的漢人,如何得以出將入相?只以父親這麼說,就算妄言,亦只好妄聽。
元順帝至正十二年春天,在皇覺寺當和尚的太祖,由於定遠人郭子興起兵,而元將徹里不花不敢攻郭子興,只以俘良民,誣以為盜而邀賞,看著禍將及身,彷徨無計,在菩薩面前卜卦問去留,哪知留既大凶,去亦不吉,因而思量:「莫非要我舉大事?」這一卜居然大吉大利。太祖由此下定決心,去投郭子興。
路過郭家,日暮朮窗。郭山甫一見驚喜,太祖的面相,既醜且怪,頭頂矗起,顴骨高聳,鼻尖下巴,皆往上掀,而郭山甫認為這在相法上名為「五嶽朝天」,貴不可言。
「我說你們將來能夠出將入相,」他向郭興、郭英說,「就因為你們命中得遇這樣一位貴人。」
於是他命兩子隨同太祖去投軍,後來果然都因汗馬功勞而封侯,一個是鞏昌侯,一個是武定侯。兩侯之妹亦侍太祖,封為寧妃。洪武十五年,馬皇后崩,太祖不復立后,寧妃曾攝中宮事,直至洪武三十一年,太祖駕崩。
武定侯郭英的子女,比他的老祖宗郭子儀的七子八婿還要多,有十二子、九女,其中一子尚太祖第十二女永嘉公主;兩女一配皇十五子遼王,一配皇二十四子郢王;有個孫女,也就是郭登的堂姊,為仁宗貴妃,所以皇帝說他跟郭登是至親。
但是,郭登怕城門一開,也先乘機進攻,因而答奏:「臣奉命堅守大同,不敢擅自啟閉。」
袁彬怒不可遏:「郭登,你無父無君,我跟你拚了!」說完,打算一頭撞死在城墻上。
這是故意作出劇烈的舉動,以激郭登。果然有效,城頭放下一部軟梯來,讓袁彬上城。一見抱頭痛哭,然後會同大同鎮守太監郭敬,及逃入大同的官員一起商議,決定由郭敬捐出私財兩萬銀子,連同庫藏龍袍及其他服御等物,出城進獻皇帝。郭登另具深心,回城召集勇士七十餘人,密謀奪回皇帝。
第二天,京城送來的十箱珍寶到了,也先自然笑納。但對送回皇帝一事,不置可否。到得半夜,下令拔營,帶著皇帝往北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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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不斷有扈從官員脫險回京,兵敗的真相,逐漸明白。自七月二十出京後,第二天宿營龍虎台,軍中夜驚,是不祥之兆,便有人擔心出師不利。二十三日出居庸關,經懷來衛西行。二十七日抵達宣化府,連日風雨,人心惶惶,隨駕諸臣,紛紛上表,請求駐蹕宣化,而王振不許。八月初一到了大同,兵士乏糧,僵屍滿途;兵部尚書鄺埜奏請回蹕,當然也是白說。
但是大同鎮守太監郭敬的話,在王振認為是自己人的心腹之言,聽進去了。郭敬告訴王振,也先所部,強悍無比,京營雖眾,未必便能取勝。王振有些害怕了,決定回鑾。大同都督郭登跟扈從的內閣學士曹鼐與張益說:車駕應入紫荊關,往東八十里便是易州,穩捷可靠。但王振是山西蔚州人,要請皇帝臨幸他的故鄉,以便誇耀鄉里。因此原來應該往東南的行軍方向,改成直指正東。
時值秋收將屆,數十萬大軍踐踏田地,哪裏還有收成之可言。王振一看要挨鄉人的罵了,趕緊改弦易轍,仍舊取道宣化府。就這樣一耽誤,警報來了。
八月十三日,駕至懷來以西的土木堡。鄺埜上奏說,此去懷來二十里,請車駕疾驅入關,以重兵殿後,可保無虞。奏上沒有消息,鄺埜一打聽,原來王振預備帶回家鄉的輜重一千餘輛車子,尚未到達,需要等待。
其時太師成國公朱勇帶領的前鋒三萬人,已經跟也先交了鋒,大敗而潰。此是何時,不顧萬乘之尊,而重千乘輜重?鄺埜直叩行宮,當面奏請。
王振大怒:「你這個書獃子,懂甚麼軍事?」他厲聲呵斥,「再亂說話,殺掉你!」
「我為社稷生靈,你別拿死來嚇我!」鄺埜亦抗聲回答,「我不怕死。」
他雖不怕死,無奈王振不聽,喝一聲:「把他弄出去!」頓時有幾名校尉上前,半扶半拖地將他攆出行宮。
第二天八月十四,也先已經迫近了。這時王振才發現一件非常糟糕的事,土木堡是高地,掘井深到兩丈,尚不及泉,人馬皆渴,而十五里外的一道河,也就是唯一的水源,已先為也先所占,怎麼辦?
於是思量奪圍,而也先已從土木堡旁邊一處名為麻谷口的地方入侵。都指揮郭懋守住谷口,激戰終夜。到了第二天中秋佳節,居然出現轉機,也先派了使者來談和。
皇帝欣然同意,特召翰林學士曹鼐至御前寫好談和的敕書,遣派兩名通事,偕同也先的使者回去覆命。
就在這時,王振下令移營向懷來進發,剛剛越過壕溝,也先所部,揮舞著長刀,呼嘯而至,聲震山谷。又饑又渴的京營兵,喪失鬥志,已非一日,爭相逃命,自相踐踏,屍上疊屍。血流成河。
將相大臣殉難的,除了入閣掌機務的學士曹鼐、張益以外,還有兵部尚書鄺埜、戶部尚書王佐、刑部侍郎丁鉉、工部侍郎王永和、右副都御史鄧棨。五品以下的官員,不可勝數。但突圍脫險的大員,亦復不少。禮部侍郎楊善,便是其中之一。
此人字思敬,是京城中的土著,十七歲那年中了秀才,適逢「靖難之變」,以參與守城之功授官,永樂元年改為鴻臚寺序班。鴻臚寺掌管慶典朝儀,所以序班這個從九品的官職雖小,卻能常近天顏。楊善長身玉立,風儀極美,音吐洪亮,舉止漂亮,所以每每為成祖所矚目,循序漸進,一直升到鴻臚寺正卿。前幾年升為禮部侍郎,但仍舊兼管鴻臚寺。
死裏逃生回到京城,楊善第一個要看的人是于謙。因為鄺埜既已殉難,兵部便是于謙當家。明朝的兵部權重,尚書別名「本兵」,既理軍政,亦掌軍令,「本兵行邊」,遇有不稱職守的將帥,可以就地撤換。如今六師傾覆,大敵當前,長驅而入,直撲根本之地,已到了危急存亡之秋,于謙的責任極重。楊善覺得有將在前方的所見所聞告訴他的必要。
這一夕深談,使得于謙知己知彼,獲益匪淺。但談到王振的跋扈妄行,于謙忍不住發同:「他人還則罷了,莫非英公亦不能制他?」
「英公」指英國公張輔,他的父親叫張玉,在元朝便是軍政最高長官的「樞密知院」。元亡以後,在沙漠中待了十八年,歸順明朝,自從五品的副千戶幹起,逐漸變成燕王麾下的大將。燕王得以成大事,文的靠做了和尚的姚廣孝,武的便靠張玉,不幸中道捐軀,陣亡在山東東昌府,年五十八歲,燕王痛極而泣,即位後追贈張玉為榮國公。仁宗洪熙元年加封為河間王,張輔便是他的長子。
但張輔之貴,是靠他自己的戰功。燕王即位為帝後,封侯安伯;永樂三年進封為新城侯;四征交趾,進封英國公。仁宗即位掌中軍都督府事,加官「太師」,威震中外。這樣一位四朝元老,對王振竟不能發生制衡的作用,實在是件不可思議的事。
「英公之不能制王振,已非一日之事。倘或能制,根本就不會有這一次的『北狩』了。」北狩是皇帝親征、連番不利以後,才流行起來的名詞。楊善喚著于謙的別號又說:「廷益,你要想到,英公的獨子才九歲。」
于謙憬然而悟。張輔這年七十五歲,一子早經夭折,直到六十七歲,他的侍姬方又為他生子,單名為「懋」。「懋」字有多種解釋,張輔取「懋而允懷」之義,表示喜悅。這也是可想而知的。
因此,可以推斷張輔這幾年能制王振而無所作為,是想到年逾古稀,去日無多,而獨子方幼,如果與王振結了怨,怕他將來會報復。這使得于謙想到了楊士奇的往事,不由得長嘆了。
「唉,朝廷柱石都以家累而累國,若非楊文員跟英公養癰貽患,何至於有今日!」
楊善將他的話細想了一會,方始明白。自永樂以來,號稱「三楊」的楊士奇、楊榮、楊溥,歷事四朝,賢相當權,國泰民安。宣德十年正月,宣宗駕崩,九歲的皇帝即位,王振越過他的前輩金英,成為司禮監掌印太監,日形跋扈。其時訓政的是太皇太后──仁宗皇后張氏,有一天御便殿召見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禮部尚書胡濙,向侍立在旁的小皇帝說道:「這五個人是先朝所留給你的,凡事你要跟他們商量。他們不贊成,你就不能辦。記住沒有?」
皇帝跪下來答一聲:「記住了。」
接著,宣召王振。等他一跪下來,太皇太后臉上立即如籠秋霜。「你侍奉皇帝,種種不法!」她斷然說道,「賜死!」
「死」字出口,「宮正司」的女官,雙雙以白刃加頸。王振魂飛天外,以眼色向皇帝乞援。於是小皇帝向祖母下跪求情,皇帝一跪,五大臣自然亦都跪了下來。
太皇太后看著他們說道:「皇帝還小,哪知道這些人會替國家帶來極大的禍害?」接著訓誡王振:「我看在皇帝跟大臣的分上,今天饒了你。此後不准干預國事。」
話雖如此,由於制度使然,干預國事是避免不了的。不過有三楊在,不敢為非作歹而已。如是一兩年以後,王振向三楊說道:「國家大事,全靠三位老先生,不過三位老先生,也高年倦勤了,以後該怎麼辦?」
「身為老臣,」楊士奇答說,「自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嗐,老先生,你怎麼說這話?」楊榮接口,「我輩已老,無能為力,應該以人事君。」
王振正要他如此說,第二天就薦了四個人入閣:曹鼐,黃衷、陳循、高穀,都是進士出身,陳循且是狀元。
既言「以人事君」,即不能不同意王振的舉薦。閣臣七員、三楊勢孤,楊士奇因而埋怨楊榮,而他另有說法。
「王振討厭我們,我們就算能撐下去,他能甘心嗎?一旦夜半宮門出片紙,命某某人入閣,我們能抗旨嗎?倒不如現在讓他舉薦,還不敢援引小人。這四個到底是我輩中人,何礙?」
楊士奇這才明白他的深意,頗以為然。到得正統五年,楊榮請假回福建掃墓,歸途在杭州病歿,得年七十。又不久,楊士奇請假回籍,王振唆使言宮動手。原來楊士奇的長子楊稷,曾經仗勢殺人,言官翻案彈劾,閣議不加法辦,只以彈章封寄楊士奇。但言官復又列舉楊稷橫行不法的罪狀幾十件之多,內閣無法庇護,拿交大理寺拘繫,暫且不審,皇帝且特為下詔安慰楊士奇。這一來,楊士奇自覺無顏還朝,一直不肯銷假;楊溥益覺勢孤。而其餘閣臣都是後進,無力與王振對抗。到正統七年,太皇太后駕崩,王振隨即將太祖所立,置於宮門,上鑄「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十一字的一塊鐵牌,悄悄盜走了。如果有楊士奇在,王振不敢這麼做。這就是于謙所以發「朝廷柱石,以家累而累國」的感慨的緣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