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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贖回皇帝，皇太后特命開貯藏金銀寶貨的「內承運庫」，揀選蒙古部落喜好的金珠重寶，裝滿了八個箱子。此外哭腫了雙眼的錢皇后，亦罄其所有，包括她自海州娘家陪嫁來的首飾及金銀器皿在內，裝了兩箱子，一起當作名為犒賞的贖金，由太常寺的四夷館及行人司，各派幹員，在兵部特遣的精騎護衛之下，星夜出居庸關，過懷來衛，一路打聽也先的蹤跡，終於在大同遇到了。
也先是前一天八月廿三，挾擁皇帝到達大同城下的。也先命袁彬與守城的都督郭登，城上城下，遙遙相語，說也先有話，只要有大批金銀送來，他就可以將皇帝放回來，同時要求開城放他進去面談。
郭登的回答是，金銀沒有，城亦不開。皇帝深為不悅，命袁彬傳旨：「我跟郭登是至親，何以如此見外？」
原來郭登的曾祖父名叫郭山甫，與太祖是小同鄉，亦是鳳陽人，精於相法。他的子女很多，獨獨說他的老二郭興、老四郭英，將來會出將入相。郭興與郭英想不出在蒙古人統治的天下，飽受歧視的漢人，如何得以出將入相？只以父親這麼說，就算妄言，亦只好妄聽。
元順帝至正十二年春天，在皇覺寺當和尚的太祖，由於定遠人郭子興起兵，而元將徹里不花不敢攻郭子興，只以俘良民，誣以為盜而邀賞，看著禍將及身，彷徨無計，在菩薩面前卜卦問去留，哪知留既大凶，去亦不吉，因而思量：「莫非要我舉大事？」這一卜居然大吉大利。太祖由此下定決心，去投郭子興。
路過郭家，日暮朮窗。郭山甫一見驚喜，太祖的面相，既醜且怪，頭頂矗起，顴骨高聳，鼻尖下巴，皆往上掀，而郭山甫認為這在相法上名為「五嶽朝天」，貴不可言。
「我說你們將來能夠出將入相，」他向郭興、郭英說，「就因為你們命中得遇這樣一位貴人。」
於是他命兩子隨同太祖去投軍，後來果然都因汗馬功勞而封侯，一個是鞏昌侯，一個是武定侯。兩侯之妹亦侍太祖，封為寧妃。洪武十五年，馬皇后崩，太祖不復立后，寧妃曾攝中宮事，直至洪武三十一年，太祖駕崩。
武定侯郭英的子女，比他的老祖宗郭子儀的七子八婿還要多，有十二子、九女，其中一子尚太祖第十二女永嘉公主；兩女一配皇十五子遼王，一配皇二十四子郢王；有個孫女，也就是郭登的堂姊，為仁宗貴妃，所以皇帝說他跟郭登是至親。
但是，郭登怕城門一開，也先乘機進攻，因而答奏：「臣奉命堅守大同，不敢擅自啟閉。」
袁彬怒不可遏：「郭登，你無父無君，我跟你拚了！」說完，打算一頭撞死在城墻上。
這是故意作出劇烈的舉動，以激郭登。果然有效，城頭放下一部軟梯來，讓袁彬上城。一見抱頭痛哭，然後會同大同鎮守太監郭敬，及逃入大同的官員一起商議，決定由郭敬捐出私財兩萬銀子，連同庫藏龍袍及其他服御等物，出城進獻皇帝。郭登另具深心，回城召集勇士七十餘人，密謀奪回皇帝。
第二天，京城送來的十箱珍寶到了，也先自然笑納。但對送回皇帝一事，不置可否。到得半夜，下令拔營，帶著皇帝往北走了。
※※※
由於不斷有扈從官員脫險回京，兵敗的真相，逐漸明白。自七月二十出京後，第二天宿營龍虎台，軍中夜驚，是不祥之兆，便有人擔心出師不利。二十三日出居庸關，經懷來衛西行。二十七日抵達宣化府，連日風雨，人心惶惶，隨駕諸臣，紛紛上表，請求駐蹕宣化，而王振不許。八月初一到了大同，兵士乏糧，僵屍滿途；兵部尚書鄺埜奏請回蹕，當然也是白說。
但是大同鎮守太監郭敬的話，在王振認為是自己人的心腹之言，聽進去了。郭敬告訴王振，也先所部，強悍無比，京營雖眾，未必便能取勝。王振有些害怕了，決定回鑾。大同都督郭登跟扈從的內閣學士曹鼐與張益說：車駕應入紫荊關，往東八十里便是易州，穩捷可靠。但王振是山西蔚州人，要請皇帝臨幸他的故鄉，以便誇耀鄉里。因此原來應該往東南的行軍方向，改成直指正東。
時值秋收將屆，數十萬大軍踐踏田地，哪裏還有收成之可言。王振一看要挨鄉人的罵了，趕緊改弦易轍，仍舊取道宣化府。就這樣一耽誤，警報來了。
八月十三日，駕至懷來以西的土木堡。鄺埜上奏說，此去懷來二十里，請車駕疾驅入關，以重兵殿後，可保無虞。奏上沒有消息，鄺埜一打聽，原來王振預備帶回家鄉的輜重一千餘輛車子，尚未到達，需要等待。
其時太師成國公朱勇帶領的前鋒三萬人，已經跟也先交了鋒，大敗而潰。此是何時，不顧萬乘之尊，而重千乘輜重？鄺埜直叩行宮，當面奏請。
王振大怒：「你這個書獃子，懂甚麼軍事？」他厲聲呵斥，「再亂說話，殺掉你！」
「我為社稷生靈，你別拿死來嚇我！」鄺埜亦抗聲回答，「我不怕死。」
他雖不怕死，無奈王振不聽，喝一聲：「把他弄出去！」頓時有幾名校尉上前，半扶半拖地將他攆出行宮。
第二天八月十四，也先已經迫近了。這時王振才發現一件非常糟糕的事，土木堡是高地，掘井深到兩丈，尚不及泉，人馬皆渴，而十五里外的一道河，也就是唯一的水源，已先為也先所占，怎麼辦？
於是思量奪圍，而也先已從土木堡旁邊一處名為麻谷口的地方入侵。都指揮郭懋守住谷口，激戰終夜。到了第二天中秋佳節，居然出現轉機，也先派了使者來談和。
皇帝欣然同意，特召翰林學士曹鼐至御前寫好談和的敕書，遣派兩名通事，偕同也先的使者回去覆命。
就在這時，王振下令移營向懷來進發，剛剛越過壕溝，也先所部，揮舞著長刀，呼嘯而至，聲震山谷。又饑又渴的京營兵，喪失鬥志，已非一日，爭相逃命，自相踐踏，屍上疊屍。血流成河。
將相大臣殉難的，除了入閣掌機務的學士曹鼐、張益以外，還有兵部尚書鄺埜、戶部尚書王佐、刑部侍郎丁鉉、工部侍郎王永和、右副都御史鄧棨。五品以下的官員，不可勝數。但突圍脫險的大員，亦復不少。禮部侍郎楊善，便是其中之一。
此人字思敬，是京城中的土著，十七歲那年中了秀才，適逢「靖難之變」，以參與守城之功授官，永樂元年改為鴻臚寺序班。鴻臚寺掌管慶典朝儀，所以序班這個從九品的官職雖小，卻能常近天顏。楊善長身玉立，風儀極美，音吐洪亮，舉止漂亮，所以每每為成祖所矚目，循序漸進，一直升到鴻臚寺正卿。前幾年升為禮部侍郎，但仍舊兼管鴻臚寺。
死裏逃生回到京城，楊善第一個要看的人是于謙。因為鄺埜既已殉難，兵部便是于謙當家。明朝的兵部權重，尚書別名「本兵」，既理軍政，亦掌軍令，「本兵行邊」，遇有不稱職守的將帥，可以就地撤換。如今六師傾覆，大敵當前，長驅而入，直撲根本之地，已到了危急存亡之秋，于謙的責任極重。楊善覺得有將在前方的所見所聞告訴他的必要。
這一夕深談，使得于謙知己知彼，獲益匪淺。但談到王振的跋扈妄行，于謙忍不住發同：「他人還則罷了，莫非英公亦不能制他？」
「英公」指英國公張輔，他的父親叫張玉，在元朝便是軍政最高長官的「樞密知院」。元亡以後，在沙漠中待了十八年，歸順明朝，自從五品的副千戶幹起，逐漸變成燕王麾下的大將。燕王得以成大事，文的靠做了和尚的姚廣孝，武的便靠張玉，不幸中道捐軀，陣亡在山東東昌府，年五十八歲，燕王痛極而泣，即位後追贈張玉為榮國公。仁宗洪熙元年加封為河間王，張輔便是他的長子。
但張輔之貴，是靠他自己的戰功。燕王即位為帝後，封侯安伯；永樂三年進封為新城侯；四征交趾，進封英國公。仁宗即位掌中軍都督府事，加官「太師」，威震中外。這樣一位四朝元老，對王振竟不能發生制衡的作用，實在是件不可思議的事。
「英公之不能制王振，已非一日之事。倘或能制，根本就不會有這一次的『北狩』了。」北狩是皇帝親征、連番不利以後，才流行起來的名詞。楊善喚著于謙的別號又說：「廷益，你要想到，英公的獨子才九歲。」
于謙憬然而悟。張輔這年七十五歲，一子早經夭折，直到六十七歲，他的侍姬方又為他生子，單名為「懋」。「懋」字有多種解釋，張輔取「懋而允懷」之義，表示喜悅。這也是可想而知的。
因此，可以推斷張輔這幾年能制王振而無所作為，是想到年逾古稀，去日無多，而獨子方幼，如果與王振結了怨，怕他將來會報復。這使得于謙想到了楊士奇的往事，不由得長嘆了。
「唉，朝廷柱石都以家累而累國，若非楊文員跟英公養癰貽患，何至於有今日！」
楊善將他的話細想了一會，方始明白。自永樂以來，號稱「三楊」的楊士奇、楊榮、楊溥，歷事四朝，賢相當權，國泰民安。宣德十年正月，宣宗駕崩，九歲的皇帝即位，王振越過他的前輩金英，成為司禮監掌印太監，日形跋扈。其時訓政的是太皇太后──仁宗皇后張氏，有一天御便殿召見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禮部尚書胡濙，向侍立在旁的小皇帝說道：「這五個人是先朝所留給你的，凡事你要跟他們商量。他們不贊成，你就不能辦。記住沒有？」
皇帝跪下來答一聲：「記住了。」
接著，宣召王振。等他一跪下來，太皇太后臉上立即如籠秋霜。「你侍奉皇帝，種種不法！」她斷然說道，「賜死！」
「死」字出口，「宮正司」的女官，雙雙以白刃加頸。王振魂飛天外，以眼色向皇帝乞援。於是小皇帝向祖母下跪求情，皇帝一跪，五大臣自然亦都跪了下來。
太皇太后看著他們說道：「皇帝還小，哪知道這些人會替國家帶來極大的禍害？」接著訓誡王振：「我看在皇帝跟大臣的分上，今天饒了你。此後不准干預國事。」
話雖如此，由於制度使然，干預國事是避免不了的。不過有三楊在，不敢為非作歹而已。如是一兩年以後，王振向三楊說道：「國家大事，全靠三位老先生，不過三位老先生，也高年倦勤了，以後該怎麼辦？」
「身為老臣，」楊士奇答說，「自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嗐，老先生，你怎麼說這話？」楊榮接口，「我輩已老，無能為力，應該以人事君。」
王振正要他如此說，第二天就薦了四個人入閣：曹鼐，黃衷、陳循、高穀，都是進士出身，陳循且是狀元。
既言「以人事君」，即不能不同意王振的舉薦。閣臣七員、三楊勢孤，楊士奇因而埋怨楊榮，而他另有說法。
「王振討厭我們，我們就算能撐下去，他能甘心嗎？一旦夜半宮門出片紙，命某某人入閣，我們能抗旨嗎？倒不如現在讓他舉薦，還不敢援引小人。這四個到底是我輩中人，何礙？」
楊士奇這才明白他的深意，頗以為然。到得正統五年，楊榮請假回福建掃墓，歸途在杭州病歿，得年七十。又不久，楊士奇請假回籍，王振唆使言宮動手。原來楊士奇的長子楊稷，曾經仗勢殺人，言官翻案彈劾，閣議不加法辦，只以彈章封寄楊士奇。但言官復又列舉楊稷橫行不法的罪狀幾十件之多，內閣無法庇護，拿交大理寺拘繫，暫且不審，皇帝且特為下詔安慰楊士奇。這一來，楊士奇自覺無顏還朝，一直不肯銷假；楊溥益覺勢孤。而其餘閣臣都是後進，無力與王振對抗。到正統七年，太皇太后駕崩，王振隨即將太祖所立，置於宮門，上鑄「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十一字的一塊鐵牌，悄悄盜走了。如果有楊士奇在，王振不敢這麼做。這就是于謙所以發「朝廷柱石，以家累而累國」的感慨的緣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