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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德尔被领入设在普林茨-阿尔布雷希特大道的一楼办公室，希姆莱正坐在一张大桌子的后边，面前码放着一摞卷宗。他身着党卫军全国领袖的制服，藏在台灯的光亮下，像个黑衣恶魔。他抬头看过来的时候，夹鼻眼镜后边投射过来的目光冰冷无情。
身着黑色皮衣的年轻人把拉德尔带进来，将公文包放在一张桌子上，挥臂敬纳粹礼道：“我奉命把人带到了，领袖阁下。”
“谢谢，罗斯曼，”希姆莱说道，“你在外面等一会儿。过会儿可能还得找你。”
罗斯曼离开了，拉德尔等在一旁。希姆莱像备战清障一样小心仔细地把案头上的文件叠放在一旁，又拿过公文包若有所思地端详着里面。很奇怪，这个时候拉德尔反倒有些回过神来了。他开口说了句冷笑话——这种冷笑话一向是他在许多场合里保持风度的手段：“领袖阁下，哪怕是马上要砍头的人也有权利抽上最后一根烟吧？”
希姆莱竟然笑了笑，尤其是吸烟本来就是他最嫌恶的行为。“当然，请便。”他摆摆手道，“他们告诉我说你很勇敢，中校先生。你的骑士十字勋章是在冬季战役的时候获得的吗？”
“是的，领袖阁下。”拉德尔一只手灵活地打开香烟夹子，取出一支。
“然后呢，就一直在为卡纳里斯将军效劳？”
希姆莱又端详起了公文包。拉德尔边等候边抽着烟，试图让香烟尽可能燃得久一些。台灯映照下，屋子确实显得一片和谐，壁炉里明晃晃地燃着火，顶上的墙壁挂着一个镀金相框，里边是元首亲笔签名的肖像。
希姆莱说：“提尔皮茨河沿那方面最近的动向我一清二楚。你觉得惊讶吗？比方说吧，我知道本月二十二号你拿到了一份常规报告，是军事谍报局一个扎在英国的特工写的。她叫乔安娜・格雷。这份报告里还提及了温斯顿・丘吉尔的大名。”
“领袖阁下，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拉德尔说。
“还有更有意思的事情呐。你把军事谍报局一处关于她的所有文件都调阅了，切断了她与梅耶上尉的联系。这些年来，这个梅耶一直是她的接头人，所以我理解，他很焦虑。”希姆莱一只手放在公文包上道，“好啦，中校先生，我们这个年纪就别捉迷藏了。我在说什么你心里清楚。那么你有什么可跟我汇报的吗？”
马克斯・拉德尔是个现实主义者，这种场合下他没得选，因而说道：“领袖阁下，您可以在那个公文包里找到全部资料，只有一样东西除外。”
“是空降兵团库特・施泰因纳中校的军事法庭庭审卷宗吧？”希姆莱从桌上一旁的文件堆最上面拎起一份文件，递过去道，“公平交易。我建议你到外面去读。”他边从公文包里抽出档案边说，“我需要你的时候会找你的。”
拉德尔就要把胳膊举起来了，但是仅存的一点儿倔强和自尊把这个举手礼变成了日常的敬礼。他立正致意，开门离开，走进了接待室。
罗斯曼正躺在一张便椅上，翻阅着一份《信号》——德国国防军刊行的杂志。看到拉德尔他颇为意外，问道：“要走了吗？”
“没那么好运呐。”拉德尔把文件掷在茶几上，松了松皮带道：“我得好好看看这东西。”
罗斯曼笑道：“我去问问有没有咖啡，看起来你得在这儿陪我们一会儿了。”
说罢他走出去。拉德尔又点燃了一支烟，坐下，打开了文件。
针对华沙犹太区的最终清洗日期定在了四月十九日[22]。由于希特勒的生日是在四月二十日，因此希姆莱希望能将这一行动作为送给元首的一个称心如意的礼物。然而当行动总指挥、党卫军区队长冯・撒梅尔恩-弗朗克涅科率部挺进之时，他们竟被莫德哈伊・安涅列维奇[23]带领的犹太抵抗组织给打出了城外。
希姆莱立即用党卫军旅队长、警察少将尤尔根・施特鲁普换掉了他，又派遣了一支由党卫军和波兰、乌克兰叛军混编成的增援部队。尤尔根・施特鲁普十分重视这次行动，要求不留一砖一瓦、不留犹太人一个活口。花了二十八天，他才亲自向希姆莱报告“华沙犹太区不复存在了”。
行动第十三天，施泰因纳和他的部队搭乘从东线开往柏林的医疗专列抵达了华沙。列车的冷却系统出了问题，要在这里停上一两个小时抢修。高音喇叭里发出了命令，要求任何人不得离开车站。车站的门口有宪兵把守，负责落实这一命令。
施泰因纳手下的大多数人都在车厢里等着，但是施泰因纳自己想出去活动活动腿，李特尔・诺依曼也跟他一起走了出去。施泰因纳的伞兵靴已经完全磨坏了，皮大衣也破烂不堪，因此他只好裹了一条满是尘土的白色围巾，还有一顶士官才会愿意戴的船形帽。
把守车站大门的宪兵用枪抵住了他的胸口大喊：“你没听见命令吗？退回去！”
诺依曼说：“看起来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很想让我们一直闷在里面啊，中校。”
宪兵大吃一惊，赶紧立正行礼：“对不起长官，我没认出来。”
正好后面传来了一阵脚步声，一个声音叫道：“舒尔茨！这是怎么回事？”
施泰因纳和诺依曼不管不顾，径自走到外面。滚滚的黑烟遮蔽了城市的整个天空，炮声仍在远方翻腾嘶吼，枪声不绝。突然一只手拍在了施泰因纳的肩膀上，他回过身，看到了一位制服打理得一丝不苟的少校，宪兵的黄铜领花挂在他的脖子上，熠熠生辉。施泰因纳叹了口气，拉开围巾。他胸前不光挂着标识他身份的军衔领花，还有一枚骑士铁十字勋章，勋章下面装饰着橡叶，说明他已经被两次授予此荣誉。
“施泰因纳，”他开口道，“空降兵团的。”
少校无奈，礼貌性地敬了个礼，又说：“对不起，长官，但是命令就是命令。”
“你叫什么名字？”施泰因纳问道。尽管中校脸上懒洋洋地笑着，他的声音却略藏锐利，这说明他已经有一丝不快了。
“我叫奥托・弗朗克，长官。”
“很好，现在我们彼此认识了。可不可以麻烦你解释一下这里到底怎么了？我记得一九三九年波兰军队就投降了吧？”
“他们要把华沙犹太区夷为平地。”弗朗克说。
“谁们？”
“一支别动队。是党卫军和许多别的部队混成的，尤尔根・施特鲁普旅队长负责指挥。这些犹太土匪啊，长官，他们一幢房子一幢房子地跟我们交火，还在地窖里、在下水道里打伏击，顽抗了十三天了。所以我们要把他们全都消灭干净，要对付这些臭虫这是最好的办法。”
列宁格勒挂彩之后的康复假期里，施泰因纳去法国看望了父亲，发现他性情大变。很多时候，老将军都对接到的新命令心存疑虑。这是因为六个月前，他去参观了波兰奥斯维辛的集中营。
“库特，那儿的指挥官叫鲁道夫・霍斯，那就是一头蠢猪。你能相信吗，这家伙是个杀人犯，本来判他终身监禁，一九二八年的大赦才把他放出来。他搞了许多专门建造的毒气室，上千上千地屠杀犹太人，把金牙之类的小物件摘下来之后就把尸体往大炉子里扔。”
老将军已经喝得半醉了：“库特，我们就是为了这个打仗的吗？我们就是为了保护像霍斯这种蠢猪而战？到时候天底下的人会怎么说？我们全都有罪？因为袖手旁观，所以全德国都有罪？我们这些正派人、这些有荣誉感的人袖手旁观，全然不管？上帝啊，我可做不到。我没法儿这么活下去。”
库特・施泰因纳站在华沙火车站的大门口，这些记忆在他脑海里一如昨日重现。他努了努嘴，示意少校退后几步，说道：“好吧。如果这场仗打输了我可太高兴了。”说罢，擦着少校身边走了过去。
弗朗克少校大吃一惊，旋即大怒。走过去的时候诺依曼插言道：“放松些，少校，放松。”
铁轨另一侧的月台上，一队党卫军正在驱赶一群又肮脏又衣衫褴褛的人，让他们靠着墙排成一排，一件件地把衣服往下脱。一眼瞥去，完全辨认不出来这些人的性别。
一个宪兵站在月台边上监视着，施泰因纳问：“那边儿干什么？”
“是犹太人，长官。”宪兵回答道，“他们都是今天早上从犹太区来的货，这是要把他们运到特雷波尔卡去处理掉。之所以让他们脱得那么赤条条的，主要是因为里边的女人。曾经有女人把上了膛的手枪藏在裤子里边。”
铁轨对面传来了一阵粗鲁的笑声，有人痛得大声喊叫。施泰因纳一脸嫌恶，扭过头去，却发现诺依曼正沿着月台往列车的末端张望。有个十四五岁光景的小女孩儿，头发乱蓬蓬的，小脸被烟熏得黢黑，裹在改短了的男式大衣里，用布条胡乱地系住。她贴在月台下面的边缘旁蹲着。大概是从对面的人群里偷偷溜出来的吧，显然是想等医疗专列开动的时候拽住车厢把手逃脱。她把获得自由的筹码完全押在这上面了。
月台边上的宪兵一下子就发现了她，迅速吹响警哨，跳下月台，追过去抓她。她尖叫着努力挣脱，奋力爬上月台，跑向车站大门。没想到弗朗克少校恰好从办公室出来，她闪躲不及，一下子扑到了少校的怀里。
少校抓着她的头发狠狠地甩，小女孩晃得像只被抓住的小老鼠。少校骂道：“下贱的犹太小婊子，我来教教你什么叫规矩！”
施泰因纳抢步上前。诺依曼赶紧叫道：“别，长官！”无奈晚了。只见施泰因纳一把攥住弗朗克的领子，狠狠拽过来，这一下子弗朗克差点跌倒。施泰因纳把小女孩儿抢过来，让她站在自己的身后。
勉力站稳的少校怒不可遏，向腰间皮带上的枪套摸去。但是施泰因纳马上从大衣里掏出一把鲁格手枪紧紧抵住他的眉心，说：“你动一下，动一下我就把你脑袋崩开花儿。考虑考虑。我不介意贯彻仁义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