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灰烬之河 28 (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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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德克消失了。”卡特尔说，“偶尔，机构会给各类追捕纳粹的人放出些假消息，说什么有人目击拉德克正在南美的某些都市藏身云云。当然，他就住在普拉赫，一直用路德维格·沃格尔的名字在格伦手下工作。”

“可悲啊。”基娅拉嘟囔着。

“当时是1948年，”卡特尔说道，“情势有了变化。纽伦堡审判已经进行得差不多了，各方对进一步的诉讼都失去了兴趣。纳粹党员医生们都重新行医了；纳粹学者们都回到了大学课堂；纳粹党员法官都坐回了法官席。”

“于是一位名叫埃瑞克·拉德克的纳粹屠杀犯摇身一变，成了美国的高级特工，需要重点保护。”加百列说道，“他什么时候回到维也纳的？”

“1956年，康拉德·阿登纳将格伦机构正式组建成了西德的情报部门：联邦情报局，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BND。埃瑞克·拉德克，也就是如今的路德维格·沃格尔，再一次为德国政府效力了。1965年，他回到维也纳，建起了一张谍报网，并且努力争取中立立场的奥地利新政府，确保他们向北约和西方倾斜。沃格尔是中情局和西德联手打造的。我们协同合作，完成对他的掩护。我们到国家档案馆洗白了他的档案。我们为他办了一家公司，名叫多瑙河谷贸易和投资集团，给他运营。我们又漏斗一般喂给他客户，确保他的经营成功。沃格尔是个精明的生意人，不多久，多瑙河谷的盈利开始用于资助我们全奥地利的谍报网。简言之，沃格尔是我们在奥地利最重要的一笔财富，也是我们在全欧洲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是位大师级的间谍。柏林墙倒下了，他的工作也结束了。而此时他也老了。我们切断了同他的关系，感谢他的出色工作，从此各走各路。”卡特尔举起了双手，“至此，我认为，算是故事的结尾了。”

“不见得吧，阿德里安。”加百列说道，“否则，我们也不会在这里。”

“你指的是麦克斯·克莱恩带来的针对沃格尔的传言？”

“你们也知道？”

“沃格尔向我们发出警告，说我们在维也纳可能出现异常状况。他要求我们干预，消除所有的传闻。我们告诉他，我们不能那么做。”

“所以他自己出手解决问题了？”

“你的意思是说，沃格尔制造了战争索赔处的爆炸案？”

“不仅如此，我还认为他谋杀了麦克斯·克莱恩，为了让他永远闭嘴。”

过了片刻，卡特尔才开口答话：“如果沃格尔真是案犯，那么他一定通过了许许多多重掩护，你绝不可能逮他个正着。另外，爆炸案和麦克斯的死是奥地利国内的事情，不是以色列的事，又不会有任何一个奥地利检察官对路德维格·沃格尔展开谋杀罪调查。这是条死胡同。”

“他的名字叫拉德克，阿德里安，不叫沃格尔，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为什么拉德克对伊莱·拉冯那么关心，以至于要下手谋杀？而且即使伊莱和麦克斯·克莱恩确实能够证明沃格尔真的就是拉德克，奥地利国家检控官也不可能再审判他了。他太老了，太多的时光流逝了。没有目击证人，除了克莱恩之外再没别人了，在奥地利，就凭一个老犹太人的话，拉德克是绝不会获罪的。既然如此，何必诉诸暴力？”

“这么说来，似乎你已经找到合理的解释了。”

加百列望着他身后的沙姆龙，用希伯来语嘟囔了几句。沙姆龙将一个文件夹递给加百列。那里面装满了调查过程中他收集的所有材料。加百列打开它，取出一件东西：那是他在萨尔茨卡默古特的拉德克家里拿到的，照片上是拉德克同一个妇人和一个十几岁的男孩。他将照片铺在桌上，转了个角度，让卡特尔看清楚。卡特尔看看照片，又把眼光移向加百列。

“她是谁？”加百列问道。

“他的妻子，莫妮卡。”

“他何时娶的她？”

“战争期间，”卡特尔说道，“在柏林。”

“他的档案里从未有过党卫军批准的婚姻记录。”

“还有许多事情没有记录在拉德克在党卫军的档案里。”

“那战后呢？”

“她在普拉赫定居了，使用她的真名。他们的孩子生于1949年。沃格尔搬回维也纳的时候，格伦将军认为莫妮卡母子如果公开与他同行，会很不安全——中情局的看法也是如此。于是他们就从沃格尔情报网里找了一个男人，为她包办了一场婚姻。她住在维也纳，寓所就在沃格尔家房子的后面。他每天晚上与他们相会。后来，我们在两幢房子之间修了通道，于是莫妮卡和儿子可以来去自由，而不用担心被人发现了。到底是谁监视在侧，我们永远也不知道。俄国人一定会热切地争取他，时刻巴不得他倒戈。”

“男孩儿叫什么名字？”

“彼得。”

“还有和莫妮卡·拉德克结婚的特工呢？请告诉我们他的名字，阿德里安。”

“我认为你已经知道他的名字了，加百列。”卡特尔犹豫了片刻，随即说道，“他的名字叫梅茨勒。”

“彼得·梅茨勒，即将成为奥地利总理的男人，而他还是纳粹战犯埃瑞克·拉德克的儿子。伊莱·拉冯要披露的，也正是这条真相。”

“看起来的确如此。”

“这听起来就足以构成谋杀动机了，阿德里安。”

“说得好，加百列，”卡特尔说道，“可你又能做些什么呢？说服奥地利政府，让他们起诉拉德克？那祝你好运吧。披露彼得·梅茨勒的身份？你要是这么干，就等于暴露了拉德克的美国特工身份。中情局就会在公众面前出丑。尤其是在眼下这个当口，我们正在向全球恐怖势力宣战。这些势力不但想毁掉美国，也想毁掉以色列。你要是这么做，也会影响我们两国谍报部门的关系，使它陷入僵局，可是眼下贵方又极为迫切地需要我们的支持。”

“这听起来是在威胁我了，阿德里安。”

“不，仅仅是个忠告，”卡特尔说道，“这是场现实主义的政治游戏。放弃吧，看开些。等着他老死，永远忘了这事儿。”

“不行。”沙姆龙说。

卡特尔的凝视从加百列转到了沙姆龙身上：“为什么我早料到你会这样回答？”

“因为我是沙姆龙，而且我从来不忘事。”

“既然如此，那我想咱们得想个办法才行，免得我们的部门堕入历史的污水坑。”卡特尔看了看手表，“太晚了。我饿了。咱们吃饭吧，怎么样？”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在燃着烛光的餐厅里，众人吃着烤嫩鸭和野生稻米饭，谁也没提埃瑞克·拉德克的名字。办这种事总有一个套路——这是沙姆龙常说的。其中自有它的节奏，不容破坏，不能干扰。这是一场严酷的谈判，此时务必要安稳地坐下来，好好欣赏一下对方会如何成为你的伙伴，因为当你说出了一切时，对方一定会站到你这一边。

于是，在卡特尔最温和的鼓动下，沙姆龙自愿为今晚提供了娱乐节目。一时间，他扮演起了人们期望中的角色。他讲到了趁夜色穿越敌国领土的故事；讲到了秘密的偷窃和敌人的败服；讲到了所有行业里都缺少不了的惨败和灾变——而在沙姆龙波澜起伏的职业生涯里，这些更是必不可少的。卡特尔听得入迷，放下了叉子，借着沙姆龙的炉火暖着手。加百列在桌子一端静静地观察着这一场遭遇。他知道，他正在见证一场“招募”。按照沙姆龙惯常的说法，完美的“招募”，其核心就是完美的引诱。开始先要来点调情，要流露点感情，说几句真心话，不过最好是欲语还休。一直等到土地翻耕彻底了，再种下那颗背叛的种子。

沙姆龙一边享用着咖啡和苹果脆饼，一边改换了话题。他不再谈论他的战功了，而是说起了他个人的故事：在波兰度过的童年，反犹主义在波兰的血腥暴力，来自纳粹德国黑云压城的风暴……“1936年，我父母决定让我离开波兰，去巴勒斯坦。”沙姆龙说道，“他们自己要留下，陪着我的两个姐姐，看看事态会不会好转起来。同许多其他人一样，他们不该等那么久的。1939年9月，我们在电台里听到德国人入侵了。我知道我再也见不到我的家人了。”

沙姆龙沉默了片刻。他的手在点烟的时候有点颤抖。他的种子已经播下。他的要求虽然一直没说出口，却十分清楚。不把埃瑞克·拉德克装进自己口袋里，他是不会离开这幢房子的。阿德里安·卡特尔得帮他实现这个目的。

他们回到客厅，打算利用晚上的时间继续开会。此时，沙发前的咖啡桌上摆了一台卡带播录机。卡特尔重新回到炉火边的座位上，将英格兰烟草填进烟斗。他打着了一枚火柴点烟，同时一边叼着斗柄，一边向卡带机点点头，敬请加百列荣誉开播。加百列按下了播放键，传出了两个男人用德语交谈的声音，一人是瑞士苏黎世的口音，另一人是维也纳人。加百列辨得出那维也纳口音。一周前，在中央咖啡馆，他听过这声音。那声音是来自埃瑞克·拉德克的。

“截至今天早晨，账户内的总资产价值为二十五亿美元。其中大约十亿美元为现金，以美元和欧元的形式分成两个等份。其余的钱用于投资各类证券、债券，还有相当一部分投资了房地产……”

十分钟后，加百列一伸手，按下了停止键。卡特尔将烟斗里的余灰倒进炉火，缓缓地重新填着烟叶。

“这段谈话发生在上周的维也纳。”卡特尔说道，“银行家的名字叫作康拉德·贝克尔，来自苏黎世。”

“账户呢？”加百列问道。

“战后，数以千计的纳粹逃到奥地利藏身。他们带去了价值几亿美元的财产，都是纳粹党抢掠来的‘党产’：黄金、现钞、艺术品、珠宝、银器、地毯、挂毯。东西都是越过阿尔卑斯山运进来的。有许多纳粹都怀着恢复帝国的心思，他们想用这笔财产来实现这个目的。其中有一小部分骨干，他们明白，希特勒的罪孽太深重了，所以国家社会主义要想恢复活力，至少需要一代甚至几代人的时间。他们决定把一大笔钱存在一家瑞士银行里，再为账户设置一套独特的指令。唯有奥地利总理的一封信才能激活账号。你明白吗？他们相信革命源自奥地利和希特勒，所以复兴也将以奥地利为根基。最初托管账户和密码的有五个人。其中四人已经死了，而第五人也患了病，于是他找了一个人，成为下一任托管人。”

“埃瑞克·拉德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