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灰烬之河 28 (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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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德克消失了。”卡特尔说,“偶尔,机构会给各类追捕纳粹的人放出些假消息,说什么有人目击拉德克正在南美的某些都市藏身云云。当然,他就住在普拉赫,一直用路德维格·沃格尔的名字在格伦手下工作。”
“可悲啊。”基娅拉嘟囔着。
“当时是1948年,”卡特尔说道,“情势有了变化。纽伦堡审判已经进行得差不多了,各方对进一步的诉讼都失去了兴趣。纳粹党员医生们都重新行医了;纳粹学者们都回到了大学课堂;纳粹党员法官都坐回了法官席。”
“于是一位名叫埃瑞克·拉德克的纳粹屠杀犯摇身一变,成了美国的高级特工,需要重点保护。”加百列说道,“他什么时候回到维也纳的?”
“1956年,康拉德·阿登纳将格伦机构正式组建成了西德的情报部门:联邦情报局,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BND。埃瑞克·拉德克,也就是如今的路德维格·沃格尔,再一次为德国政府效力了。1965年,他回到维也纳,建起了一张谍报网,并且努力争取中立立场的奥地利新政府,确保他们向北约和西方倾斜。沃格尔是中情局和西德联手打造的。我们协同合作,完成对他的掩护。我们到国家档案馆洗白了他的档案。我们为他办了一家公司,名叫多瑙河谷贸易和投资集团,给他运营。我们又漏斗一般喂给他客户,确保他的经营成功。沃格尔是个精明的生意人,不多久,多瑙河谷的盈利开始用于资助我们全奥地利的谍报网。简言之,沃格尔是我们在奥地利最重要的一笔财富,也是我们在全欧洲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是位大师级的间谍。柏林墙倒下了,他的工作也结束了。而此时他也老了。我们切断了同他的关系,感谢他的出色工作,从此各走各路。”卡特尔举起了双手,“至此,我认为,算是故事的结尾了。”
“不见得吧,阿德里安。”加百列说道,“否则,我们也不会在这里。”
“你指的是麦克斯·克莱恩带来的针对沃格尔的传言?”
“你们也知道?”
“沃格尔向我们发出警告,说我们在维也纳可能出现异常状况。他要求我们干预,消除所有的传闻。我们告诉他,我们不能那么做。”
“所以他自己出手解决问题了?”
“你的意思是说,沃格尔制造了战争索赔处的爆炸案?”
“不仅如此,我还认为他谋杀了麦克斯·克莱恩,为了让他永远闭嘴。”
过了片刻,卡特尔才开口答话:“如果沃格尔真是案犯,那么他一定通过了许许多多重掩护,你绝不可能逮他个正着。另外,爆炸案和麦克斯的死是奥地利国内的事情,不是以色列的事,又不会有任何一个奥地利检察官对路德维格·沃格尔展开谋杀罪调查。这是条死胡同。”
“他的名字叫拉德克,阿德里安,不叫沃格尔,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为什么拉德克对伊莱·拉冯那么关心,以至于要下手谋杀?而且即使伊莱和麦克斯·克莱恩确实能够证明沃格尔真的就是拉德克,奥地利国家检控官也不可能再审判他了。他太老了,太多的时光流逝了。没有目击证人,除了克莱恩之外再没别人了,在奥地利,就凭一个老犹太人的话,拉德克是绝不会获罪的。既然如此,何必诉诸暴力?”
“这么说来,似乎你已经找到合理的解释了。”
加百列望着他身后的沙姆龙,用希伯来语嘟囔了几句。沙姆龙将一个文件夹递给加百列。那里面装满了调查过程中他收集的所有材料。加百列打开它,取出一件东西:那是他在萨尔茨卡默古特的拉德克家里拿到的,照片上是拉德克同一个妇人和一个十几岁的男孩。他将照片铺在桌上,转了个角度,让卡特尔看清楚。卡特尔看看照片,又把眼光移向加百列。
“她是谁?”加百列问道。
“他的妻子,莫妮卡。”
“他何时娶的她?”
“战争期间,”卡特尔说道,“在柏林。”
“他的档案里从未有过党卫军批准的婚姻记录。”
“还有许多事情没有记录在拉德克在党卫军的档案里。”
“那战后呢?”
“她在普拉赫定居了,使用她的真名。他们的孩子生于1949年。沃格尔搬回维也纳的时候,格伦将军认为莫妮卡母子如果公开与他同行,会很不安全——中情局的看法也是如此。于是他们就从沃格尔情报网里找了一个男人,为她包办了一场婚姻。她住在维也纳,寓所就在沃格尔家房子的后面。他每天晚上与他们相会。后来,我们在两幢房子之间修了通道,于是莫妮卡和儿子可以来去自由,而不用担心被人发现了。到底是谁监视在侧,我们永远也不知道。俄国人一定会热切地争取他,时刻巴不得他倒戈。”
“男孩儿叫什么名字?”
“彼得。”
“还有和莫妮卡·拉德克结婚的特工呢?请告诉我们他的名字,阿德里安。”
“我认为你已经知道他的名字了,加百列。”卡特尔犹豫了片刻,随即说道,“他的名字叫梅茨勒。”
“彼得·梅茨勒,即将成为奥地利总理的男人,而他还是纳粹战犯埃瑞克·拉德克的儿子。伊莱·拉冯要披露的,也正是这条真相。”
“看起来的确如此。”
“这听起来就足以构成谋杀动机了,阿德里安。”
“说得好,加百列,”卡特尔说道,“可你又能做些什么呢?说服奥地利政府,让他们起诉拉德克?那祝你好运吧。披露彼得·梅茨勒的身份?你要是这么干,就等于暴露了拉德克的美国特工身份。中情局就会在公众面前出丑。尤其是在眼下这个当口,我们正在向全球恐怖势力宣战。这些势力不但想毁掉美国,也想毁掉以色列。你要是这么做,也会影响我们两国谍报部门的关系,使它陷入僵局,可是眼下贵方又极为迫切地需要我们的支持。”
“这听起来是在威胁我了,阿德里安。”
“不,仅仅是个忠告,”卡特尔说道,“这是场现实主义的政治游戏。放弃吧,看开些。等着他老死,永远忘了这事儿。”
“不行。”沙姆龙说。
卡特尔的凝视从加百列转到了沙姆龙身上:“为什么我早料到你会这样回答?”
“因为我是沙姆龙,而且我从来不忘事。”
“既然如此,那我想咱们得想个办法才行,免得我们的部门堕入历史的污水坑。”卡特尔看了看手表,“太晚了。我饿了。咱们吃饭吧,怎么样?”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在燃着烛光的餐厅里,众人吃着烤嫩鸭和野生稻米饭,谁也没提埃瑞克·拉德克的名字。办这种事总有一个套路——这是沙姆龙常说的。其中自有它的节奏,不容破坏,不能干扰。这是一场严酷的谈判,此时务必要安稳地坐下来,好好欣赏一下对方会如何成为你的伙伴,因为当你说出了一切时,对方一定会站到你这一边。
于是,在卡特尔最温和的鼓动下,沙姆龙自愿为今晚提供了娱乐节目。一时间,他扮演起了人们期望中的角色。他讲到了趁夜色穿越敌国领土的故事;讲到了秘密的偷窃和敌人的败服;讲到了所有行业里都缺少不了的惨败和灾变——而在沙姆龙波澜起伏的职业生涯里,这些更是必不可少的。卡特尔听得入迷,放下了叉子,借着沙姆龙的炉火暖着手。加百列在桌子一端静静地观察着这一场遭遇。他知道,他正在见证一场“招募”。按照沙姆龙惯常的说法,完美的“招募”,其核心就是完美的引诱。开始先要来点调情,要流露点感情,说几句真心话,不过最好是欲语还休。一直等到土地翻耕彻底了,再种下那颗背叛的种子。
沙姆龙一边享用着咖啡和苹果脆饼,一边改换了话题。他不再谈论他的战功了,而是说起了他个人的故事:在波兰度过的童年,反犹主义在波兰的血腥暴力,来自纳粹德国黑云压城的风暴……“1936年,我父母决定让我离开波兰,去巴勒斯坦。”沙姆龙说道,“他们自己要留下,陪着我的两个姐姐,看看事态会不会好转起来。同许多其他人一样,他们不该等那么久的。1939年9月,我们在电台里听到德国人入侵了。我知道我再也见不到我的家人了。”
沙姆龙沉默了片刻。他的手在点烟的时候有点颤抖。他的种子已经播下。他的要求虽然一直没说出口,却十分清楚。不把埃瑞克·拉德克装进自己口袋里,他是不会离开这幢房子的。阿德里安·卡特尔得帮他实现这个目的。
他们回到客厅,打算利用晚上的时间继续开会。此时,沙发前的咖啡桌上摆了一台卡带播录机。卡特尔重新回到炉火边的座位上,将英格兰烟草填进烟斗。他打着了一枚火柴点烟,同时一边叼着斗柄,一边向卡带机点点头,敬请加百列荣誉开播。加百列按下了播放键,传出了两个男人用德语交谈的声音,一人是瑞士苏黎世的口音,另一人是维也纳人。加百列辨得出那维也纳口音。一周前,在中央咖啡馆,他听过这声音。那声音是来自埃瑞克·拉德克的。
“截至今天早晨,账户内的总资产价值为二十五亿美元。其中大约十亿美元为现金,以美元和欧元的形式分成两个等份。其余的钱用于投资各类证券、债券,还有相当一部分投资了房地产……”
十分钟后,加百列一伸手,按下了停止键。卡特尔将烟斗里的余灰倒进炉火,缓缓地重新填着烟叶。
“这段谈话发生在上周的维也纳。”卡特尔说道,“银行家的名字叫作康拉德·贝克尔,来自苏黎世。”
“账户呢?”加百列问道。
“战后,数以千计的纳粹逃到奥地利藏身。他们带去了价值几亿美元的财产,都是纳粹党抢掠来的‘党产’:黄金、现钞、艺术品、珠宝、银器、地毯、挂毯。东西都是越过阿尔卑斯山运进来的。有许多纳粹都怀着恢复帝国的心思,他们想用这笔财产来实现这个目的。其中有一小部分骨干,他们明白,希特勒的罪孽太深重了,所以国家社会主义要想恢复活力,至少需要一代甚至几代人的时间。他们决定把一大笔钱存在一家瑞士银行里,再为账户设置一套独特的指令。唯有奥地利总理的一封信才能激活账号。你明白吗?他们相信革命源自奥地利和希特勒,所以复兴也将以奥地利为根基。最初托管账户和密码的有五个人。其中四人已经死了,而第五人也患了病,于是他找了一个人,成为下一任托管人。”
“埃瑞克·拉德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