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乾隆反贪“风暴”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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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绝的是甘肃省冒赈的事情爆发，乾隆让李侍尧和阿桂查办此案，用贪官来反贪，乾隆可谓是深谙以毒攻毒之道。李侍尧本身是一个贪官，对于贪官的伎俩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很快就把这个案子办得干净利索，深得乾隆欣赏。正应了那句古老的哲理：“使功不如使过。”

<h2>宦海惊魂——大贪官李侍尧逍遥法外之谜</h2><h3>李侍尧案发，和珅审理</h3>

乾隆四十五年，清廷发生了一起怪诞的贪污案。这个案子怪就怪在高官李侍尧被人揭发后，经过审理，犯罪证据确凿。刑部三次议定死刑，最终李侍尧却逍遥法外，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官越做越大。更奇的是，那些揭发李侍尧的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有的被处死，有的被流放。这个案子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玄机呢？

如果说乾隆纵容贪腐、惩贪不严的话，那不是事实。晚清洋务派学者薛福成评价乾隆是个英明的皇帝，惩贪也非常严，但是越惩治贪污之风越甚。薛福成总结的原因是当时有一种力量迫使人们不得不贪，并不是因为那时人们显得格外贪婪。这种力量，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官场潜规则。

这个李侍尧官职非常高，是云贵总督。李侍尧的家世也非常显赫，祖上是清初的开国功臣李永芳，他的父亲担任过户部尚书。一直以来，李侍尧都很受乾隆的赏识，他是一个办事能力很强的官员。李侍尧的贪心跟能力成正比，担任云贵总督期间他大量收取陋规，聚敛无度。

李侍尧是乾隆一手提拔起来的，先后担任户部尚书、两广总督、湖广总督和云贵总督等要职，乾隆三十八年擢升为文华殿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位极人臣。乾隆经常夸奖李侍尧，说他办事能力在督抚中最为出色，并将他和阿桂并称，认为这两人是国家的栋梁支柱。

李侍尧在担任总督期间，虽然受贿不少，但无人敢告发他，可见其“御下有方”。

然而，在乾隆四十四年年底，李侍尧被人捅了出来。绝的是并不是有人故意要告他，只不过是在闲聊时无意提到。透露出这个秘密的是一个叫海宁的官员，他在跟军机处的朋友聊天时，随口谈到了李侍尧贪污索贿之事。

海宁曾经当了一年的云南粮储道，对上司李侍尧的所作所为了如指掌，海宁本人也送过李侍尧两百两黄金作寿礼。海宁并不愿给李侍尧送礼，只是云南的官员都送礼，如果偏偏自己不送，李侍尧会认为这是有心跟自己作对。

当然，海宁所以提到这事，并不是心痛那两百两黄金，也不是要报复李侍尧，他只是聊天时随口说出。然而，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军机大臣和珅知道此事后，找到海宁，详细询问李侍尧贪污之事。海宁知道自己闯祸了，他根本不敢得罪李侍尧，更不敢得罪和珅，没有办法，只好得罪自己，海宁承认自己曾给李侍尧送过两百两黄金，此外一概不知道。

和珅为什么对李侍尧贪污之事这么关心呢？因为和珅跟李侍尧的矛盾很深。本来，一个是封疆大吏，一个是朝中高官，隔那么远，不至于有太多恨啊！可惜，世上的事情往往没有这么简单。李侍尧出身显赫，身为封疆大吏又位高权重，所以很看不起出身一般依靠拍马屁在乾隆面前走红的和珅，所以经常不给和珅面子。譬如，朝鲜使臣就曾说过：“李侍尧年老位高，平时把和珅当儿子一样使唤。”

和珅是一个记恨之人，早已对李侍尧恨得咬牙切齿。逮到这个好机会，他能放过吗？

和珅不仅是想报复李侍尧，他也想借着惩治李侍尧上位。当时和珅虽然受宠，毕竟只是一颗政治新星，官职不过是侍郎，在军机处也不是能拍板的人。

心动不如行动，和珅找到乾隆，将李侍尧贪污的事情和盘托出。得知此事，乾隆有些意外，他没想到自己如此信任的人居然会干出这种事情。乾隆亲自找到海宁问话，海宁是个圆滑的人，他避重就轻，说李侍尧办事非常认真。乾隆打断他：“李侍尧有没有贪污？”海宁只好回答说：“李侍尧对下属要求很严，关于他贪污的流言不是没有，但是微臣真的没有见到任何真凭实据。”

看海宁说话模棱两可，乾隆很生气，让军机大臣福隆安严审此案。在刑法的威逼之下，海宁终于说出了实话，将李侍尧的贪污行径全部如实吐出。根据海宁的说法，李侍尧大概贪了两万六千两白银。

<h3>李侍尧认罪</h3>

看到海宁的供状后，乾隆任命和珅为钦差大臣，前往贵州调查李侍尧。在和珅离开京城之前，乾隆下了密旨，让人先将李侍尧暗中监视起来。

李侍尧待在云南，乾隆为什么让他去贵州呢？其实这是乾隆声东击西的策略，防止李侍尧起疑心。

和珅到达昆明后，先对李侍尧的心腹家奴张永受、连国雄等人进行隔离审查，这些家奴的财产远远超过一个家奴应当拥有的家产，和珅询问他们这些钱财从哪来的，他们都无法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在和珅的严刑逼供下，他们只好老实交代，这些财产是李侍尧贪污所得，经过他们一手办理，分得的一部分。

家奴们的供词成为李侍尧犯罪的有力证据，接下来，和珅根据海宁的名单，开始审讯向李侍尧行贿的官员。在和珅的威逼之下，这些官员纷纷交代了行贿的情节。原来李侍尧借着为朝廷办理贡品的名义，经常向下属伸手要钱，下属们不敢得罪李侍尧，只能掏钱。

当和珅获得足够的证据后，便正式向李侍尧开刀，李侍尧还想抵赖，但是在强大的人证和物证面前，李侍尧不得不低头认罪了。于是，他供认了下面的受贿事实：迤南道庄肇奎送银两千两，鲁甸通判素尔方阿送银三千两，按察使汪圻送银五千两，临川知府德起送银两千两，东川知府张珑送银四千两……

根据李侍尧的交代，他总共收受白银三万一千两，当然实际数目肯定比这个大得多。

李侍尧认罪后不久，湖南巡抚李湖给乾隆上了一道密折，说自己的下属在湖南捉到了李侍尧的家奴张曜等人，根据张曜的供认，他去年被李侍尧从云南派到北京，帮李侍尧从北京家中送回白银五千二百两、玉器十件，此外，张永受也带回了七千两白银。得到这个线索，乾隆立即派户部尚书英廉审讯李侍尧的管家，最后证明实有其事。

英廉顺着线索追查，发现张永受拥有房产六处、地亩一处，放债四千两；张永受的母亲有住房三十多间，田地四五顷。一个家奴家产就如此之多，至于主人李侍尧贪污多少则可以想象。

调查李侍尧，对乾隆来说绝对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不光因为李侍尧是乾隆的“脊梁”，更因为李侍尧在进贡的时候精益求精。无论如何，李侍尧是一个对主子非常忠心的奴才，贪污也许是事实，但这不改变他“恋主”之心啊！

和珅固然把这个案子干得相当漂亮，但未必符合乾隆的心意。案子水落石出后，乾隆下令将李侍尧押到京城。李侍尧落到和珅手里，论理是没有活路的，根据雍正修订的法律，贪污超过一千两就是死刑，而李侍尧自己供认的就已经有三万一千两。

乾隆怜惜李侍尧可能有这样一个原因，李侍尧在进贡方面特别卖力，如果李侍尧不受贿的话，哪有那么多钱给自己整这么多宝物。在乾隆初期，律己甚严，但到了后来，乾隆喜好奢靡的本性开始暴露，乾隆虽然不能约束自己的喜好，但他是个聪明人，知道这个案子查到最后，总归会回到进贡问题上，到时候落马的就不只是李侍尧，自己也会留下骂名。

<h3>一审死缓</h3>

高官李侍尧落马，和珅心里那个滋味真就一个美字可形容。

乾隆下旨痛斥李侍尧和那些行贿的官员，并下令将李侍尧革职查问，其他行贿人等全部革职，具体如何量刑由刑部和和珅等人拟定。此外，乾隆还下旨将云南巡抚孙士毅革职，发配伊犁，理由是隐匿不报。其实，孙士毅并没有向李侍尧行贿。如果让孙士毅告发李侍尧，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太可能。

当时督抚大员对辖区的权力之大甚至超过了皇帝，因为全国那么多官员，主要靠督抚来管理。督抚有权推荐和弹劾官员，所以让一个下属去弹劾督抚，那是强人所难。

不过，孙士毅跟和珅的关系较好，和珅替他说情后，免予发配伊犁，最后留在京城编纂《四库全书》。

揭发李侍尧的海宁非但没有得到奖赏，反因为最初不肯交代事实，犯了欺君之罪，交到刑部议罪。

和珅很希望给李侍尧拟个斩立决，但和珅毕竟是一个相当精明的人。在乾隆身边，无人比和珅更会揣摩圣意。和珅从乾隆的态度看出他对李侍尧多有怜惜之意，好像很不情愿将李侍尧治罪一样。和珅清楚，李侍尧是乾隆的股肱之臣，自己如果想把李侍尧置于死地的话，乾隆这么精明的人估计会看破自己的真实想法，到时候也会影响自己的前途。

和珅经过反复考虑后，跟刑部侍郎喀宁阿拟了个“斩监候”的刑罚，换句话说死缓。狡猾的和珅很明白，这样的量刑对于李侍尧的罪行来说不算重，从而可以掩盖自己报复李侍尧的动机，但是也不会影响李侍尧最后的结局。一般来说，判为斩监候的只不过是多活一段时间，最后也难逃一死。

倒是对那些向李侍尧行贿的官员判决容易一些，素尔方阿被判斩监候，秋后处决，家产抄没；汪圻和庄肇奎被发配到伊犁，永不许归，家产入官；张珑、方洛、杨奋被发配到乌鲁木齐，家产入官；德起因为病故，免受追究，不过家产也被抄。

在办理李侍尧案子时，和珅充分展现了自己过人的才干，仅仅用两个月时间就圆满完成任务。

<h3>二审斩立决</h3>

被判斩监候后，李侍尧觉得自己迟早一死，只想这一天快点结束，免得承受更多的折磨。他所不知道的是乾隆并不想他死，乾隆很想出手救他。当乾隆看到和珅奏折上针对李侍尧的量刑时，非常担心李侍尧会被处死。

作为一个皇帝，他是帝国权力最大的人，但即便如此，他也不能将大清法律视同儿戏。要救李侍尧，也必须得钻法律的空子，不能给人独断专行的感觉。

李侍尧作为朝中重臣，他的案子本应由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三家共同会审。现在却只有刑部一个部门审理，乾隆心想，让三家共同会审是不是可以救李侍尧一命呢？但乾隆也担心三家会审会让李侍尧死得更快，除非自己事前打招呼，但提前给三个部门打招呼，君威何在呢？

乾隆于是想起了另一条路，大学士九卿会议。这个会议是清廷最高的审议机关，成员由九个部门的高级长官组成，由于人员复杂，人心不一，这个会议经常流于形式。很多与会人员对于讨论的事情并不关心，很多人甚至以种种理由为借口不来开会。乾隆觉得这个会议应该不像三司那样要求严格，估计不会判李侍尧死罪，一旦这个会议轻判，自己就有机会救李侍尧了。

然而，让乾隆失望的是，这个会议居然比刑部判刑更严厉：斩立决。

会议代表显然对李侍尧的事情非常感兴趣，大家都没有流于形式，而是积极发表意见。大家援引《大清律例》，觉得判处李侍尧斩监候太轻了。许多大学士援引乾隆五年九门提督鄂善受贿一千两银子被判死刑的案例，说李侍尧的犯罪情节比鄂善要严重得多，理应斩立决。此外，还有以前的云贵总督恒文和原任贵州巡抚良卿等人，也是在任内贪污，而且贪得还没有李侍尧多，最后两人也是被立即执行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