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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1</h3>
开耀元年（公元681年），和太平公主下嫁的同一个月，在西北边境的裴行俭大破突厥。但若驻扎于边境，需要庞大的军费开支，他只好撤军凯旋长安。
同时期，以长安为中心的地区发生风灾，米价暴涨，整个关中陷入饥荒状态。
九月里，又出现了尾巴长达五尺的彗星；十月更发生了可怕的凶兆——日食。
连续发生不祥事件，天下人心也随之摇摆不定。高宗忧心如焚，身体更加衰弱，几乎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全国上下都处于不安之中，唯有武则天对这种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保持一种冷静超然的态度。这对朝中官员来说，无疑是一贴失去药力的镇静剂。
高宗因病情转剧，加上神经紧张，不愿意待在因饥荒而人心惶惶的长安。
李治想搬到东都，就留下太子李哲在长安为监国，命太子少傅刘仁轨、侍中裴炎、左庶子兼中书令薛元超等辅佐太子。
此时的大唐帝国已经走到了命运转折的十字路口，向左还是向右？
在高宗与他的不死丹药较劲的同时，唐朝的西部边境依然闹腾不休。突厥，一头不死的战狼，隔三岔五地撕咬着大唐的肌体。扯不下多少肉，也要让你流几滴血。
可当战狼遇上头狼，也只有低眉顺眼的份了。这只头狼不是别人，正是裴行俭。
永淳元年（公元682年），西突厥再次入侵，刚回朝廷任礼部尚书的裴行俭，即刻受命为金牙道行军大总管，率军征讨西突厥。不料出发之前突然病倒，一病不起，享年六十四岁。朝廷追赠为幽州都督。
文武双全的裴行俭，也深具识人之明，任长安令之前，还是吏部的时候，一手栽培起来后来在政治舞台上较为活跃的苏味道、程务挺、黑齿常之、王方翼等人。
裴行俭出身名门望族，曾祖父裴伯凤，北周时期任骠骑大将军、汾州刺史、琅邪郡公。祖父裴定高，任冯翊郡守，袭封琅邪公。他的父亲是瓦岗军谋士裴仁基，哥哥是瓦岗军猛将裴行俨（隋唐演义里瓦岗英雄裴元庆的原型）。
他的父亲和哥哥也都是一等一的猛人，尤其哥哥裴行俨更被演绎成隋唐第三条好汉裴元庆。他们原来都是隋将张须陀的部下，猛人张须陀在大海寺着了李密的道，悲壮战死，父子二人就投降瓦岗军。
李密战败，这两父子又跟着王世充混了一段时间，一个被封为礼部尚书，一个任左辅大将军。
由于两父子能力突出，在军队号召力日益增强，当兵的可以不知道王世充，但没有人不知道裴家两父子。谁是老板谁是员工，王世充很不高兴。
王世充的高兴，裴仁基父子内心也深感不安。琢磨来琢磨去，两父子当时准备联合几个人干掉王世充，重新拥立被王世充废掉的皇泰主杨侗为君。结果事情败露，裴家被“夷三族”，也就是诛灭三族。
有人会在这里产生两点疑问：其一，其父兄被王世充所害时，既然“夷三族”，那么裴行俭是怎么活下来的？有几种可能：一是死里逃生；二是他们并非亲生父子；三是母子二人并未随军，直接潜逃了。
其二，其父兄被害的时间是在武德二年（公元619年），裴行俭恰恰也出生在这一年，看来他极有可能是遗腹子。即便他出生在父亲死前，那么他的出生地也只能是在山西老家，不然难逃灭门之祸。从这一点来推断，第一个疑问中的第三个答案比较令人信服，至于两地分居的夫妻是如何孕育出小儿子的——也许是母亲常去洛阳（当时是王世充的根据地）省亲，抑或是他父亲常回家看看。
总之裴行俭活下来了，而且活得比自己的父兄更为精彩。
裴行俭很小就进入弘文馆学习，贞观年间以明经科（明经是唐代选拔人才的一种制度，是和考进士相辅而行的。当时，以诗书取才的叫进士，以经义入仕的就叫作明经）入仕，被任命为左屯卫仓曹参军。
也就在这时，裴行俭遇到了他生命中的贵人，一代名将苏定方。苏定方是后贞观时代的用兵奇才。一个偶然的机会，苏定方无意中发现了裴行俭在军事方面异于常人，有成为巨星的潜力，就有意栽培他。
他拍着裴行俭肩膀说：“放眼天下，能让我看上眼的没几个。现如今在战场上像你这么有热情、有激情的人是越来越少了，我看好你，我愿意把我压箱底的那点用兵攻略倾囊相授。”也就是说，苏定方认定裴行俭是一个军事天才，他愿意将自己毕生所学倾囊相授。
<h3>2</h3>
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八月，高宗皇帝已经下决心立武昭仪为皇后。
时任长安县令的裴行俭听到消息后，认为国家的祸患必定从此开始，便与长孙无忌、褚遂良等顾命大臣私下议论此事。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他们的议论刚好被大理寺的袁公瑜偶然听说，便偷偷告诉了武昭仪的母亲。裴行俭因此被贬为西州都督府长史。
高宗麟德二年（公元665年），裴行俭调任安西都护，一个外交天才应运而生。在任期间，他与西域各国的头脑们走得很近，经常出国访问，交流思想，互通有无，向国际友人宣传大唐的外交政策，我们大唐奉行与邻为善、和平共处。很多部落首领觉得裴行俭还是很有诚信的，就慕名而来，纷纷归附于他。
没过多长时间，高宗皇帝又将裴行俭从边疆召了回来，封了个司文少卿的虚职。总章二年（公元669年），裴行俭又被任命为司列少长伯（即吏部侍郎），给李敬玄当副手，从事组织人事工作。结果这一干，就在组织部门（吏部）干了十几年，他与李敬玄配合得很好，两人并称“裴李”。
说到两人在吏部工作，在这里简单介绍这一时期的唐朝用人制度。
在此之前，唐朝选拔官员的用人制度一直不太完善，具有相当的随意性。官员任用像过山车，连升三级，连降三级都是正常的。虽然说唐朝继承了隋朝以来的科举制，但科举制却不是当时最主要的入仕途径——至少在太宗时期如此。
高宗皇帝执政后情况有所改善，他很重要的一个政绩就是“重建”科举制度。读书人读来读去，只有一个目的——“货与帝王家”。听说有科举考试，大家奔走相告，这样一来，应试和中举的人迅速增多。
需要指出的是：唐朝的科举制与我们所熟知的“连中三元”不同，后者是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隋朝科举制度以来，每个时期选拔人才，虽然都打着科举考试的旗帜，但在具体操作中，又都各不相同。如果非要找一个共性那就是，折腾，把读书人往死去活来里折腾。
唐朝的科举制度与明清有很大差别：你好不容易通过考试，不是说你就有官做了。通过考试，只是让你获得做官的入门资格，要知道你拿到的成绩单，不是中奖券，只是入场券。
在中举后你还需要耐心地等待幸运之神的降临。
一是组织部门（吏部）的选拔；二是干部子弟（世家子弟）的竞争。十之八九的读书人，他们的梦想就倒在了这两道窄门前。
尽管也有相当数量的官员通过考试并最终走上仕途，这一时期有几个宰相是通过科举考试博得功名的，比如赵仁本、张文瓘等，但很多人带着希望而去，败兴而回。
大部分官员能够混进官场，主要还是靠祖辈或者父辈积攒的功德。
显庆元年（公元656年），约有一千四百名基层办事人员参加了大唐公务员入编考试，结果只有二十二人通过了进士考试。事实上能够参加科举考试的生源主要来自两方面。
一是来自京师的国子学，但能进入这些国子学的几乎都是有钱人和名门望族（就像裴行俭）；二是被当地的州保送推荐上去的。后一条路是庶族地主参加科举考试的唯一途径，然而能够中举的人却没几个。
显庆二年（公元657年）主持选官的黄门待郞刘祥道认为，如今吏部取士太滥，每年进入九品以内的官员竟然有一千四百多人（很多人都是混进去的），还有其他未经考试就进入九品官的则没有经过铨选；现在朝廷内外一品至九品的文武官员多达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人，大约需要三十年政府才能用完这么多人。建议每年限制只准五百人进入九品以内，这样便足以补充所需要的人数。
高宗皇帝觉得在理，就让官员们拿一个具体的实施意见，可组织部门担心阻力太大，最终这件事还是不了了之。这些人祖上都行走于官场，让谁考，不让谁考，牵一发而动全局，谁也得罪不起。
从刘祥道的奏章中可以看出，当时选官恐怕更多的还是考虑候选人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出身。而裴行俭制定的官员考核办法，一般根据身、言、书、判，考虑资历、衡量政绩而分别授任官职。也就是说，考核干部的依据就是你曾经干过什么？干得到底怎么样？干得好，可以继续干下去；干得不好，那就请你靠边站。
具体的考试程序是，先集中考试，看谁字写得漂亮（书法好坏），功课学得如何（文理优劣）。这也就是所谓笔试。通过笔试才能进入下一轮，笔试都没过的，就被淘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