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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1</h3>
永淳元年（公元682年）关中大旱，粮食匮乏，斗米涨到三百文钱，但对武则天来说却是个求之不得的好机会，她正想找个理由去洛阳。她去洛阳，不是为了看牡丹。这时候谁还有闲心赏花赏月赏秋香，最后的乱战已拉开序幕。
高宗的身体越来越差，看样子随时都有与这个世界说再见的可能。经历过太宗去世后政局变幻的武则天，有着切肤之痛，往事并不如烟。
她已经不是几十年前的才人武媚娘，几十年前她输得起，可今天的她输不起，当然她也坚定地以为自己是不会输的。她必须好好经营，现在形势总的来说还算风生水起。她想证明给这个世界看，女人想做到的事，通过努力是可以做到的。
但，她还没有完全控制宰相集团，老而不死的刘仁轨仍有一定影响力。她渴望摆脱长安城旧势力的掣肘，准备到洛阳去大干一番，开创一番新天地。
天从人愿，关中闹饥荒，她现在有充分的理由劝说高宗李治东巡洛阳。
因洛阳的漕运之便，库存了大批从江淮运来的粮食，可以解决政府官员的吃饭问题，从隋代开始便有关中灾荒赴洛阳就食的传统。人来世上一遭，就为口中这点吃食，皇家之人也是人。
高宗皇帝已经病入膏肓，大多时候躺在床上。这时候高宗的饮食起居，基本上被武则天一人控制，没有她点头，谁也近不了高宗的身。
去是肯定要去的，但问题又来了，长安距离洛阳，千里迢迢，谁来保驾护航？
因为之前的裴行俭事件，朝廷与军方的关系有些微妙，武则天也不愿让不为己用的军队前往洛阳。但是没有军队护驾，那么沿途该找谁来护驾呢？
武则天找到了新提拔上来的监察御史魏元忠，要他负责沿途的安保工作。
魏元忠抓破脑袋也想不通，皇帝和皇后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是觉得自己有培养前途，还是想把自己锻造成为大唐帝国的第一保镖？
魏元忠别无选择，作为一个文官，他没有亮出自己的肌肉，那不是他的长项。
很多时候，握在手中的刀并不可怕，而长在心里的刀才是最要人命的。无数实践表明，文官只要脑子开窍，用语言和文字同样可以千里之外取人性命。魏元忠很快就想出了一个办法——以黑止黑，以暴制暴。
魏元忠临时打开了长安、万年两县的监狱，准备从中选调一些特殊人才。结果没有令他失望，他很快就找到了需要的人，一个监狱里最有“权势”的犯人。
魏元忠很容易就从中揪出了那个手段狠辣、地位明显高于其他人的“带头大哥”。打听之后，此人果然是江湖黑道出身，好几宗跨省大案要案与他都有关系。打开枷锁，呼兄唤弟，好吃好喝。酒过三巡，魏元忠拍着对方肩膀说明来意：“皇帝要出门，需要天字第一号保镖，干好了，不光可以免罪，还可以混上一官半职。”
这个人乐了，笑容里透着十足的流氓劲。能够有机会给当今皇上当保镖，做流氓能做到他这个份上，也算是光宗耀祖了。
魏元忠发给他一套官服袍带，让他赶紧召集黑道上的兄弟，准备随时上路。就这样，黑社会人士摇身一变成为皇家保镖。沿途盗贼看见保驾护送的竟然是自己的带头大哥，均不敢前来骚扰，一万多人马就这样顺利抵达东都洛阳。武则天感叹地说：“用强盗护驾，也亏他想得出来。魏元忠真是知人善任！”
堂堂大唐皇帝还不及一个江湖人物能够镇得住三山五岳，原因很简单，当时饥民实在众多，而羽林军数目相对较少，人数过分悬殊之下，皇家卫队的威慑力严重不足。当时正闹饥荒，民以食为天，当人们饿着肚子的时候，还管什么天皇天后？
皇帝事忙，短期内再临洛阳的机会不多，但江湖人物是地头蛇，随时山水有相逢，正是官府在远，拳头在近。乱世时人们宁可得罪皇帝，也不敢轻易得罪那些通吃黑白两道的黑道大哥。由于起程紧迫，粮草准备不足，竟出现了皇家卫队饿死在半道上的事情，但总算是平安到了洛阳。
<h3>2</h3>
在武则天看来，高宗李治在仓促之间所拿出的那些限制自己权力的措施是不足为惧的，因为此时的她早已大权在握。
高宗将田游岩从嵩山带回朝堂是毫无意义的，立皇太孙李重照更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这时的高宗就好比是一个大财主，在他将要出远门的时候，在自己的大门上，先扣上一把锁，然后再加上一把锁，自以为固若金汤。可他难道没有想到，自己在临行前，早已将所有权力之门的钥匙交给了武则天。
高宗这次是真的要出远门，要到他的极乐世界去了。他的身体，自显庆以后，多染风疾，越来越严重了。武则天已经预感到高宗撑不了几天了，她到了该出手的时候。
四月二十日，武则天借着洛阳粮满仓，吃饭不成问题的理由，裹挟着高宗皇帝抵达洛阳。
四月二十四日，武则天精气神大涨，采取了专项行动，一口气任命了四位宰相：黄门侍郎郭待举、兵部侍郎岑长倩、检校中书侍郎郭正一、吏部侍郎魏玄同。
等到任命完毕，她发现问题又来了。几个新提拔的官员资历尚浅，就算他们干宰相的活，可按照大唐干部制度又享受不了宰相的待遇，不能授予他们“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宰相名号。
不能授予名号，宰相就是一个有名无实的虚头衔。很快武则天就让他们享受到了宰相的待遇，“同中书门下三品”不好安排，那就安排一个“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宰相们都留在了长安，只要高宗没有意见，就等于全票通过。武则天显然采取了“传说中的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一招。
任命诏书很快就颁布天下，板上钉钉。四位年轻资浅的四品官员被破格提拔，就此跻身宰辅行列。唐代宰相制度史上的奇迹就此诞生。
按照大唐制度，原本只有三品以上的官员才能拜相，武则天率先打破这一限制，提拔为相的裴炎、薛元超都只有四品官职，但也只局限于中书、门下两省，且要具备一定资历。中书侍郎薛元超为名臣之后，黄门侍郎（即门下省侍郎）裴炎属河东裴氏，都是自幼入弘文馆的名门子弟，在官场都混了很长时间，混出了一些名堂。
这次武则天任命的岑长倩和魏玄同并不是中书、门下两省官员。至于另外两位，郭正一的中书侍郎仅为检校（即代理），郭待举的黄门侍郎刚干上时间不长，完全无资历可言。
这就打破了原来任相资格的限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从此成为非中书门下二省四品以下的低品级官员拜相的常用头衔，到后来甚至成为唐代宰相的唯一头衔。
从此以后，一些没有背景，没钱送礼，靠科举出身的年轻官员，也可以被破格提拔为宰相，成为班子成员。一些运气好的年轻人，通过科举考试，用最短的时间实现了“出则为将，入则为相”的人生理想，这是读书人至高的人生理想。
而那些从娘肚里含着金钥匙来到这个世界的贵族官吏，却混不过这些新贵们。若不加“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名号，即使牛气冲天的左右仆射也难混进宰相的队伍。
虽然说这是士庶合流在政治制度上的必然体现，但武则天彻底挑落了高宗身后的那道帘子，由半遮半掩的幕后走上了堂而皇之的前台。她不需要再看别人的脸色行事，而别人却要看她的脸色行事。权力的世界从来就是这么现实，年龄、资历和出身都不是问题，为我所用才是主要的。
武则天以高宗的名义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干部任用上的难题。在当时，一个女人能有如此政治天赋，由不得你不服。
此时的朝中几位老臣先后离开这个世界，谁也无法躲开自然的淘汰。铁杆反武派郝处俊、宅心仁厚的中书令崔知温等人的病逝，给了武则天更多的发挥空间。其实就算他们还活着，也只能给武则天上位制造些许难度，但无法改变时局。
而另一个曾反对武则天摄政的宰相李义琰也在此时被迫选择了告老还乡。他因为改葬父母有越礼之举，被人递黑状，自己主动要求回家。曾经的反武派，走的走，死的死，留下的已经所剩无几。李治已经顾不了太多，他已经做好了将手头工作完全交给太子的准备。
太子李哲这时候在做什么呢？他一直留守于长安，在干一件很有前途的工作——监国。当时刘仁轨、裴炎、薛元超还留在他的身边辅政。
武则天对李哲所组建的东宫班子还是非常放心的，这时候的刘仁轨年迈体衰，只挂名无法再操劳政事。裴炎和薛元超分掌中书门下二省，都是自己的人。
薛元超当太子老师当得疲惫不堪，再这么耗下去，早晚会被太子李哲活活折磨死。被逼得毫无办法，他只好跑到洛阳找李治和武则天诉苦。你们再不管一管太子，将来是要出大事的。
如果单从工作层面上来看，薛元超算是爱岗敬业的典范。辅政还算尽心尽力，教育太子也算恪尽职守。他曾经给太子一封信《谏皇太子书》，在这封信里他希望太子按天后的要求做人，不要辜负天后的期望。通篇没有提过高宗李治。
由此可见，在他的心目中，武则天的威望已经赶超高宗李治。当然他的这种观点已经在朝堂上下形成了一种共识。李家朝堂是武家女儿在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