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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1</h3>
李哲从来就不是当皇帝的料,完全是论资排辈,轮到了他而已。
这一点连李哲自己也这么认为,更不要说武则天和那些朝臣们。三年半的太子生活,让他不胜其烦。不要以为谁都想要当这个皇帝,那会没有一点私人空间,天天与一帮老谋深算之人斗法。
李哲就算再不济,也得赶鸭子上架。太子已经三易其人,再换就不利于安定团结。况且四皇子豫王李旦的年纪还小,又没有特殊的功绩,没什么可立为太子的过硬理由。
正是出于对接班人的忧虑,高宗皇帝才提出了“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的原则,这是迫不得已的制衡手段。这也是高宗考虑多时,在临终前与裴炎定下的基调。从中可以看出高宗皇帝的良苦用心,对武则天的防范和对李哲的制约,他考虑得不可谓不周全。
聪明如武则天,又怎会解读不出这道遗诏的奥妙所在?自己的权力已基本被剥夺,只是一个挂名太后。她内心的失落可想而知。以她的性格和二十多年来的习惯,如何能甘心就此放手。
她从来就不是一个甘当配角的人,高宗皇帝驾崩以来,她没有一天不在考虑是退还是进的问题。退,显然不甘心;进,则要尽快获得独立的执政权。虽然她的势力已经大到完全可以这么做。只要她一句话,一切都会尘埃落定,但她没有选择这么做,她要收服的是天下人心。
武则天不愿意公开违背高宗的遗诏,对死去的高宗,她是有所顾忌的。
如果我们这时候回头看,在高宗皇帝执政的最后日子里,武则天的野心并没有大到篡国的地步,她对与高宗的夫妻档的模式还是很满意的。
对她来说,她虽无最高统治者之名,但已有最高统治者之实,她并不想冒险打破这种格局。所以她还是真心希望高宗的身体能尽快好起来。
因为高宗一旦撒手西去,形势将有怎样的变化谁也摸不准,搞不清。包括自信满满的她,心里也不免忐忑。
她对权力的更进一步野心,应该是在高宗驾崩之后。失去权力的危险和获得更大权力的机会,同时降临在她面前。这一次,她绝不会再犹豫。
当然,这种思想的转变,不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而是在高宗死后的一系列事件中完成的。高宗皇帝在与不在,大不一样。一些诡异之事,在高宗的丧期里就开始频频发生。
按照高宗遗诏的部署,太子李哲应在十二月初六在灵柩前继位,七天后正式册立为新君。按照古代惯例,在这几天过渡期内,虽然还没正式册立,但只要嗣君是成年人,就可以发号施令。国家一天也不能停转。
可是谁也没有料到,唯一的顾命宰相裴炎,会在这时候突然插上了一杠子。
这一杠子直接就撬动了大唐的根基。裴炎这一杠子是在嗣君即位的第二天亮出的,他提出,嗣君既然还没有正式受册,也没开始听政,那么就不应该发号施令。
这几天的国家大事,应该由宰相奏议,然后由太后武则天以“天后令”的形式,下达门下省执行。
这是一个技术含量极高的建议,无异于平地一声惊雷,裴炎就这样成了改写大唐历史的人物。他的这个建议,其实并无前例可循,以前都是老皇帝一死,太子就成为实际上的新皇帝并开始执政,大臣们也不会产生什么异议。
更让朝臣们不解的地方,裴炎的这一建议与高宗遗诏的内容正好是相反的。高宗遗诏中说“军国大事不决”之时,才听取天后武则天的意见,而裴炎的建议则是任何事情都由宰相议定,然后呈报武则天,再由武则天发话。
武则天发出的“天后令”又是下达门下省的,裴炎这个侍中,恰好是门下省的首长,同时宰相班子的“政事堂”也是设在门下省。
这样形成了一种什么状况呢?大唐的政令由武则天和裴炎共同把持。
所有的人都嗅出了山雨欲来的气息,所有的人都在静观其变。本来高宗皇帝去世,最高权力者应为嗣君李哲。现在裴炎无中生有,让自己和武则天瓜分了最高权力,刚刚继位的新君竟然完全被架空。
高宗皇帝的一句遗言,让武则天为失权而闷闷不乐。裴炎此议一出,又让她精神为之一振。裴炎,武则天在心里反复念叨着这个名字。
武则天开始留意裴炎这个人,那些反对武则天的大臣们也开始留意这个人。裴炎,字子隆,绛州闻喜(山西闻喜县)人,史称他“宽厚,寡言笑,有奇节”。
他出身于名门“洗马裴”家族,其父裴大同,曾任洛交府(今陕西省富县)折冲都尉,是个军官。裴炎幼时就勤奋好学,在被补为弘文馆(设在门下省的贵族子弟学校)学生后,每遇休假,其他同学大多出去游玩,他却埋头苦读。
弘文馆的学生谋官很容易,但他并不满足于随便谋个官差,他有着更为远大的志向。
他在学馆发奋读书十年之久,尤其精通《左氏春秋》和《汉书》,对历史和官场规则了如指掌。
他的仕途还算顺利,明经及第之后,最初任濮州(山东省鄄城)司仓参军,后历任御史、起居舍人、黄门侍郎,并于调露二年(公元680年)入相。
从这个人后来的言行看,他是忠于李唐社稷,反对武则天专权的,可是,为什么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使出了这么一个大大的昏招?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他这么做,明摆着是给武则天送去了一个求之不得的机会。这更像是一次无巧不成书的偶然事件,而这场偶然事件差点就要了大唐的半条命。要知道裴炎集团此次在利益的取舍上与武氏集团是不谋而合的,他们都想废掉嗣君李哲。
裴炎是想立李旦,而武则天想的却是夺回失去的权力。双方求大同存小异,便联手对付新皇帝。裴炎这么做,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加强宰相班子的权力,恢复以往的宰相议事权。
为了争取那么一点点利益,却双手奉送给武则天这样一块大饼,实在是得不偿失。
<h3>2</h3>
十二月十一日,二十八岁的太子李哲正式登基,是为唐中宗,同时尊天后为皇太后。
李哲虽然在名义上成了一个皇帝,可他这时候仍然处于服丧期间,因此朝政大权自然还是掌握在武则天的手中。
裴炎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提议,被武则天欣然接受。大小政事仍取决于武则天的意见,“太后令”仍然是帝国的最高号令。继位的新皇帝只能摆个空架子,而无实质权力。
对这个状态,群臣也没有办法。因为在十二月底之前,是嗣君的守丧期。在非常时期,必须有非常的措施和手段。
月底之后,武则天要不要还政?这才是各方都关注的一个问题,恐怕也是武则天考虑得最多的一个问题。然而,按照遗诏“以日易月”的规定,民间服丧一月,李哲只须服丧一天。所以,最迟也要在新年到来之际,武则天就必须将朝政还于李哲。
除非这时候武则天真有“还政于君”的心思,否则她必须在这短短二十天里和时间赛跑。她所要做的,就是要利用手中短暂的过渡性权力,全面掌控局势,以便在新君李哲脱下丧服之后,仍然能够将帝国的最高权柄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中。
对于武则天来说,当务之急是要在这段时间内,着手办好几件事。
前朝嗣皇帝年幼而太后“临朝称制”,也就是太后临朝听政,自称“朕”,且以皇帝“制诏”的名义发号施令,是母后代行君权的一种正式形式。
高宗皇帝的遗诏并没有委托武则天临朝称制之意,所以武则天没有临朝称制的根据。
由于裴炎主动送上机会,就让武则天得以与宰相沟通,以“太后令”来发号施令。这是一种母后在体制外专权摄政的形式,与太后临朝称制的合法形式不同,由此显示了武则天一贯积极主动而善于掌握时机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