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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1</h3>
李哲从来就不是当皇帝的料，完全是论资排辈，轮到了他而已。
这一点连李哲自己也这么认为，更不要说武则天和那些朝臣们。三年半的太子生活，让他不胜其烦。不要以为谁都想要当这个皇帝，那会没有一点私人空间，天天与一帮老谋深算之人斗法。
李哲就算再不济，也得赶鸭子上架。太子已经三易其人，再换就不利于安定团结。况且四皇子豫王李旦的年纪还小，又没有特殊的功绩，没什么可立为太子的过硬理由。
正是出于对接班人的忧虑，高宗皇帝才提出了“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的原则，这是迫不得已的制衡手段。这也是高宗考虑多时，在临终前与裴炎定下的基调。从中可以看出高宗皇帝的良苦用心，对武则天的防范和对李哲的制约，他考虑得不可谓不周全。
聪明如武则天，又怎会解读不出这道遗诏的奥妙所在？自己的权力已基本被剥夺，只是一个挂名太后。她内心的失落可想而知。以她的性格和二十多年来的习惯，如何能甘心就此放手。
她从来就不是一个甘当配角的人，高宗皇帝驾崩以来，她没有一天不在考虑是退还是进的问题。退，显然不甘心；进，则要尽快获得独立的执政权。虽然她的势力已经大到完全可以这么做。只要她一句话，一切都会尘埃落定，但她没有选择这么做，她要收服的是天下人心。
武则天不愿意公开违背高宗的遗诏，对死去的高宗，她是有所顾忌的。
如果我们这时候回头看，在高宗皇帝执政的最后日子里，武则天的野心并没有大到篡国的地步，她对与高宗的夫妻档的模式还是很满意的。
对她来说，她虽无最高统治者之名，但已有最高统治者之实，她并不想冒险打破这种格局。所以她还是真心希望高宗的身体能尽快好起来。
因为高宗一旦撒手西去，形势将有怎样的变化谁也摸不准，搞不清。包括自信满满的她，心里也不免忐忑。
她对权力的更进一步野心，应该是在高宗驾崩之后。失去权力的危险和获得更大权力的机会，同时降临在她面前。这一次，她绝不会再犹豫。
当然，这种思想的转变，不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而是在高宗死后的一系列事件中完成的。高宗皇帝在与不在，大不一样。一些诡异之事，在高宗的丧期里就开始频频发生。
按照高宗遗诏的部署，太子李哲应在十二月初六在灵柩前继位，七天后正式册立为新君。按照古代惯例，在这几天过渡期内，虽然还没正式册立，但只要嗣君是成年人，就可以发号施令。国家一天也不能停转。
可是谁也没有料到，唯一的顾命宰相裴炎，会在这时候突然插上了一杠子。
这一杠子直接就撬动了大唐的根基。裴炎这一杠子是在嗣君即位的第二天亮出的，他提出，嗣君既然还没有正式受册，也没开始听政，那么就不应该发号施令。
这几天的国家大事，应该由宰相奏议，然后由太后武则天以“天后令”的形式，下达门下省执行。
这是一个技术含量极高的建议，无异于平地一声惊雷，裴炎就这样成了改写大唐历史的人物。他的这个建议，其实并无前例可循，以前都是老皇帝一死，太子就成为实际上的新皇帝并开始执政，大臣们也不会产生什么异议。
更让朝臣们不解的地方，裴炎的这一建议与高宗遗诏的内容正好是相反的。高宗遗诏中说“军国大事不决”之时，才听取天后武则天的意见，而裴炎的建议则是任何事情都由宰相议定，然后呈报武则天，再由武则天发话。
武则天发出的“天后令”又是下达门下省的，裴炎这个侍中，恰好是门下省的首长，同时宰相班子的“政事堂”也是设在门下省。
这样形成了一种什么状况呢？大唐的政令由武则天和裴炎共同把持。
所有的人都嗅出了山雨欲来的气息，所有的人都在静观其变。本来高宗皇帝去世，最高权力者应为嗣君李哲。现在裴炎无中生有，让自己和武则天瓜分了最高权力，刚刚继位的新君竟然完全被架空。
高宗皇帝的一句遗言，让武则天为失权而闷闷不乐。裴炎此议一出，又让她精神为之一振。裴炎，武则天在心里反复念叨着这个名字。
武则天开始留意裴炎这个人，那些反对武则天的大臣们也开始留意这个人。裴炎，字子隆，绛州闻喜（山西闻喜县）人，史称他“宽厚,寡言笑,有奇节”。
他出身于名门“洗马裴”家族，其父裴大同，曾任洛交府（今陕西省富县）折冲都尉，是个军官。裴炎幼时就勤奋好学，在被补为弘文馆（设在门下省的贵族子弟学校）学生后，每遇休假，其他同学大多出去游玩，他却埋头苦读。
弘文馆的学生谋官很容易，但他并不满足于随便谋个官差，他有着更为远大的志向。
他在学馆发奋读书十年之久，尤其精通《左氏春秋》和《汉书》，对历史和官场规则了如指掌。
他的仕途还算顺利，明经及第之后，最初任濮州（山东省鄄城）司仓参军，后历任御史、起居舍人、黄门侍郎，并于调露二年（公元680年）入相。
从这个人后来的言行看，他是忠于李唐社稷，反对武则天专权的，可是，为什么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使出了这么一个大大的昏招？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他这么做，明摆着是给武则天送去了一个求之不得的机会。这更像是一次无巧不成书的偶然事件，而这场偶然事件差点就要了大唐的半条命。要知道裴炎集团此次在利益的取舍上与武氏集团是不谋而合的，他们都想废掉嗣君李哲。
裴炎是想立李旦，而武则天想的却是夺回失去的权力。双方求大同存小异，便联手对付新皇帝。裴炎这么做，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加强宰相班子的权力，恢复以往的宰相议事权。
为了争取那么一点点利益，却双手奉送给武则天这样一块大饼，实在是得不偿失。
<h3>2</h3>
十二月十一日，二十八岁的太子李哲正式登基，是为唐中宗，同时尊天后为皇太后。
李哲虽然在名义上成了一个皇帝，可他这时候仍然处于服丧期间，因此朝政大权自然还是掌握在武则天的手中。
裴炎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提议，被武则天欣然接受。大小政事仍取决于武则天的意见，“太后令”仍然是帝国的最高号令。继位的新皇帝只能摆个空架子，而无实质权力。
对这个状态，群臣也没有办法。因为在十二月底之前，是嗣君的守丧期。在非常时期，必须有非常的措施和手段。
月底之后，武则天要不要还政？这才是各方都关注的一个问题，恐怕也是武则天考虑得最多的一个问题。然而，按照遗诏“以日易月”的规定，民间服丧一月，李哲只须服丧一天。所以，最迟也要在新年到来之际，武则天就必须将朝政还于李哲。
除非这时候武则天真有“还政于君”的心思，否则她必须在这短短二十天里和时间赛跑。她所要做的，就是要利用手中短暂的过渡性权力，全面掌控局势，以便在新君李哲脱下丧服之后，仍然能够将帝国的最高权柄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中。
对于武则天来说，当务之急是要在这段时间内，着手办好几件事。
前朝嗣皇帝年幼而太后“临朝称制”，也就是太后临朝听政，自称“朕”，且以皇帝“制诏”的名义发号施令，是母后代行君权的一种正式形式。
高宗皇帝的遗诏并没有委托武则天临朝称制之意，所以武则天没有临朝称制的根据。
由于裴炎主动送上机会，就让武则天得以与宰相沟通，以“太后令”来发号施令。这是一种母后在体制外专权摄政的形式，与太后临朝称制的合法形式不同，由此显示了武则天一贯积极主动而善于掌握时机的特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