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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由长安回到洛阳之后，整个朝廷的权力集团被分裂成为两大派系。一派攀附“二张”兄弟，是拥张派；另外一派反对“二张”兄弟，姑且称之为倒张派。
两派为了各自的利益，始终处于水火不容的状态。魏元忠一案让两派的争斗更加明朗，很多人跳出来表明自己的立场，生怕慢一步就跟不上队。
弄清楚这两派的人员构成，基本上也就可以梳理出神龙政变的前因后果。长安三年（703）九月的这场斗争，以魏元忠遭到左迁而告一段落。“二张”的计划只能算是成功了一半，魏元忠没有被杀，这让他们内心不安。可是圣旨已下，暂时也只能如此。他们继而又想，诚如魏元忠自己所说，他到了世界的边缘，瘴疠之地，年纪已大，已没有再回到京都之地的可能。
让“二张”内心暗自窃喜的是，在紧要关头背叛他们的张说，也被流放到了岭南，那里的条件更加恶劣。最大的敌人以及背叛自己的人都被驱逐到遥远的边境，朝堂上还有谁敢与他们作对？
这场斗争同时至少向朝臣们传递了两种可能性。
一是武、李并贵政策的失败。武则天提出这个政策的本来意图，是考虑到李显、李旦等与诸武在自己死后会走向决裂，从而引发政治动荡。而在她还活着的时候，武、李斗争已趋向白热化。
二是“二张”威权的动摇。想当初“二张”“权宠日盛，倾朝附之”，李重润、武延基等皇室成员，因私下议论而遭到武则天诛杀。但是现在，“二张”已没有先前的威风。
武派士族曾经想要依靠“二张”窃取皇权，现在他们见“二张”一天天地贬值，也只有另辟新径。
魏元忠的远贬，似乎是李派的失败，但武、张费尽心机，也不能将他杀死，也无法动摇李显的储君之位。魏元忠的下狱更是激起权力集团内部的轩然大波，长安城中街谈巷议，无不以此为题。无论朝野，都有人出面营救他。在朝者，如宋璟、张廷珪、刘子玄、桓彦范等人。在野者，如苏安恒等人。这难免会让人想起光宅元年朝士们营救裴炎的运动。但那一次没有成功，裴炎仍然被杀。而这一次，基本上是成功的。两下形势对比，光宅元年，武则天下定决心临朝称制。两年以后，她悍然推行了恐怖政策。而现在，且不说武则天年事已高，体弱多病，已不再有施行恐怖政治的精力，更为重要的是，武周朝的内部环境，已经不容她再那样做。勉强施行恐怖政治，只能促使李派士族提前实现政变。
当恐怖政治恣肆横行之际，宋璟、张廷珪、刘子玄等人均噤若寒蝉，闭门著书，他们并没有拿自己的头颅撞击恐怖政治的铁壁。这并不是说他们怯于前而勇于后，而是形势不同所致。不同的形势下不仅造就不同的人物，而在同一人物身上，先后也有不同的表现。
这场斗争是对李派力量的一次大检阅，也由此增进了他们的信心。既然“二张”的威势已经弱化，武派的力量也已经削弱，那么扩大战果，将“驱张”运动向前推进，就是可行之事了。
别看张氏兄弟是靠男人的美色起家，可拥张派中却不乏实力干将，很多人还是有理想、有抱负的士子。那些平日里看上去有些气节的文人，却在关键时刻掉了链子。
这些熟读经史子集的士子们之所以能够抛却自尊为张氏兄弟鞍前马后，不外乎利益使然。很多文人官僚都是张氏兄弟的下属，彼此之间有关联。
张易之是奉宸府的头儿，奉宸府当时集中了许多文人墨客。这些文人墨客在身份上和“二张”兄弟有着相似之处，他们都是武则天晚年怠政的产物。
武则天晚年觉得该办的大事也办得差不多了，有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想法。一是包养“二张”兄弟作为男宠；二是搞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写诗，写字，让这帮文人陪着她玩儿。
这些人虽然是文人、大臣，但是也有着弄臣的色彩。在这一点上，他们和“二张”兄弟并无质的区别。除了文人官僚之外，以武三思为首的武家子侄，也是“二张”党羽的重要成员。
武三思以及他那些弟弟、侄子，最担心的是李显当皇帝，想要阻止李显由皇太子变成皇帝。谁才能阻止李显当皇帝呢？他们觉得只有“二张”兄弟有这个能量，所以他们想要借助“二张”兄弟阻挠李显当皇帝。同时武家的这些子侄们，他们在权力运用上并不张扬，反而显得谄媚。这其实也是武则天高压政策的结果，老压着他们，让他们觉得只有攀附武则天才有活路。发展到最后，凡是武则天宠幸之人，武家人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去巴结。当年武则天喜欢薛怀义，武三思兄弟几个就放下尊严跟在后面为他牵马执镫做奴才；如今“二张”得宠，他们又来巴结“二张”。
自从魏元忠事件以来，以武三思为首的武氏一族及朝臣们，对“二张”的态度显得更为殷勤。虽然只是表面上的顺从，但至少也像一阵风掠过，草木皆倒伏。
通过这个案子，很多正直的大臣发现，原来还有那么多人反对“二张”。
这些大臣主要集中于两大部门。一是太子府和相王府。因为太子李显和相王李旦受到“二张”的直接威胁，所以他们的僚属为了保护主君，肯定看不上“二张”兄弟，这是一种天然的对立。
另外一个部门就是司法部门，包括大理寺、御史台、刑部等部门。武则天结束酷吏政治之后，司法部门汇聚了一批执法严明、正义感强的官员。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宋璟，也就是对张说进行思想教育的那个人。
宋璟是进士出身，在武则天的长安年间已经官至御史中丞，也就是御史台的实际负责人。
宋璟是个追求内心高洁之人，他实在看不惯围绕于武则天身边的那些弄臣，尤其是“二张”。他常常将自己比作梅花，凌寒独自开。他为官名声极好，老百姓称他为“有脚阳春”。也就说他这个人走到哪里，就把阳春三月带到哪里。对待与自己志同道合之人，犹如春天般温暖；而对待“二张”这样的小人，犹如秋风扫落叶般无情。
有一天，武则天邀请有一定地位的朝臣在内宫举办皇家宴会。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仗着和皇帝亲近，坐到上座。他们坐好后，宋璟进来了。宋璟虽然从来没有巴结过“二张”兄弟，可“二张”兄弟平日里对他还是很敬畏的。
张易之一看宋璟走进来，赶紧站起身来让宋璟坐上座，一边让还一边说客气话：“宋公，你是当今第一人，怎么能坐于下首呢？快请上座，快请上座。”
没想到的是，宋璟根本不给他留面子，只是扭头看了他一眼，冷冷地说：“下官才能低劣，地位也在诸位之下，张卿才是当今百官之中的第一人。”
这时候，有一个官员就出来打圆场了，就说：“宋公，你这话说得就不对了，你怎么能管五郎叫张卿呢？”
这个官员虽然是为了讨好谄媚张氏兄弟，但也不是信口胡言。这里面涉及到唐朝人的语言习惯，当时的奴才都管主人叫郎。由于张易之、张昌宗受宠，所以很多官员称他们为五郎、六郎。没想到今天，宋璟突然冒出一句张卿来，所以这个官员就提醒他。
当时也有朝臣见到“二张”当面称其为“公”，因为这时候张昌宗已被封为邺国公，张易之也被封为恒国公，所以，称兄弟俩为“公”是当然之理。宋璟上下打量了插话的这位官员，然后手指对方，愤然道：“你又不是张易之的家奴，你怎么能管他叫郎呢？”
此言一出，举座皆惊，一些拥张派官员更是羞愤难当，脸色十分难看。这样一句极负嘲讽意味的话语，让现场的气氛十分尴尬。
拥张派和倒张派在当时确实是水火不容，势力也是旗鼓相当。
一方面拥张派里有很多的高官，包括一些宰相。由于“二张”的得宠，就连他们的几个弟弟也都跟着沾光做了高官，所以说“二张”的势力不容小觑。
与拥张派相比，倒张派的优势在于群众基础。也就是说，有正义感的大臣和在野人士是倾向于倒张的。他们的观点是，“二张”祸国乱政，倒张是为救国。
长安四年（704）七月，武则天带着“二张”从长安返回洛阳。第二天，武则天就下诏将张易之、张昌宗的三个堂兄弟收监。他们是司礼少卿张同休、汴州刺史张昌期、尚方少监张昌仪。三人均犯了贪污罪，案情牵涉到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二人。
武则天在长安时，大概就已经收到对张氏兄弟的控告状。她感到事态重大，在长安处理不太方便，于是决定返回洛阳。其实洛阳老百姓早就开始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他们的倒张立场。张易之、张昌宗当时整天藏于深宫，老百姓根本见不着他们的影子，更没有机会表达愤怒，可他们的亲属还是受到了牵连和打击。
就在这一年的年初，尚方少监张昌仪在洛阳刚建了一所豪宅。有一天，张昌仪刚刚起床，看门的人慌慌张张地就跑来向他报告，说他们家大门上被人写了一行字，什么字呢？“一日丝能作几日络”。这句话就是说，只能够用一天的丝线，能打几天的结子呢？言下之意，看你还能狂妄到几时？
张昌仪赶紧让人擦去，同时吩咐看家护院的一些人，晚上好好守着，抓住这个人，把他给我往死里折磨。当天晚上，各种保安措施都用上了，看门护院的人在外面守了一夜，却连个鬼影都没抓着。
第二天早晨，那行字又出现在了大门上，一连六七天都是这个样子。张昌仪被折腾得一点脾气也没有了，索性他也就不往下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