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贞元治乱 (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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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歧

当河北、河南和关中地区藩镇叛乱引起的大风暴将近平息时，李适君臣的注意力开始转向财政和经济问题。因为从建中时期（780—783年）延续到贞元初年的自然灾害和战乱，已经极为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经济，也将帝国的财政推向崩溃的边缘。据《旧唐书•德宗纪》记载，从建中元年（780年）到贞元四年（788年），地震、蝗灾、旱灾、水灾等灾难加起来将近十次，天灾人祸相继降临，不但百姓们流离失所，就连皇帝李适的膳食都受到了极为严重的影响。当动乱初平，李适君臣所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财政的窘困。

贞元二年（786年）夏天，由于东南漕运粮食没有及时运到关中，关中和京城长安的所有粮库全都见了底儿，就连拱卫李适的禁军口粮也无法发放到位，当时很多士兵产生了抵触情绪。李适得到报告后，害怕再一次发生泾原兵变式的动乱，所以极为忧虑。就在局势将要失控的时候，时任镇海军节度使的韩滉从驻地润州（今江苏镇江）运来三万斛大米，暂时解了朝廷的燃眉之急。李适当时高兴得几乎掉出眼泪，他兴奋地对太子李诵形容韩滉的这三万斛大米是让他们父子又重新找到了生路，可见当时李适已经窘困到什么程度。

不过李适明白韩滉的大米也仅仅是解燃眉之急，如何让帝国摆脱财政危机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从贞元二年（786年）起，李适的施政重心开始由平定藩镇叛乱转向最为紧迫的财政问题，其中施政重心转移的标志是贞元二年正月崔造出任宰相。

崔造，河北安平（今河北安平县）人，年轻时以博学闻名，李豫在位时与韩会、卢东美、张正则结为好友，经常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以辅佐君主为志向，时人称之为“四夔”。“夔”是传说中尧舜时代的良臣，由此可见当时人们对崔造的看重。

崔造能够进入仕途还应该感谢浙西观察使李栖筠，当时李栖筠十分欣赏崔造的才能，将他征辟为幕僚，由此崔造进入仕途。不过在李豫当政时期以及李适即位初年，由于政治风云的变幻，崔造的仕途之路并不顺畅，始终没有进入帝国官场的高层。

不过命运之神总是垂青有才能和有准备的人，朱泚之乱成为崔造命运的转折点。当时他担任建州（今福建建阳县）刺史，听到泾原兵变皇帝李适仓皇出逃的消息后，他立即写下檄文，派人飞速送到相邻的几个州，约请他们共同招募军队，以备朝廷随时调遣平叛。崔造在本州招募了两千人马，虽然还没等奔赴长安，朱泚之乱已经被平定，但他的忠诚却被李适得知，于是李适在返回京城后，立即征召崔造进京担任吏部侍郎兼给事中。

一年后，崔造由于在其位善于决断，能够独当一面，所以被皇帝李适提拔进入宰相班子，同时原官职照旧不变。当时很多人都赞叹崔造在官场是青云直上，而皇帝李适之所以破格提拔崔造，也是希望他能够竭尽所能在解决帝国财政危机方面做出成绩。

事实证明，崔造没有辜负李适的期望，进入宰相班子伊始，就向李适提出改变当时的财政体制来解决帝国财政的危机问题。

崔造之所以提出改变财政体制，是因为从李豫时期到李适即位初期，唐朝中央的财政管理实际上已经形成度支和盐铁转运使两套系统。度支掌管农业税收，即通过两税法征收货币和粮食、绢帛等实物上缴朝廷。盐铁转运使掌管工商税和漕运事务，主要负责东南地区海盐的专卖，并将江淮地区的两税征收粮食漕运到京城长安。

崔造由于长期在江南地区担任地方官，所以十分熟悉一些地方的“钱谷诸使”在财政收入上欺瞒朝廷的情况，崔造认为这是导致帝国财政陷入危机的首要原因。同时他认为由于度支、盐铁已成为独立的中央财政系统，宰相对财政的控制正在逐渐削弱，这是造成帝国财政危机的第二个原因。因此他建议废除度支和盐铁使，将这些人的权力移交宰相直接主管，同时恢复安史之乱前的旧制度，让全国各地通过两税征收的粮食货币，由各道和各州直接运送长安。

事实上，这等于是取消了当年刘晏创立的中央直接经营漕运的做法。

当时李适由于对崔造极为信任，所以同意了他的建议，立即委派户部侍郎元琇主管盐铁，户部侍郎吉中孚主管度支，宰相班子成员齐映主管兵部、李勉主管刑部，刘滋主管吏部和礼部，崔造则主管涉及帝国财政问题的关键部门户部和工部。李适的这个安排实际上主要是将财政管理体制恢复到安史之乱以前，不过让李适想不到的是，就在他刚刚安排好一切后，便有人找上门来表示强烈反对。

反对的人正是此前不久运送来三万斛大米的韩滉。

韩滉是李隆基时期宰相韩休的儿子，少年好学，性格精明强干，因为父亲的缘故没有经过科举考试便进入仕途，由于名声颇好，很多藩镇屡次聘请他担任幕僚。李豫当政时期韩滉由地方官跻身中央官职，历任吏部员外郎、给事中、尚书右丞等职。

大历六年（771年），韩滉出任户部侍郎、判度支之职，他在这个职务上的表现，既让他作为理财家而声名鹊起，同样也暴露出他性格上的弱点。

据《旧唐书•韩滉传》记载，韩滉在职位上对下属约束极严，不允许有丝毫的欺诈和渎职行为发生。虽然他掌管度支事务，但对手下却极为苛刻，不仅不给予恩惠，反而在处理政务时，往往将手下的一些小过失说成是原则性的大错误，这让很多人对他产生了怨恨。

由于韩滉树敌过多，以至于在大历十二年（777年）因为关中的水灾检核不实问题，遭到了诸多同僚的弹劾，被排挤出朝廷外调为苏州刺史，不久又转任润州刺史兼镇海军节度使。

韩滉虽然被排挤出朝廷，但对大唐的忠心并没有改变。泾原兵变李适仓皇出逃，韩滉在自己的辖区内努力训练军队保境安民，使朝廷的财赋之区在动荡中依旧保证安宁，从整个战略角度来看，这无疑对大唐危而复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更何况那三万斛大米让李适犹如重新找到了生路。

由于韩滉表现出色，贞元元年（785年）正月，李适任命韩滉兼任江淮转运使，韩滉由此掌握了转运江淮物资的大权。但就在这个时候，崔造却偏偏提出了财政体制改革的建议，这当然让性格本就刚烈的韩滉十分不满，而且从利益角度而言，韩滉也必须坚决反对。所以他对崔造提出的新型财政管理体制发难，不能不引起朝廷上下的震动。

韩滉很精明，他没有将攻击的矛头指向宰相崔造，而是指向主持盐铁事务的户部侍郎元琇。元琇为了解决京城货币流通缺乏、物价昂贵的问题，准备从江淮一带收集现钱四十万贯，并委派韩滉转运至关中，韩滉就是利用这样一个机会开始发难。

韩滉上疏李适说从江淮运送一千钱到京城，运费需要一万钱，国家不仅没有赚钱，反而损失了很多。李适由此召问元琇事情的来龙去脉，元琇立即解释说一千钱的重量相当于一斗米，从江淮运到京城的运费只需要三百钱。

对于如此专业的问题，皇帝李适只能听信大臣的汇报。于是他下令催促韩滉立即运钱到京城，没想到韩滉找出一系列理由推诿不执行，搞得李适也是无可奈何。

事实上无论是李适还是崔造都忽略了一点，那就是由于盐铁转运诸使主掌财政自安史之乱以来已成惯例，成为帝国财政体制不可缺少的部分，如果没有这些人的支持，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

韩滉不过是其中的代表！

由于韩滉这样的盐铁转运使的抵制，崔造的改革形成一纸空文。反观韩滉却从江淮源源不断运来粮食，即使皇帝李适再有理想和魄力，也必须首先要填饱肚子，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崔造的改革逐渐被废止。

崔造就这样在郁闷之中一病不起，与他这边逐渐消沉相比，韩滉那边可谓是一帆风顺。贞元二年（786年）十一月，李适将韩滉从江淮调到京城，正式以宰相身份参与朝廷事务决策。十二月二日，李适下令以韩滉兼任度支、诸道盐铁转运使之职，事实上这标志着李适彻底否定了崔造的改革。

但韩滉并不准备就此罢休，为了打击报复崔造，他上疏李适请求罢免崔造和元琇的职务，认为如果留他们在京城，早晚有一天他们会报复自己，李适不得已将两个人贬出京城。

朝廷中没有了崔造，韩滉等于扫除了自己面前的障碍，于是他开始按照自己的想法大刀阔斧地施政。虽然性格刚烈，但韩滉最擅长的就是发现和使用人才，早在江淮地区任职时，韩滉所征辟的幕僚都能让他们发挥出最大的潜能，可是就在他刚刚准备招募人才时，韩滉突然病逝，此时距离他来到长安仅仅两个月的时间。

韩滉的突然去世，使他没有机会发挥才能，在崔造之后进一步解决帝国的财政问题。而继任宰相张延赏虽然颇有才干，但因为在吐蕃入侵时，力主与吐蕃修好，结果遭到吐蕃人反水而引咎辞职，未能在财政问题上有更多的表现。

可以说自平定藩镇以来，李适意图重振帝国的财政，其主观意识是好的，但他的性格造就了他不能长期信任一个人，崔造的结局就是最好的证明。即使韩滉没有去世，其最终的结果也未必能好到哪去，不过李适是不会意识到自己猜忌的性格才是造成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

当时在李适看来，即使没有了韩滉，财政的问题也还是必须要解决的，放眼望去适合做这个事情的人只有李泌，于是他起用已经历经三起三落的李泌进入宰相班子，协助处理财政问题。

不过让李适想不到的是，自此之后包括李泌在内的几任宰相，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没有彻底解决帝国财政的危机问题。

结症

李泌被常衮排挤出京城后，一直到建中四年（783年）泾原兵变时才被李适召回到身边。贞元元年（785年）被任命为陕虢观察使，韩滉去世后，李适让李泌进入宰相班子，承担起解决帝国财政危机的重任。

李泌接任时正逢吐蕃入侵，为防备吐蕃的进攻，唐朝在关中西部派了大量的防秋兵，军饷费用十分浩大。面对如此艰难的形势，李泌向李适提出了解决财政危机的建议。

李泌认为实行两税法以来，地方藩镇、州县大都违法征税，加上朱泚叛乱后，各地争着增加税赋，对犯罪吏民征收罚金，把收入作为征募军队防卫辖地的军饷。朱泚叛乱平定后，各镇的地方官因为害怕非法征税的丑行被发现，都不敢向朝廷报告。现在朝廷应该宣布赦免他们的罪过，但必须要让他们将那些非法征来的税钱，除去地方使用的份额外，一律上缴朝廷，这样就可以就可以暂时解决军费开支不足的问题了。

李泌的这种方法仅仅局限于应对吐蕃的入侵，从实际的效果来看还算不错，但李泌没有想到另一个严重的问题随之而来。

当时唐军集结在关中西部防御吐蕃的兵力达到十七万之多，每年食用二百零四万斗粟米。而当时关中的米价为每斗一百五十钱，因此每年防秋兵的军粮费用高达三百零六万两。由于藩镇之乱刚刚平定，加以天灾不断，不仅朝廷无法支付这笔巨额经费，就算是将各地方非法征收的税钱全部上交，也买不够这么多军粮，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这是个无底洞。

这种情况李适十分忧虑，甚至考虑裁减防秋兵力以减轻军粮负担，为此李泌经过严密的调研向李适提出如下建议：

现在吐蕃人用牛向原州（今陕西固原县）和会州（今甘肃靖远县）一带运输军粮，粮食运完后，那些牛将就基本上没有用了，李泌建议立即调拨左藏库中陈旧的布帛染成彩布，通过党项人作为中间人调换牛，每头牛用不了两、三匹布就可以换来。用十八万匹布可以换回六万头牛，再命令各个冶炼作坊铸造农具并出借麦种，分赐给诸军镇，让他们招募士卒，开垦荒地播种，同时规定在转年小麦收成时加倍偿还，剩余的小麦官府按照比市价增加五分之一的价格收买，转年春天如法行事。

当时李适对于边镇的农垦情况并不十分了解，所以对李泌的建议有些犹豫。李泌看出了李适的顾虑，所以他进一步为李适算了一笔经济账。

李泌将自己的调研的结果详细为李适讲解，那就是关中沿边一带土地肥沃但荒芜已久，如果开垦播种收成一定很好，等到戍卒获得利益后，转年愿意耕种的人会更多。而边境地区居民稀少，士兵们吃的又是国家的粮食，收获的粟米没有地方出售，价格一定会跌落很多。如果官府名义上加价收购，实际上比现在的军费开支要少很多。

李适听完后大喜过望，于贞元三年（787年）三月开始下诏实行，经过一年多的实际运作，朝廷的财政收入稳步提升，戍守边境的军队供应得到充足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