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昏庸二帝 (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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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庆科考案

元和十五年（820年）闰正月三日，在李纯驾崩的一个多月后，皇太子李恒即位于太极殿，第二年改元长庆。历史评价李恒是个平庸之主，但不能否认在即位伊始，为了改变元和末年法度废弛、经济衰退的局面，李恒也做了些有利于国家的事情，尽管这些工作做得并不彻底，但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长庆元年（821年）三月，一年一度的科举考试照旧在礼部举行，主考官由礼部侍郎钱徽、右补阙杨汝士担任。考试之前宰相段文昌、翰林学士李绅奔走于钱徽门下，保举自己的亲信。结果榜单一出，裴度之子裴撰、郑覃之子郑朗、杨汝士之季弟杨殷士、李宗闵之子婿苏巢等十四人中榜，而段、李二人极力推荐的杨浑之、周汉宾则落选。

段文昌一气之下，在皇帝李恒面前状告钱徽徇私舞弊、取士不实。李恒以其事询问翰林学士李绅、元稹等人，二人的回答均和段文昌相同。

在这种情况下，李恒便诏令中书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诰白居易，在子亭主持复试。没过多久，复试结果一出来，除孔温业、赵存业、窦洵三人勉强过关，其余十一人全部落选。

这个事件就是唐代科举考试中的重大丑闻——长庆元年复试案。

本来考试作弊在当时是一件极其平常的事情，考生为了榜上有名请客送礼，甚至托关系拜到权臣门下。这次由于宰相段文昌推荐的人落选，这才公开发难，但却骤然演变成轰动朝野的考试舞弊要案。

段文昌，史书记载“倜傥有义气”，曾经与韦皋、李吉甫交往密切。李吉甫当上宰相后，段文昌升迁为监察御史、左补阙，李恒做太子时担任随身侍读，等到李恒即位拜为宰相。

本来段文昌与杨浑之没有多少往来，但段文昌有收藏图书字画的嗜好。杨浑之是长庆元年的应试举子，其父是已故的刑部侍郎杨凭，家中藏有不少古书字画，杨浑之得知段文昌的喜好后，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投其所好，将父亲生前收藏的古书字画全部送给了段文昌。

俗话说得好，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事情到了这个份上，段文昌想不办事儿那是不可能的，于是他找到钱徽保荐杨浑之。

与此同时，翰林学士李绅也将与自己亲近的举人周汉宾托付给钱徽，但让段文昌和李绅全都没想到的是，榜单一出来，杨浑之和周汉宾皆落选，于是段文昌和李绅告状到皇帝李恒那里，钱徽也就随之当了被告。

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钱徽与段文昌、李绅并无怨恨与瓜葛，而且段文昌与李绅也不是多么亲密的同党。这次之所以并肩战斗完全是出于共同的利益关系，一个充当原告，一个充当证明人，不将钱徽整倒誓不甘休。

坦白地讲，段文昌和李绅本身也存在请托走后门的违纪问题，而且钱徽当时还保留着段、李二人写给自己的保荐书信，把柄在手自然无所顾忌。如果李恒仔细追查，段、李二人也难逃惩处，与李宗闵、杨汝士等人在性质上没有本质区别，只是一个成功、一个未遂。

当时李宗闵、杨汝士劝钱徽将段、李二人写给他的保荐信进献皇帝李恒，这样皇帝陛下必定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但钱徽却是个耿直之人，他认为身正不怕影子斜，不能将私人书信当作呈堂证供（“安可以私书相证耶？”），然后命手下人将信件焚毁。

老谋深算的段文昌十分了解钱徽的为人，所以在状告钱徽之前，段文昌与李绅、元稹共同谋划过如何整倒钱徽。之所以会找到元稹，是因为李恒刚即位时，段文昌在李恒面前举荐过元稹担任知制诰，可以说段文昌对元稹有知遇之恩，而且李绅是元稹的岳父韦夏卿的幕僚，所以段、李、元三人结成同盟是必然的事情。

后人们了解元稹大多是因为他那“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佳句，全诗具有一种超凡脱俗、绮丽清新的意境，但事实上官场上的元稹丝毫未能免俗，也是参与明争暗斗。

从《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多种史料记载来看，关于这场科举考试案，皇帝李恒从未曾召见过钱徽、李宗闵等人。也就是说他所了解的情况全部来自段文昌和李绅，所以主考官钱徽遭到惩处是必然的。

虽然当时很多人为钱徽鸣不平，而且他自己也宣称问心无愧。但纵观整个事件来看，钱徽很难落得一身清白，白居易当时在《论重试进士事宜状》里也宣称今年进士及第的人大多是官二代，这其中大有问题，这其实就是变相在说主考官钱徽在录取人员时做了手脚。

钱徽最终因为这桩科考案而身败名裂，被贬为江州刺史。

长庆元年的这场科举复试案带来的后果十分严重。原告和被告双方都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被告方除了钱徽被贬之外，李宗闵被贬剑州、杨汝士被贬开江；原告段文昌、李绅等人虽然取得一时胜利，可是由于他们在报复钱徽的同时，也涉及考生及其亲属，打击面过大，因此不久就遭到了这些人的报复。裴度之子虽然在落第后重新被赐及第，但已经丢了大面子。所以半年后裴度三次上疏，公开弹劾元稹与宦官结党营私，其实矛头是指向段文昌和李绅。结果元稹因此而被排挤出朝廷，段文昌、李绅等人也受到皇帝李恒的冷落。

从长庆元年科考案最终的结果来看，并没有真正的胜利者。皇帝李恒虽然没有真正掌握事情的来龙去脉便草率处理，但客观结果却是对当时科举考试风气的一次净化。不过从段文昌等人与钱徽等人的较量过程来看，双方明显带有党争的味道，而且裴度弹劾元稹勾结宦官、结党营私，从史料记载来看也是空穴来风。

值得一提的是，大唐帝国的三大祸根除了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之外，第三个便是朋党之争，而长庆元年的这场科举复试案正是拉开晚唐朋党之争的序幕，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这场朋党之争居然会持续长达50年之久。

牛李党争

关于晚唐朋党之争会成为帝国灭亡的祸根原因，千百年来很多人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认为，之所以会出现朋党之争，正是与科举考试有关。

在安史之乱爆发之前，大唐帝国的科举考试选拔了很多人才，很多国之栋梁都是由科举考试而走上仕途。但安史之乱爆发后，帝国的科举考试开始走下坡路，其原因正是中央朝廷的腐败，不仅在考场中屡屡出现舞弊现象，考试前也兴起了一股请托之风，即使是在考试后也形成了进士者谒见主考官的恶习。这样推荐者和被推荐者之间就形成了门生座主的关系，而且科举考试中的门生和门生之间称为同年，他们因为隶属于同一个座主，又是同年及第，很容易结成政治联盟，正是这两种不正之风最终促成了朋党相争的局面。

纵观大唐帝国的后期历史，影响国运至深的党争当属“牛李党争”。

“牛”指的是牛僧孺，“李”指的是李德裕，两个人的矛盾源于元和三年（808年）。这一年的四月，皇帝李纯亲自策试制科举人，名为“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当时主考官是吏部侍郎杨于陵、吏部员外郎韦贯之两个人，结果应试者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闵三人的策文被列为上等。

当时三个人面对朝廷出的相关命题，使出了浑身解数，因为是“直言极谏”，所以三个人将矛头直指当时朝廷的宰相和宦官。如今，牛僧孺和李宗闵的策文我们已经无法找到，但皇甫湜的策文收录在了《全唐文》中。他的策文言辞颇为激烈，形容宰相还算是客气，但形容宦官简直就是在谩骂，不仅说宦官丢失了本来的职责，而且说宦官是“裨险之徒”，一个地位低微的下等人怎么可以掌握军队，并成为皇帝最为信任的人呢？

鉴于牛僧孺、李宗闵与皇甫湜都被列为上策，相信牛、李两个人的策文言辞也应该是颇为激烈的。

当时榜单出来后，宦官刘光琦向皇帝李纯哭诉，说牛、李、皇甫三人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宰相李吉甫也劝李纯不要重用三个人。最终李纯下令贬黜主考官，同时使得三个人很久没有得到升迁，于是牛僧孺、李宗闵二人怀恨在心，而李德裕正是宰相李吉甫之子。

后来随着李吉甫的去世，一直到元和十五年（820年），牛、李之间的矛盾始终处于一种蛰伏状态。但随着李恒的即位，以及李德裕的发迹，牛、李之间的矛盾开始加剧，而加剧的起因正是前边提到的长庆元年（821年）科举复试案。

因为这场科考案李宗闵等人被贬黜，所以李宗闵十分痛恨段文昌和李绅。而据《旧唐书•李宗闵传》记载，李德裕当时跟着李绅、元稹一起向皇帝李恒告状（“衡言于上前”），说钱徽受人请托，因此这次考试是不公平的，最终导致重新复试。

事实上，当时李德裕和段文昌、李绅比起来，还是个小角色。虽然时任翰林学士之职，但由于皇帝李恒对藩镇采取招抚政策，而李德裕则主张对藩镇用兵，所以他并不受皇帝的待见，最多是个不得不跟着领导走的打酱油角色，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段文昌和李绅。但李宗闵显然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凡是和段文昌、李绅站在一起的都是其同党，所以李宗闵对李德裕也没什么好印象。

而牛僧孺和李宗闵是同年，所以理所当然十分憎恨李德裕，再加上与其父的矛盾渊源，所以双方矛盾开始加深。

不过此时牛、李双方虽然怨恨加深，但并没有形成不可调和的局面，导致双方关系恶化的，是长庆二年（822年）发生的“于方事件”。

当时成德镇王武俊的养子王廷凑发动兵变杀死节度使田兴，深州节度使牛元翼忠于朝廷不肯依附王廷凑，结果王廷凑带领大军将深州围得水泄不通。此时元稹的好友于方献计称可让成德大将王昭等人使反间计解深州之围。时任兵部侍郎的李逢吉得到消息后，暗中下令让亲信李赏告诉裴度说元稹想暗杀他，并且让其子李仲言将这件事告到皇帝李恒那里，将于方下狱。皇帝认为元稹和裴度二人有失宰臣威严，罢免二人的宰相之位，让李逢吉进入宰相班子，任命他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李逢吉进入宰相班子后，还缺少一名副手，论资历牛僧孺和李德裕都有当宰相的希望。但皇帝李恒对李德裕并不感冒，所以将他调任为浙西观察使，李德裕刚离开京城，牛僧孺就被任命为同平章事。

李德裕被调任后，一连八年没有得到升迁，在他看来这是李逢吉从中搞鬼。而事实上，在牛、李入相的问题上，李德裕是着实冤枉了李逢吉，或许李逢吉确实推荐了牛僧孺，但李德裕没有认识到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而是在于他对藩镇的态度与皇帝李恒完全背道而驰，皇帝是不喜欢他的。

然而，皇帝李恒对牛僧孺的印象颇佳，除了李逢吉的推荐之外，原因还在于李恒曾经看过宣武节度使韩弘的宅簿。当初韩弘入朝，社会上流言颇多，其子韩公武以家财贿赂过很多当朝权贵。不久韩弘父子相继过世，李恒知道其孙尚且年幼，担心其家财被盗，所以命令朝官到其家里查阅宅簿，而簿上记录了这些年朝廷受贿者的名字，只有在牛僧孺名字的后边写着“不受”两个字，李恒知道后十分欣慰，所以这次挑选宰相班子成员，牛僧孺被李恒钦点。

关于李德裕、牛僧孺的斗争，截至长庆二年（822年），由于彼此间只是怨恨加深，以及矛盾不可调和，还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党争局面。而且从牛僧孺进入宰相班子以后来看，他和李逢吉也存在意见分歧，所以不能说李逢吉是牛党成员。当时以牛僧孺的身份和地位来看，他还没有形成党派，只能算是一个“偷权报怨，任用存亡”的宗派体系。

长庆年间，真正一党独大的是新进宰相班子的李逢吉，据史书记载，李逢吉担任宰相期间，虽然并无政治建树，但拉帮结派、打击异己可是十分活跃。当时郑注以医药术为宦官王守澄所信任，李逢吉让其子李仲言贿赂郑注，进而结交王守澄而得以权倾朝野，并组成了一个时称“八关十六子”的庞大朋党体系。当时令狐楚、李宗闵、牛僧孺全都依附于李逢吉，韩愈和李绅由于与李逢吉政见不同而遭到贬黜，致使长庆年间再无名臣。

长庆年间党争激烈的一个根本原因是皇帝李恒本人才能平庸，驾驭不了群臣。后来，李德裕总结长庆党争的内在根源就说，李恒其实是“性相近，嗜欲同”，如李恒特别欣赏元稹的诗文，就纵容元稹和宦官结党，尤其是在李恒在位的最后时期，因为其身体多病，朝廷大事悉数委任于宦官，更加助长朋党的势力的扩大。

而作为大唐帝国后期祸患之一的“牛李党争”，在长庆年间不过是刚刚形成雏形，此时可还是停留在李德裕和牛僧孺个人以及少数几人之间的矛盾。李德裕被贬，标志着牛僧孺一派暂时占据上风，但这仅仅是个开始。

纵观长庆年间的党争，对于当时的国策以及重大事件的决策都有深远的影响，如对待藩镇的策略，就因为党争的缘故产生了致命的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