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权臣固政 (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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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裕复相

随着陈王李成美和安王李溶等人的被杀，在朝廷中担任宰相的牛党成员杨嗣复、李珏以及与牛党关系关系密切的枢密使刘弘逸、薛季棱等人全都失势，朝廷内取而代之，掌握朝政的是李党领袖李德裕。

开成五年（840年）九月，李瀍将在淮南任上的李德裕召回朝廷，先是任命其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不久又兼门下侍郎，由此开始了李德裕独掌宰相大权的时期。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年李德裕54岁，当年他的父亲李吉甫出任淮南节度使时是51岁，后来应召入朝担任宰相也是54岁，被朝野视为奇异之事。

事实上，李瀍重新起用李德裕担任宰相，并不完全是因为李德裕具有真才实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牛党不拥立自己的政治原因。尽管如此，由于李德裕后来一系列出色的表现，例如，平定泽潞之乱、北征回鹘、会昌废佛等，使得他在李瀍在位时期一直身居宰相职位而没有变化。

对于重新回到朝廷的李德裕而言，现在自己得到皇帝陛下的信任，这个机会实在很难得，他利用李瀍对他的信任，首先要做的就是去掉长期让他如芒在背却始终未得妥善解决的心病，那就是设法删减《宪宗实录》中关于他父亲李吉甫的一些有碍名誉声望的记录。

李吉甫当年因为主张对藩镇采取用兵之策，而深受宪宗李纯的赏识，无论在朝廷中，还是出镇地方，都有很多建树，当然他也得罪过很多人，尤其是元和三年（808年）发生的贬谪制科考官和对牛僧孺、李宗闵等人长期压制不用，进而导致朝野舆论的批评。

记载宪宗李纯一生史事的《宪宗实录》一共四十卷，是路随等人监修，沈传师等人修撰的，在大和四年（830年）三月修成。

由于唐朝中期以后，朝廷斗争日趋激烈和复杂，其中对史馆中各类历史文献的修撰工作也产生很多影响。秉笔直书，善恶如实记录似乎已经大成问题，而且在实录修成之后，出于某种政治需要而一再进行删减涂改，进而失去了历史记录的严肃性和可信程度。

当时《宪宗实录》修成后的遭遇即是如此，文宗李昂在位时曾经下令修改其中顺宗李诵在位时期的某些记录，但遭到了路随的反对。不过路随虽然上疏指出修改实录记载的种种不妥之处，但是文宗李昂并没有接受，依然下诏进行修改。于是在大和七年（833年），路随将经过修改的《宪宗实录》和新修撰的《穆宗实录》二十卷一起进献文宗李昂。

而李德裕复相后想要修改的《宪宗实录》，正是路随在大和七年完成修改的版本。从文宗李昂给路随的诏令来看，当时对《宪宗实录》的修改，也仅限于顺宗李诵时期的史事记录，而李吉甫对朝政产生较大影响是在元和二年（807年）担任宰相以后，但李德裕仍然担心《宪宗实录》中存在着不利于父亲的记录，所以他决定无论如何也要修改实录。

早在文宗李昂即位之初，曾经下诏宗室成员李汉担任实录修撰，参与《宪宗实录》的编撰工作，李汉秉承史家直书的优良品德，尊重历史事实，对李吉甫在宪宗时期的所作所为如实记录，因此备受舆论称道，但相反却深受李德裕的厌恶和疏远。

李德裕为了达到修改《宪宗实录》的目的，先是在会昌元年（841年）三月，带领重新回归朝廷的宰相班子成员陈夷行、崔珙、李绅，以宪宗李纯有中兴之功，上疏皇帝李瀍请求为宪宗李纯修建百世不迁之庙。李德裕这样做无非是想提高宪宗李纯的祭祀规格，以博得皇帝李瀍对自己的好感，为他修改《宪宗实录》的计划奠定基础。

但是李德裕没有想到，他的请求不太合乎礼法。因为在古代宗法制度中，关于祭祀祖宗有这样的规定：只有始祖之庙才能永远不迁，而始祖以下的历代祖宗在祭祀世代之数过于遥远后，要按规定迁入太庙，并按次序排列，统一进行祭祀。

尽管皇帝李瀍看了李德裕的奏疏，并称赞李德裕的建议很是中肯（“所论至当”）。但是当李瀍将李德裕的建议交给朝廷大臣进行讨论时，还是因为不合乎礼法而遭到了朝臣们的普遍反对。

在舆论的压力之下，李德裕只好不再采取迂回策略，直接以现有的《宪宗实录》版本所记载的内容不齐全为由，向皇帝李瀍提出了重新修订的请求。会昌元年（841年）四月，李瀍诏令宰相、监修国史李绅和史馆修撰郑亚重修《宪宗实录》。十二月，李德裕又针对实录的体例问题，上疏李瀍请求修改，事实上，李德裕的上疏不过是个障眼法，是为了他删减实录中关于父亲李吉甫的“不善之迹”制造理论根据，他的想法不仅是朝臣，就连皇帝李瀍都颇为知晓。

当时李德裕为了避免朝臣们的非议，对可以记入实录的史事做了十分严格的规定，但是其同党李绅和郑亚为了讨好李德裕，在修改实录的过程中，不仅将原稿中对李吉甫不利的记载全部删除，而且利用不少材料对李吉甫进行美化。

会昌三年（843年）十月，经李绅和郑亚将近三年的修改，新修撰的四十卷《宪宗实录》修成，并进献皇帝李瀍。对于李瀍而言，新修撰的《宪宗实录》品质如何似乎与他关系并不大，而且他早就知道李德裕的真实想法，所以重修《宪宗实录》和重新起用李德裕一样，都是出于政治需要，表明了李瀍对李德裕的绝对信任以及对牛党的彻底否定。

李德裕曾经就如何看待朋党问题，特意利用在延英殿与李瀍对话的机会，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当时，李瀍召见宰相班子成员议事，告诉宰相们说侍讲把孔子的三千弟子说成是朋党，为此询问宰相们对这种说法的看法，于是李德裕专门针对这个话题向李瀍上了一封奏疏。

在奏疏中，李德裕驳斥了侍讲把孔子三千弟子看成是朋党的论断，他认为所谓的朋党在行事中带有很强的政治目的，他还列举了历朝历代那些背信弃义、结党营私的行为表现，对这些人的行为进行了强烈地批评，而且在奏疏中李德裕还特意提醒皇帝李瀍，标榜自己这种不结朋党的人实在为数不多。

事实上，李德裕的目的在于借古喻今，指斥当朝官员结党营私的行为，他的锋芒所向是针对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并以“座主”“门生”等关系形成朋党势力的牛党而发的。

但是“牛李党争”的本质就是两党结党营私，进而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在这一点上以李德裕为核心的“李党”与他在奏疏中列举的朋党性质相同，不过从某种角度而言，李德裕复相后首要的任务是要抑制宦官的特权。

抑制宦官

李德裕复相后，颇得皇帝李瀍的信任倚重，而且牛党势力暂时受挫，使得李德裕逐步成为朝政的掌控者。但事实证明，即使没有牛党，李德裕同样面对来自不同势力的挑战，这一次挑战他权威的是内廷之臣，具有拥立李瀍之功的宦官仇士良。

李瀍成功登上皇位，作为神策军右军中尉的仇士良以其拥立之功，显得更加嚣张跋扈。在李瀍即位之初的开成五年（840年）二月，为了答谢仇士良的拥立之功，李瀍下诏晋封仇士良为楚国公。会昌元年（841年）二月，又赐给仇士良记功碑牌，并下诏命令曾经担任宰相的右仆射李程为其撰写碑文。八月加封仇士良为观军容使，统领神策军左、右两军。

观军容使这个职位全称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是由宦官监军发展而来的军职。前边介绍安史之乱时，我们说过郭子仪、李光弼等九个节度使围攻相州，唐肃宗李亨以郭、李二人资历相当难以互相节度为名，以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总监九军，成为围攻相州的实际军事统帅。安史之乱平定后，鱼朝恩奉命出任天下观军容使，等于成为全国军队的总监军。

在鱼朝恩之后，宦官中还没人担任过观军容使一职，仇士良是继鱼朝恩之后第二个出任这个职位的宦官，同时这也标志着他的权力达到顶峰。

按说身为内廷之臣的仇士良与身为外臣的李德裕，本质上不应该有什么冲突，而且李德裕八年的时间没在朝廷，和仇士良也没有什么交集，双方本可以和睦相处，但是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形同水火呢？

虽然李德裕有结党营私的一面，而且打击政敌丝毫不手软，但实事求是地讲，他和仇士良的矛盾，起因在于仇士良的心态失衡。

会昌二年（842年）四月，李德裕率领群臣为李瀍加尊号仁圣文武至神大孝皇帝，就在朝廷筹备这个月的二十三日在丹凤楼举行加尊号大典时，朝廷中有人向仇士良通风报信，说李德裕和度支使正在讨论起草皇帝陛下在接受尊号后所要颁布的赦书，其中内容之一是要削减神策军将士的军衣口粮和马匹草料。

仇士良听完后勃然大怒，他当即对部下进行部署，说如果真是如此，等到皇帝陛下发布大赦的那一天，我就带着神策军在丹凤楼前大闹一场。

仇士良当时的情绪十分激动，他没有冷静思考自己说这番话会有什么后果，他可谓是精明一世，糊涂一时。神策军作为皇家禁军中战斗力最强的军队，入则宿卫宫禁，出则为征战的中坚力量，其地位十分重要，自它诞生之日起，历代皇帝给予神策军的待遇都要优于其他军队，所给予的赏赐更非其他军队所能相提并论的，当时就算皇帝李瀍厌恶仇士良，也不可能削减地位十分重要的神策军的待遇。

史书上没有记载为仇士良通风报信的那个人的初衷是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仇士良对部下说完要大闹丹凤楼的狠话后，李德裕便得到了消息，于是他抢在仇士良之前，将这件事报告给了皇帝李瀍。

李瀍当即认为一定是别有用心的人在挑拨离间，于是他在延英殿召见仇士良，当面向其解释说赦书的内容都是自己的想法，和宰相等人完全没有关系，而且赦书尚未公开发表，仇士良怎么会听说有削减神策军待遇的事情呢？

有了皇帝陛下的定心丸，仇士良的怒气才逐渐平复下来。在恢复冷静的同时，他也为自己口无遮拦而懊悔不已，所以听完李瀍的解释后，仇士良恭敬地向皇帝陛下叩了三个头，然后诚惶诚恐地退了下去。

李瀍借仇士良之力顺利登上皇位，虽然在表面上对他加官晋爵尊崇至极，但内心深处始终对这位自甘露之变以来就手握禁军，在朝廷中专横跋扈、说一不二、钳制文宗李昂的家奴怀有恐惧之感，可以说厌恶的成分远远超过拥立即位的感激之情。

对于这一点，精明的仇士良其实也十分明白，所以他才会对自己的口无遮拦而诚惶诚恐，因为他也担心会刺激到皇帝陛下那敏感的神经。而且仇士良已经从李瀍更多的信任李德裕的变化中有所察觉，自己在皇帝心中的地位已经开始动摇，为了确保绝对安全，仇士良以年老体衰为由，于会昌三年（843年）四月向皇帝李瀍提出退休的请求。

对于仇士良的请求，李瀍当时心中乐开了花，在表面上稍作挽留之后，李瀍顺水推舟地下诏免去仇士良观军容使的职务，以左卫上将军兼内侍监、知省事。在此之后仇士良又多次提出请求致仕，终于同年六月得到了李瀍的批准。

会昌三年（843年）九月，历仕宪、穆、敬、文、武五朝，横行朝廷将近30年，曾经杀死两位亲王、一位皇妃和四位宰相的大宦官仇士良病死于自己的府邸之中，终年63岁。

从他的结局来看算是善终，这个双手同样沾满鲜血的宦官，是一个比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以及王守澄等更加聪明的人。原因在于他懂得知难而退，算是一个没有被权力和恩宠彻底蒙蔽心智的人，所以他可以安静地死在自己的府邸。不过，仇士良虽然离开了这个世界，但关于他的事情并没有结束。

在仇士良死去的一年多后，即会昌四年（844年）六月，宫中有和仇士良结怨者，忽然站出来揭发仇士良的罪行，说他活着的时候存有谋反之心，而且府邸里私藏兵器甲胄。李瀍得到报告后，命人前去搜查，结果确实搜出了几百件兵器甲胄。

按照《唐律》规定，如果私藏甲胄三领、弓弩五张，则要被处以绞刑，而仇士良私藏了数百件，即使千刀万剐恐怕也难以抵罪。于是，李瀍诏令削夺其官爵，并没收其全部家产。

仇士良最终也没能逃过惩罚，虽然那个时候他已经是个死人，但因为其嚣张跋扈三十年，还是将恶业播到了家人身上。随着仇士良的被迫退休和遭到惩处，李瀍即位后在抑制宦官方面取得了成功。纵观李瀍在位的六年间，像李辅国、程元振、仇士良那样嚣张跋扈的宦官不曾出现，取而代之的则是宰相李德裕独揽大权。

当然，宦官干预朝政已经历时百年，积以成习难以根除，整倒一个仇士良并不意味着就能彻底根除宦官干政的局面，李德裕对此不能视而不见，而他所能做的，就是在努力寻求平衡的基础上尽量抑制宦官特权，换句话说将宦官特权限制在不损害朝廷大局所能容许的范围之内。

在仇士良之后，宫中宦官的头面人物是枢密使杨钦义和刘行深。杨钦义与李德裕可谓是老相识，李德裕复相之前担任淮南节度使的时候，杨钦义是淮南监军。那个时候李德裕并不拿杨钦义这个监军当回事儿，完全不像其他藩镇节度使对皇帝任命的监军毕恭毕敬，因此遭到杨钦义的嫉恨。

直到有一天，杨钦义突然接到皇帝的诏令，让他即日起程入朝。当时许多人猜测杨钦义此番入朝，一定会被委以重任担任枢密使。李德裕听到人们议论后，为了避免日后杨钦义为难自己，便在节度使府衙摆下酒席宴请杨钦义。席间李德裕对杨钦义巧言恭维，又赠给杨钦义珍玩宝物数十件，搞得杨钦义十分感动，表示如果日后高升，一定不会忘记提携李德裕。

可是就在杨钦义启程行至汴州时，又突然接到皇帝的诏书，让他重返淮南担任监军。杨钦义返回淮南后，第一件事就是想将李德裕赠予的数十件珍玩宝物如数奉还。可是李德裕却丝毫不以为然，他告诉杨钦说这点东西不算什么，希望杨钦义不要多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