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会昌废佛 (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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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瀍在位共计六年，这六年中，他成功强兵远征威制过回鹘，也曾平定强藩泽潞镇的叛乱，但他所做的最有影响力的事情并不是上述这些，而是废佛事件。李瀍即位后改元会昌，所以这次废佛事件史称会昌废佛，佛教史上称为“会昌法难”，对于佛教而言，这是佛教史上的一次大灾难。

历史渊源

会昌废佛事件表面上看起来有非常大的偶然性，但细究起来这里边既有李瀍的个人喜好原因，同时也有更深的历史渊源。要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唐朝的佛、道之争说起。

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与汉民族的本土宗教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既有融合也有斗争。尽管互相进退消长，但它们在支持皇家统治中都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因此，它们不但没有受到削弱，反而不断壮大，其教义也更加充实和丰富。从佛、道斗争的总体情况来看，佛教的势力要胜过道教，不过在隋朝建立后，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道教的势力和影响开始增强。

在隋朝建立之前，北周武帝宇文邕在道士张宾、焦子顺的支持下开展过一次废佛运动。但在后来杨坚密谋篡周时，张宾和焦子顺又向杨坚密告受命之符，说星历有代谢之征，杨坚当为天子。杨坚建立隋朝后，张、焦二人颇得宠信，由此也使得隋朝在继续尊奉佛教的同时，因为张、焦二人的缘故而大修道观，广度道士，进而推动了道教势力的发展。

在隋末天下动乱之机，道士王知远一方面和隋炀帝杨广十分亲密；另一方面见李渊有取代隋朝的希望，又向李渊密告符命，称李渊当受天命，所以，唐朝建立后，道教继续受到尊奉。

不过唐朝建立后，佛、道之争开始加剧，斗争也更加复杂。道教因为获得皇家支持而得到极大的发展，其地位有史以来首次排在佛教之上，这其中要数傅奕排斥佛教最为积极。

傅奕不仅会观星象，他对宗教也具有浓厚的兴趣。不过，他对佛教却是采取坚决抵制的态度，他认为，佛教违背儒家传统的伦理道德，而且寺院经济会给国家带来危害，他指责佛教徒“不忠不孝，削发而辑君亲，易服以逃租赋”。所以，为了维护儒教的纲常理论和统治秩序，傅奕主张从根本上废除佛教，并恳请皇帝下令天下僧尼还俗婚配，生育子女，参加生产使天下足兵足粮。

傅奕的废佛主张遭到了朝廷中信奉佛教的官员的强力反击，而且那个时候唐朝刚刚建立，皇帝也不会轻而易举地接受傅奕的主张。除了担心会产生动乱外，最关键的是，在皇帝看来，佛教理论如果利用得当，是一件很得心应手的思想武器。

尽管傅奕废佛的立场极其坚定，态度极其鲜明，然而李唐皇族依然重视儒、佛、道三教并用。因此，在三者互为融合的唐朝初年，傅奕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为思想武器，是不可能在理论上战胜佛教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傅奕的废佛主张在当时的高层引起了强烈的震荡，并挑起了的三教论战，成为唐朝思想界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从论战的阵容上看，形成了儒、道联合与佛教对阵的局面。而论战的基本内容之一，即是佛、道谁先谁后的问题，由于这个问题关系到二者在唐朝的政治地位和切身利益，所以是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

由傅奕上疏反对佛教而引起的三教论战，其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傅奕反对佛教的本身，特别是佛、道先后的问题已经涉及李唐皇族对三教采取何种根本政策的问题。于是，这场论战也引起了唐高祖李渊的重视，以至于在武德八年（625年）他亲自召见儒、佛、道三教代表人物时，宣布道教和儒教是本土宗教（“此土之基”），佛教是后来兴起的宗教，应该像尊重客人那样去尊崇（“宜崇客礼”），今后三教的座次依次是道教第一、儒教次之、佛教第三。可以说，李渊的金口玉言，为那个时候佛、道谁先谁后问题的争论做了定论。

李渊将道、儒二教排在佛教之先，从表面看是依据道、儒二教产生在前，而且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而实际上也包含了对道教在唐朝建立的过程中所作贡献的一种回报，所以唐初在李渊的隐性保护下，道教第一次排在了佛教之前。

李渊的先道后佛的排列法，引起了佛教徒的激烈反对，后来又与宫廷内部和唐初士庶斗争纠缠在了一起。这样，就迫使后来即位的李世民不得不运用至高无上的皇权重申道先佛后的次序。

李世民在隋末唐初改朝换代之际，和父亲李渊一样曾经得到过道教的帮助，因此对道教也颇有好感。在他和李建成的政治斗争中，李建成的势力得到了以法琳为首的佛教支持，而李世民的势力则有以王知远为首的道教徒支持。

李世民即位后，出于报答以及巩固皇位的需要，在贞观十一年特意下诏，宣布道士、女冠的地位在僧尼之上。而且李世民还自称道教教祖是李唐皇族的远祖，以此提高本来并不著名的李氏的声望和地位。可以说，他在位时期对道、佛二教的态度是对李渊时期的一种继承，并且进一步提高了道教地位，对道教势力的急速扩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此后，一直到唐高宗李治时代结束，道教都保持较高的地位。可是随着武则天时代的到来，道教开始受到一些压制，因为武则天是女皇的这种特殊身份，使得她十分在意为自己篡夺李唐天下大造舆论。因此，她一反高祖李渊以来崇道抑佛的政策，极力扶持佛教，例如，她让薛怀义伪造《大云经》，称自己是弥勒转世，应当取代李氏天下，同时她削去老子的皇帝封号，命令佛教在道教之上，下令收缴《老子化胡经》，限制出家道士数量等。据说，现在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像就是武则天依据自己的形象而建。

到了唐玄宗李隆基时期，道教的发展一改先前武则天时代的萎靡，开始重新复苏，并且因为国家逐渐步入黄金时代而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老子的皇帝封号在中宗李显时期已经恢复，李隆基即位后多次到供奉老子的玄元皇帝庙拜谒，一再加封号提高其地位，直至“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尊号为止。他下令全国州县必须建立玄元皇帝庙，制作玄元皇帝像，并且多次利用道教制造玄元皇帝下凡的神话以巩固皇权。

不仅如此，李隆基还经常接见道士委任官职，本人亲受法箓，拜道士为师，恢复道士的皇亲资格。道士、女冠犯法享有地方官吏不得擅自处罚的特权，因此使道教的地位急速提高，让佛教望尘莫及，俨然成为受皇家保护的特殊社会阶层。

道教势力在唐朝的飞速发展，是因为道教在改朝换代之际向开国之君密告符命，博取恩宠；在天下承平之时，他们与皇族保持密切关系的途径是从事炼丹活动，为皇帝炼制和进献不死之药。想通过服食丹药而实现长生不老的皇帝中，绝大部分是信奉道教的人，例如，太宗李世民、宪宗李纯、穆宗李恒，而高宗李治和玄宗李隆基虽然担心会像太宗李世民一样服食丹药中毒而未敢服用，但对道教的长生不死之说也是深信不疑。

肃宗、代宗时期，佛教尽管不像唐朝前期那样绝大部分时间受到压制，甚至还有超过道教之势。但道教那长生不死的丹药依然在皇室上层具有很深的影响力，炼丹和服食丹药的活动有增无减。佛教在唐朝地位最高的时期当属宪宗李纯在位时期，李纯在唐朝诸帝中堪称佞佛的突出典型，一场迎奉佛骨闹剧将朝廷上下搞得人心离散，然而他又想借助道教的丹药实现长生不老，最终服食丹药成为他死亡的导火索。

穆宗李恒、敬宗李湛虽然在位时期很短，但对道教的丹药始终痴迷。穆宗李恒虽然即位之初就将蛊惑父皇李纯服食丹药的道士赶尽杀绝，但他最终也没能抵挡住丹药的诱惑以致最终送命。敬宗李湛虽然没有服食丹药，但他的死与宠信道士有着必然联系，而且李湛在位两年多的时间里，关于他处理政事的记录寥寥无几，但参加与道教有关的活动却连篇累牍、不绝于书，其崇道的热情可见一斑。

可以说，从唐朝建立伊始，一直到李瀍即位之前这二百多年的时间里，道教因为与皇族的密切联系，以及自身的长生不老之说，绝大部分时间保持了较高地位。佛教虽然地位低于道教，但因为李渊定下的宜崇客礼的原则，所以李渊之后的历代皇帝基本遵从。但到了李瀍即位后，情况却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具体来说，就是道教依然保持很高的地位，但佛教却遭到致命的打击。

李

崇道

李瀍在即位之前就是忠实的道教信徒，与道士多有交往，且颇好修道之术，对道教鼓吹的长生不死之说深信不疑。在他即位的第二个月，即开成五年（840年）二月，就下诏将每年二月十五日玄元皇帝老子的降生日定为降圣节。朝廷百官这一天休假一日，同时下令长安、洛阳两京及天下州县设斋行道作乐，除了紧急军情之外，将其设为常例。

当年秋天，李瀍召敬宗李湛时期就颇受宠信的道士赵归真等81名道士入宫，在三殿修全箓道场，李瀍亲至三殿，在九天玄坛接受法箓，正式拜赵归真为师。当时右拾遗王哲上疏劝谏，认为新皇帝即位伊始，需要处理的政事有很多，不应该对道教崇信过头。然而，奏疏递上去，李瀍回馈给王哲的却是将其外贬为河南府功曹的诏书。

据史料记载，李瀍对道教的痴迷程度已经达到狂热状态。会昌元年（841年）三月，他下令为赵归真等道士修建灵符应圣院，六月，又以衡山道士刘玄靖为银青光禄大夫，充崇玄馆学士，赐号广成先生，并在这一年下令开讲“四子真经”之一的《南华经》，在庆阳节于宫中设斋，召集僧、道进行议论。不过，李瀍对佛、道二教的态度截然不同，他赏赐道士紫袍以奖励，却没赏赐僧人，由此表现了他崇道抑佛的鲜明态度。

在所有的道士中，李瀍最为宠信赵归真，除了拜他为师之外，还下令在皇宫中单独为赵归真修建望仙馆，任命赵归真为左右街道门的教授先生。

赵归真这个因在敬宗李湛时期经常出入宫廷，向李湛进献神仙之术的道士，在李昂即位后被贬黜远地。如今又被新即位的李瀍宠信，于是他利用李瀍痴迷道教和宠信自己的机会，趁机向李瀍宣传佛教最初并不是中华的土生土长宗教，佛教进入中华是趁机想吞并本土宗教。而且赵归真认为佛寺广置田产，蠹耗生灵，于国不利，请求李瀍尽早下令废除佛教。从后来李瀍大力废佛来看，赵归真的蛊惑应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事实上，李瀍即位后，赵归真卷土重来，成为李瀍的座上客，引起了朝廷很多大臣的警惕，言官们多次上疏劝谏李瀍不要过分沉湎于道教的神仙之术，以及过度宠信道士。如宰相李德裕就劝谏李瀍，认为赵归真是公认的敬宗李湛时期的罪人，所以不宜亲近，很多小人见赵归真这样的人受到重用，一定会争相巴结，就好像夜蛾总是围绕火烛飞舞一样，希望皇帝陛下能够引以为戒。

李德裕作为李党魁首，在皇帝重新起用自己后，依然尽心尽力地做着分内之事，所以在看到皇帝过分崇道之后，他觉得自己有责任进谏皇帝。不过皇帝李瀍给他的回馈似乎让李德裕感觉自己的进谏有些多余。

面对李德裕的进谏，李瀍并没有像对待右拾遗王哲那样动怒，而是告诉李德裕，现在很多人议论赵归真，自己正想让大臣们知道他作为皇帝是个什么态度。在李瀍看来，赵归真的存在是因为自己闲着没事儿，想听赵归真说说道家的话语，而且李瀍提醒李德裕，自己早就知道赵归真这个人，只是那个时候不知道叫什么而已，只是称作赵炼师。这个人似乎在敬宗李湛时期并没有什么大过错，而自己和他说话是为了去除烦恼，至于军国大事肯定是要和朝臣们商议，不可能去问一个道士，别说一个赵归真，就是有一百个赵归真也不会迷惑自己（“百归真亦不能相惑”）。

皇帝陛下的话让李德裕瞬间觉得自己貌似比皇帝还糊涂，所以他立即闭上嘴不再言语，免得落个多管闲事的不是。朝臣们看到宰相李德裕都吃了闭门羹，所以也都选择沉默不语，任由皇帝陛下宠信赵归真。

赵归真在看到朝廷的舆论似乎于己不利后，他担心自己单枪匹马势单力孤，为了进一步邀宠固位，所以又向李瀍推荐了具有“长年之术”的罗浮山道士邓元起。面对邓元起的到来，李瀍特意派心腹宦官前往迎接。随着邓元起的到来，赵归真、刘玄靖和邓元起三人互相勾结在一起，组成了抑佛联盟，他们共同向李瀍灌输道家长生不老之说，并排斥和诋毁佛教。

坦白地讲，李瀍从笃信道教发展到后来的废佛，除了他个人的原因之外，以赵归真为核心的“抑佛联盟”对他的蛊惑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当朝宰相李德裕也在这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李德裕虽然反对李瀍过分崇道，但他并不反对废佛。原因在于作为一个头脑十分清楚的帝国高层官员，他看到了佛教当时已经严重在拖国家的后腿，他当然了解沉湎于宗教达到完全忘我不能自拔的程度，将会导致怎样可怕的结局。事实上，李德裕的一生对佛教和道教始终保持着距离，尤其对佛教一直采取批判态度。从现在的史料记载来看，李德裕作为宰相有责任和义务从国家的最高利益出发，虽然无法成功劝说李瀍从笃信道教中走出来，但可以限制佛教势力的发展。

李德裕在敬宗李湛时期出任浙西观察使时，就对当地的宗教发展进行了相关限制。当时徐州节度使王智兴为聚敛财富，以为敬宗李湛诞辰祈福为名设置僧坛，广度僧尼以邀厚利，使江、淮以南的百姓结队北上落发出家为僧尼。李德裕知道后立即上疏敬宗李湛，认为王智兴的做法是在让江淮地区流失壮丁，而江淮地区又是京城长安的物资保障大后方，如果江淮地区的壮丁流失过多的话，谁来为国家创造财富？最后李德裕提醒李湛，这个问题已经不是个偶然事件，而是关系到国家法度的问题。

李德裕在穆宗李恒时期第一次出任浙西观察使时，就下令拆毁辖境内未经官府登记的佛教庙宇千余座，招提、兰若（私自建造的寺院）一千四百余间。后来在剑南西川节度使任上，又拆毁浮屠私庐数千所，将它们所占土地还给百姓，而且在成都有的人已经削发为僧，却又娶妻生子犹如常人，李德裕因此明令禁止，进而保证国家能够控制足够的劳动人手，受到朝野的广泛称赞。

对于李德裕而言，如果非要分出他倾向于佛教还是道教的话，他还是倾向道教多些。五代时期后蜀何光远所著的《鉴戒录》中，记载了李德裕经常冠褐，修炼房中术、求茅君点化，抑制佛教徒发展，却保护道士不受侵犯的事例。从中可以看出，虽然他对待道教比皇帝李瀍更理性，但比起佛教来，李德裕已经十分崇信道教。

李德裕针对道教还写过《方士论》和《黄冶论》两篇专论，在这两篇专论中，他极力称赞道家学说，尤其认为黄冶变化是“未之学也，焉之未有”，这里边我们不能排除他写这两篇专论有取悦皇帝李瀍的意图，但从很多史料记载来看，李德裕明显是崇道抑佛的。

因此，皇帝的喜好，“抑佛联盟”的蛊惑以及宰相的支持，使得会昌废佛似乎具备了客观条件。但如果单从会昌年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去分析，我们会发现这场废佛运动其实也有朝廷迫不得已而为之的原因。

拆寺废佛

李瀍废佛事件的发生，除了有佛、道二教之争的历史渊源和李瀍的个人喜好之外，当时的寺院地主和国家甚至一般地主在利益分配上的矛盾才是废佛事件的根本原因。

唐朝中后期，大小寺院争先恐后加入土地兼并的狂潮中，以各种方式获得土地占有。当时有舆论认为“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而且据史料记载，当时“凡京畿之丰田美利，多归于寺院，吏不能制”。更为突出的是，僧侣本已享受免役特权，但当时寺院所占的土地又不向国家缴纳赋税，导致成千上万的劳动力为了逃避赋税负担纷纷出家为僧尼，以寺院为庇护之地，这些作为严重危害了国家的根本利益。

而且李瀍废佛看似偶然，实则有其必然性。早在文宗李昂在位时，就曾经对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痛心疾首，他曾经由衷地发出感慨，认为古时候一个农民的劳动，可以供给三个人，而现在算上士兵和僧尼，一个农民的劳动需要供给五个人，这其中负担最重的就是要供养寺院的僧尼（“吾民尤困于佛”）。当时的宰相李训也以天下寺院规避徭役，耗费国家财政，上疏请求下令将其中行业不如令者还俗为民，但当时因佛教势力的根基已经太深，所以文宗一朝未能办到。

李瀍即位后继续采取抑制佛教的政策，并对佛教开始实行限制和歧视，对僧尼的打击迫害也开始升级。前边我们说过会昌元年（841年）六月，在李瀍诞辰的庆阳节上，他赏赐道士紫衣，但却不让僧尼穿着，应该说是他即位之后歧视和打击僧尼政策的第一步。

接下来便发生了棒责僧人的事件，当时南天竺僧人宝月，因入朝未先觐见皇帝而上表请求回国。朝廷非但拒绝了宝月的回国请求，并以越官罪将其拘禁，他的三个弟子各受棒责七下，通事僧受棒责十下，这标志着李瀍打击佛教已经逐渐具体到僧侣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