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遗憾结局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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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佛教

唐朝从宪宗李纯之后到皇帝李忱在位时期被称作晚唐。因为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导致帝国内部陷入无休止的纷争之中，大唐帝国也因此被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所纠缠困扰，但到了皇帝李忱即位后，还是努力挽救帝国的颓败形势，《资治通鉴》中这样评价李忱：

性明察沉断，用法无私，从谏如流，重惜官赏，恭谨节俭，惠爱民物，故大中之政，讫于唐亡，人思咏之，谓之小太宗。

尽管李忱在位时期的所作所为未能从根本上挽救唐朝走向衰弱的颓势，但就其帝王生涯的主要方面来说，还是远在穆、敬、文、武诸帝之上，在晚唐的政治形势中独树一帜，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由于李忱与先皇武宗李炎之间身份的微妙关系，使得他从即位伊始就一反会昌之政而行之，尤其在对待佛教的态度上，李忱堪称为佛教翻了一个大案。

事实上，李忱本人也是个虔诚的道教徒，所以说他复兴佛教与自身信仰并无关联，完全出于政治需要。在李忱即位的第二个月，即会昌六年（846年）四月，在他下令贬黜宰相李德裕为荆南节度使，罢免一批李党成员的同时，他下令杖杀武宗李炎宠幸的道士赵归真等十二人，将罗浮山人轩辕集流放岭南。

和武宗李炎废除佛教一样的是，李忱复兴佛教也是首先从长安开始的。会昌六年（846年）五月，主管长安诸佛寺事务的左右街功德使上奏皇帝李忱，说按照李忱的意图已经将长安城内的知名寺庙的名字，重新恢复为会昌废佛之前的名字，同时又下令恢复会昌废佛之前的制度，重新规定涉及僧尼的事务依旧划归功德使管理，不再隶属于鸿胪寺，今后凡有世俗之人出家为僧尼者，仍由祠部颁赠度牒。

恢复佛教事务的相关制度，是李忱在位时期复兴佛教的标志。大中元年（847年）闰三月，李忱就恢复和重建在会昌废佛被毁寺院一事特意颁布诏令，在诏令中李忱指出，会昌废佛运动虽然初衷是好的，但实际操作严重出现偏差（“厘革过当”）。针对这种情况，李忱命令恢复全部寺庙的功能，并让在会昌废佛运动中受到打击的高僧主持这项工作，并规定所辖的官府不得随便干预。

从李忱颁布的诏令来看，显然是在会昌六年（846年）五月颁布的诏令基础上，下令恢复各地佛寺的。而会昌六年诏令的全文今天已经找不到，但日本僧人圆仁的《入唐求法巡行礼记》则记载了一些珍贵的资料，可以多少了解到当时皇帝李忱复兴佛教的情况，尤其是对各州佛寺及僧人的许多规定。

如在圆仁的著作中记述道：

五月中大赦，兼有敕天下每州造两寺，节度府许造三所寺，每寺置五十僧。去年还俗僧五十以上者，许依旧出家，其中年登八十者，国家赐五贯文。还定三长月，依旧断屠。

通过上述记载，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李忱对于复兴佛教并不仅仅限于出台相关政策，对于具体事务事实上规定得也十分详细，而且对于僧俗之间的角色转换也是规定得十分宽松。这一切都让先前经历会昌废佛劫后余生的僧尼们，有如翻身得解放的感觉。

大中五年（851年）正月，李忱决定将复兴佛教的规模扩大到全国各地，他诏令不仅是京畿地区，全国各郡县如果兴建寺庙，当地官府不应禁止，而且应当允许僧尼和住持兴建寺庙。从这个诏令可以看出，历经五年的时间，朝廷在城镇地区复兴佛教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开始将重点转向乡村。

由于李忱的积极提倡和大力扶持，佛教势力很快再次复兴，寺院和僧尼的数量都以极快的速度增长起来。这引起了很多朝官的警觉，很多人纷纷上疏李忱，提醒他佛教的迅速恢复和再次过度发展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如大中五年（851年）六月，进士孙樵上疏李忱，他认为，自从李忱即位后，兴建寺庙的规模已经超出了本朝佛教势力最为鼎盛的开元时期，而那个时候老百姓还有余力可以生存，可是现在民力已经出现枯竭，而且僧尼的数量直线上升，恐怕又会重新回到会昌年间以前僧尼泛滥的局面。

在孙樵上疏的一个月后，宰相班子成员也集体上疏，以河湟地区正在对吐蕃用兵为由，希望皇帝李忱能够暂缓修建佛教寺庙。通过孙樵以及宰相班子的上疏，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天下州府及其以下的乡村大兴土木，广建佛寺，已经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虽然李忱同意了宰相们的请求，但因重建佛寺而造成的扰民费财已经成为事实。

大中六年（852年）十二月，主管佛教事务的祠部上疏李忱，认为修建寺庙和剃度僧尼应该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执行，而不应该是拍脑门决定。祠部的建议虽然得到了李忱的肯定，但是在那个皇帝意志决定一切的时代，祠部的建议并不能遏制兴建寺院过快过多以及僧尼剃度泛滥的问题。当时佛教虽然不能完全恢复到会昌废佛以前的繁荣程度，但在皇帝李忱的大力扶持下，寺院的经济力量迅速恢复和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李忱当时对佛教的复兴，使得在他的儿子唐懿宗成为唐朝末年皇帝佞佛的突出代表。

郭氏之死

复兴佛教是李忱一反会昌之政的标志性举措。事实上，在他即位之后一直没有忘记元和末年父皇李纯被害一事。前边我们简要说过李忱复仇太皇太后郭氏的事情，早在李忱即位之初，就兴起大狱，惩治当年谋害宪宗李纯的乱臣贼子，将参与当年谋害李纯的外戚宦官等全部处死，而且又借郭太后去世的机会，有意贬损其葬礼的规格，故意报怨于郭太后。

李忱之所以这样做，除了为宪宗李纯报仇之外，事实上为生母郑氏出气也是原因之一。

前边在介绍元和年间后宫波澜的时候，我们说过宪宗李纯不立郭氏为皇后的具体原因。除了郭氏家族的特殊背景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李纯在后宫嬖艳甚多，而在这些女子中，李忱的生母郑氏就是其中的一个。

这个本是镇海节度使李锜小妾的女子，在宪宗李纯平定李锜的叛乱后被送进皇宫，开始仅是贵妃郭氏的一个侍儿，后来因为其面容姣好，被宪宗李纯宠幸生下了李忱。

郑氏因为宪宗李纯的宠幸而身价倍增，可以说是一步登天。当然这对于贵妃郭氏而言不是一件什么好事，再加上郭氏本身就不是心胸开阔的人，女人天生的嫉妒心使得她对郑氏受宠气愤难平，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与郑氏之间矛盾开始加剧。

李纯在世的时候，两个女人之间的斗争还可以得到制约，两个人基本处于平衡状态。但随着元和十五年（820年）正月李纯的去世，穆宗李恒的即位，郭氏的地位陡然上升，郑氏的地位则一落千丈。

当年李纯被谋害时，李忱虽然年纪尚小，但对于时事还是存有很深的记忆。很多年来，他一直怀疑是兄长李恒和其母郭氏谋害的皇帝李纯，但又找不到真凭实据。一直到文宗李昂即位后，开始对当年谋害宪宗李纯进行清算时，李忱的内心才稍稍得到安慰。但穆、敬、文、武四帝时期，都对郭氏颇为尊奉，这又让李忱感觉当年谋害父皇的真正主使者郭氏没有得到惩罚，而始终耿耿于怀。

在李忱当上皇帝之前，他根本不会想到日后还有机会报复郭氏。当会昌六年（846年）三月，他意外登上皇位后，多年郁积在他心中对郭氏的那股怨恨，瞬间爆发出来，也就是从那一刻起他决定对郭氏展开报复。

李忱当上皇帝，随之而来的就是母以子贵。在李忱即位的一个月后，就尊郑氏为皇太后，由于他始终未能抹去父皇李纯之死所造成的对郭氏的宿怨，他将生母郑太后奉养在大明宫中朝夕躬省，而郭氏虽然仍居住在兴庆宫，李忱却对她极少问候。

对于郭氏而言，地位陡然间的变化让她始料未及，看着郑氏母以子贵，联想起自己由昔日的豪奢尊贵，到现在的凄凉冷清，郭氏心中不由得生出一股悲凉，进而造成内心极度的失落，不久便因为精神抑郁而染病在床。

郭氏因为李忱的故意报复而卧病在床，这是李忱内心所愿意看到的，但作为垂范天下先的皇帝，他也明白，虽然他不是郭氏亲生之子，但毕竟有母子名分，如果过分展开报复，会让自己在天下人面前背上不孝的骂名。就这样在碍于名分和礼节的分上，在大中二年（848年）五月，郭氏病情日益加重的情况下，李忱先后在五月十四日和二十日两次颁诏，暂时停止处理一切政务，专心侍奉郭氏。

按说对于郭氏来讲，李忱的做法已经很合乎礼法，他做到了自己该做的事情。郭氏也应该如此，此时她最应该做的就是转变自己的心态，利用李忱侍奉自己的机会，主动与李忱和好。

但前边我们说过，郭氏不是个心胸宽广的人，尽管李忱亲自侍奉其左右，但因为性格偏执的原因，她仍然不能缓解对李忱的怨恨之心。就在李忱颁布第二道诏书的两天后，郭氏在两名宫女的扶持下，登上兴庆宫中的勤政楼，举目望去，心中再次产生悲凉之感。在她看来，这座皇宫从前是在自己的掌控之下，而现在自己则犹如傀儡一般被李忱拿捏在手中。这种身份上的陡然变化，让站在勤政楼上的郭氏情绪逐渐激动，最终心态的失衡终于让她做出了错误的举动。当时，她一边号啕大哭，一边径直向前想要纵身跃下勤政楼，幸亏两个宫女眼疾手快，一把将其拉回。

郭氏只是一时情绪失控才有这样的出格行为。但消息传到皇帝李忱那里时，李忱顿时勃然大怒。他认为这是郭氏想以自杀的方式，让自己背上不孝的骂名，据史料记载，当晚郭氏便暴崩于兴庆宫。

所谓的“暴崩”，一般是指非疾病原因的突然死亡，如宪宗李纯就是暴崩。史书中的这种记述其实是在暗示，在郭氏之死的背后，皇帝李忱起到了某种助推作用，只是没有确切的证据，所以才记载得比较隐晦。

郭氏之死在朝廷中引起了许多人的议论，虽然谁也没有证据是皇帝陛下害死了嫡母，但联系诸多事件的发生，人们内心还是坚信郭氏绝非正常死亡。

而且在郭氏葬礼的问题上，李忱以生母郑太后的缘故，有意降低规格。朝廷的相关机构按照李忱的意愿，为郭氏上尊号为懿安皇太后，并请葬郭氏于宪宗李纯陵墓景陵的外园。

对于这个安排，当时满朝文武百官非议颇多，但敢于站出来直言的只有礼部检讨管王皋。他上疏李忱认为，将郭氏葬于景陵的外园不合乎礼法，虽然宪宗李纯始终没有册立皇后，但因为李纯和郭氏之子李恒后来做了皇帝，郭氏便等同于皇后，所以应该将郭氏合葬于景陵，而且其牌位也应该入附宪宗庙。

李忱看过王皋的奏疏后，一把将奏疏撕得粉碎，并让宰相白敏中亲自质问王皋为什么违背圣意上这么个奏疏。王皋又进一步详细做出解释。

他认为郭氏是汾阳王（郭子仪）的孙女，首先出身高贵，而且早在宪宗李纯还是太子之时就是东宫正妃。之所以没有被立为皇后，是因为宪宗李纯宠幸的妃子太多，郭氏母仪天下历经五朝，不能因为当初没被立为皇后，而现在就降低其葬礼的规格。

王皋的上疏让皇帝李忱十分不满。在白敏中质问他之后，李忱又让另一位宰相周犀向王皋施加压力，试图让他改变主意。但王皋不为所动，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且据理力争，毫不示弱，李忱一怒之下次日将王皋贬为句容县令。

按照皇帝李忱的意图，郭氏最终还是被葬在了景陵外园。到了唐懿宗咸通年间，王皋被重新起用为礼官，对于郭氏的安葬问题，他旧事重提，在懿宗皇帝面前申辩前论，终于说动懿宗皇帝下诏，将郭氏的牌位入附宪宗庙。虽然这个女人最终也没能进入景陵与宪宗李纯合葬，但好歹也得到了陪祀宪宗的地位，如果她在天有灵也可以瞑目了。

后世对于李忱的评价大多都是溢美之词，但当评价到李忱对待郭氏的葬礼问题时就显得颇有微词，说他是“以平日疑忿之心，欲黜其礼”，这个评价也成为对李忱一生为数不多的负面评价之一。

死于丹药

人们对于李忱一生为数不多的负面评价，除了降低郭氏葬礼规格这个事件之外，对李忱诟病最大的还是他对道教的过度崇信以及对丹药的痴迷。如果说复兴佛教是出于政治需要，那么对于道教，李忱则是从心底里虔诚地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