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重振唐威 (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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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修政策
据史料记载,李晔身材魁伟,举止端庄,眉宇间英气逼人,颇具帝王之姿。他自幼聪颖好学,在诸王中称得上是贤明的一个。当时按照惯例诸王不得参政,但是僖宗李儇逃亡成都后,百官未集,人手短缺,所以时为寿王的他才有机会参与朝政。虽然当时朝廷的大事小情没他做主的份儿,但对于他熟悉朝政和时局颇为有利,这也为他日后执政打下了一个基础。
虽然李晔没有想到皇位会落到自己头上,但成功登基之后,他还是迅速转换了角色。面对时局动荡,人心浮动的局面,李晔明白自己当务之急就是先稳定民心,取得朝野上下的一致支持。
当时皇帝李晔为了扭转懿、僖两朝的奢靡之风,提倡厉行节俭。他曾经告诉杨复恭,自己本身没有什么德行,全是杨复恭力排众议将自己扶上皇位,所以在生活上不应太多奢华,应提倡节俭以示天下。
懿、僖两朝时,每日都要换一套新衣服,还要求太常寺每日献上一首新曲。皇帝李晔认为这实在有些过分,于是下诏免除,同时削减了宫中很多不必要的开支。
除了避免奢靡之风外,李晔和他父皇李漼以及皇兄李儇不同的是,他的志向是想恢复祖宗辉煌的旧业,重新实现号令天下。因此他十分重视对人才的选拔,昼思“名实相符之士,艺文具美之人”,夜里则“梦寐英贤”,并破格提拔了一批人才,想以此来扭转懿、僖两朝以来朝廷政令不行,李唐皇室地位日渐低落的局面。
除此之外,皇帝李晔重修政策的最大特点,同时也是其标志性的做法就是加大儒学对于政治的影响。当时李晔虽大力提倡道教,同时也重视儒学的作用,以期扭转当时社会崇佛佞道的风气。例如大顺元年(890年)二月,宰相兼国子监祭酒孔玮请求完修太学,李晔采纳了孔玮的建议。他认为国家之规首先要从学校做起,治理官吏没有比儒学更好的办法。针对当时国库空虚的现状,李晔号召诸道观察使、刺史及其幕僚宾客尽可能地予以分担,以助太学的完修工作。
皇帝李晔即位之初,采取了诸多措施稳定政局,并收到了一定成效,使得朝臣们对于整个国家又看到了一丝曙光,朝廷内外为有李晔这样的明君而倍感欢欣鼓舞。当时已经暮气沉沉的大唐帝国犹如被注入了一支强心剂,一时间朝廷上下顿时充满活力。但纵观李晔即位以来的时局,他面临的挑战却是十分严峻的。
当时拥立李晔登上皇位的宦官杨复恭控制着禁军,而且左右朝政,为所欲为,李晔初登大位,不得不对其曲意逢迎,事事姑息迁就。各地藩镇则是继续作乱,割据一方,目无朝廷,可以说朝廷的地方行政组织已经完全被藩镇所取代。而经济上的情况更为不妙,由于连年战乱,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各藩镇出于兼并的需要,拼命扩充军队,使得劳动力资源趋于枯竭,社会经济濒于崩溃。
在如此困难的局面下,皇帝李晔为了扭转内有权臣,外有强藩的局面,处心积虑地初步制订出一套适应形势的策略。经过对时局的分析,他觉得在稳定民心之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解除宦官专权,恢复皇权威严,以及抑制藩镇,恢复中央集权。
为了恢复皇权威严,当时皇帝李晔对朝廷中枢机构作了一番调整。唐朝中后期,中枢体制中存在四股力量,即宰相、翰林学士、枢密使和神策军中尉。皇帝通常是通过重用一者来掌握政权。在这四者之中,最有实力的当数神策军中尉和宰相,前者控制御林军,维系朝廷安危;后者则是政府官员和首脑,掌握政权机关。相比之下,枢密使和翰林学士手中没有实权,只能在决策中起一定的作用。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朝廷局势的变化,四股力量的实力并不是决定他们在中枢体制中地位的唯一因素,换句话说四股力量都有过专权的时候。
例如枢密使王守澄在穆、敬两朝显赫一时,宰相李德裕则在武宗李炎时期大权独揽。皇帝李晔即位后,由于神策军使杨复恭具有拥立之功,更是权倾朝野。
上述这种现象说明,四者在中枢机构中没有固定的次序,他们各自的地位和作用取决于皇帝的倚重程度。而现在皇帝李晔也要依靠其中一种力量来辅佐自己,但是时任神策军使和枢密使的杨复恭作为宦官显然不是合适的人选,他的专横跋扈也不能被皇帝李晔所容忍,因此李晔只能在宰相和翰林学士之间选择。
李晔景仰的是太宗时期的贞观之治,以及玄宗时期的开元盛世,时刻梦想着恢复祖宗的基业。翰林学士是在唐朝中后期才进入中枢机构的,目的是为了削弱相权,而目前宰相的权力不仅不能削弱,反而必须要加以扶持。
在这种心理作用下,皇帝李晔将宰相当作了重用和依托的对象。朝政大事都与宰相商议,对有才能的朝臣必定让其进入宰相班子,例如,杜让能曾经对僖宗李儇忠心耿耿,在逃往山南时,不畏艰险始终相随,得到了李晔的极高赞许,所以李晔即位后再度进入宰相班子又如李晔听说张浚多方略,也将其招进宰相班子。事实证明,后来在削除宦官、抑制藩镇的行动中,宰相们为皇帝李晔做了不少谋划,从某种角度而言,也为重振李唐皇权做了贡献。
面对日益强势的藩镇,皇帝李晔越发感觉到军队的重要性。因此在他即位之初,便招兵买马扩充禁军,想要以强硬的姿态对待藩镇。在安史之乱前,禁军主要负责宫城守卫工作,安史之乱后,朝廷组织了神策军,除了负有禁军的职责外,更重要的是作为朝廷与藩镇斗争的工具。前边我们说过黄巢攻破潼关后,跟随僖宗李儇逃往蜀中的仅有五百神策军,后来田令孜在蜀中不断招募军队,才使得禁军达到了四五万人。而光启二年(886年),田令孜与王重荣争夺两池盐,当李克用和王重荣联兵进逼长安,田令孜挟持僖宗李儇逃往宝鸡时,护驾的禁军只有数百人,可以说动乱不已,使得朝廷重组中央禁军的计划再度夭折。
李晔认识到皇室衰微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一支足以震慑强藩的禁军力量,所以才使得各地藩镇拥兵自重,目无天子,嚣张跋扈。同时他也看到宦官统领下的神策军贪污腐败,战斗力急剧下降,于是便决心组建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进而实现削藩的目的。
大顺元年(890年),皇帝李晔与宰相们谈论古今治乱的事例。当说到每当皇权衰落的话题时,宰相张浚认为李晔即位之初在内受制于宦官,对外则受制于藩镇,大唐历代皇帝也没有陷入过如此窘境中。面对如此痛心的现实,张浚建议李晔应该使用强兵威服天下。这个建议与皇帝李晔的想法一拍即合,于是他开始在京城长安大规模的募兵,仅在短短的十天之内,便募集到十万之众。
可以说募兵成果显著,其人数已经超过了前代,当准备工作略见眉目后,急于求成的皇帝李晔便开始着手实现他抑制藩镇、铲除宦官的方略。恰逢此时蜀中发生形势变化,前边我们说过,利州刺史王建起兵攻打西川节度使陈敬瑄。当时王建在西川地区大肆劫掠,西川十三州尽皆遭到荼毒,陈敬瑄因与王建兵戎相见,导致对朝廷的贡赋被迫中断,于是王建便趁机以此为借口上表请求讨伐陈敬瑄,东川节度使顾彦朗因与陈敬瑄历来矛盾颇深,也附和王建奏请皇帝李晔罢免陈敬瑄。
对于蜀中地区骤然发生的形势变化,皇帝李晔认为这是个抑制藩镇的绝好机会,而且他对陈敬瑄早就抱有成见,加上当年田令孜的一鞭之辱,便诏令韦昭度代替陈敬瑄为西川节度使。而陈敬瑄拒不奉命,对于这一点早在李晔的预料之中,面对陈敬瑄的嚣张跋扈,他决定首先拿陈敬瑄开刀,以实现他重振唐威的夙愿。
讨伐西蜀
李晔时刻没有忘记当年田令孜的那一鞭之辱,即位后就诏令将田令孜贬职流放。不过,由于身在蜀中的田令孜拒不奉命,李晔鞭长莫及也是无可奈何。当他接到王建和顾彦朗二人的奏章后,认为制裁田令孜的机会已然来临,立即批准奏章,并于六月任命韦昭度为中书令,充西川节度使兼两川招抚制置等使,改任陈敬瑄为龙武统军。
陈敬瑄明白皇帝陛下是想要架空他,于是和田令孜一样拒不奉命,并加固城防,操练士卒,准备对抗朝廷。面对这种情况,皇帝李晔决定出兵西川,一方面试图通过武力震慑诸多强藩;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报当年田令孜的一鞭之辱。
文德元年(888年)十二月,皇帝李晔任命韦昭度为行营招讨使,领兵征讨西川,诏令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东川节度使顾彦朗协助征讨,同时割邛、蜀、黎、雅四州设置永平军,以王建为节度使,充行营诸军指挥使。
十二月二十五日,李晔下诏剥夺陈敬瑄的官爵,这也标志着讨伐西川的战役正式拉开帷幕。当时杨守亮、顾彦朗各有一方领地,无法抽出太多兵力,而且韦昭度是一介文人,不习武备,加上禁军刚刚组建,实战能力不足,因此王建就成了讨伐西川的主力军。
但是王建已经得到朝廷承认,又有了自己的封地,私心甚重的他不急于和陈敬瑄速战速决,屯驻新都着手扩充兵力。一直到了龙纪元年(889年)四月,王建才兴兵攻打蜀中重镇彭州。彭州守将杨晟日常抚恤士卒,士兵们拼死抵抗,王建久攻不下,便将彭州团团包围,试图困死杨晟。
陈敬瑄得到消息后,派眉州刺史山行章领兵五万进驻新繁援救杨晟。王建采取围城打援策略,主动分兵进攻山行章,大获全胜,山行章仅以身免逃走。最终杨晟见援军不至,自知彭州难保,便领兵退守三交(今陕西鸡西),而山行章则收拾残部屯守濛阳与王建相持。
双方就这样相持了半年多的时间,到了十二月,王建再次兴兵攻打山行章以及前来增援的西川将领宋行能,最终在广都(今四川双流)打败对手。宋行能只身逃回成都,而山行章则继续退守眉州(今四川眉山),不得已向王建投降。
大顺元年(890年)正月,王建移兵攻打邛州。当时邛州刺史毛湘是田令孜的心腹,但是毛湘根本不是打仗的料儿,即使有陈敬瑄派来的大将杨儒带领的三千援兵,他依旧每次战败后丢盔弃甲的退回城内,这也导致杨儒最终投降王建。王建将其收为义子,改名王宗儒。
不过毛湘虽然每次战败,但邛州的防务做得十分严密。王建见邛州城坚粮足,一时难以攻下,便留下判官张琳为邛州招安使继续围攻,自己则带领大部分人马回师成都,在城东安营扎寨。
王建这一路人马基本上是打打停停,而皇帝李晔指派的官军,在韦昭度的率领下进入西川,在唐桥扎下营寨。面对韦昭度的到来,王建态度恭敬异常,攻城时服从韦昭度的调遣,而且作战勇猛。相比之下,韦昭度的文人懦弱性格在战场上表露无遗,王建攻城时请他戎装观战,可是韦昭度却担心被流矢所伤不敢靠近,只是远远地观战,引起诸将的轻视之心。
韦昭度懦弱的性格,从某种角度而言导致官军进剿力度十分有限。当时陈敬瑄分兵在犀浦、导江等县驻军,与成都形成掎角之势,为了加固城防,规定城中每户不论有多少人,都必须出一个人参与守城任务,白天广挖深壕,晚上登城巡警。面对陈敬瑄严密的防守,韦昭度倒是提出了一个可行的建议—— 招降。
当韦昭度在城墙下进行招降时,遭到了陈敬瑄的辱骂,他认为自己有先帝僖宗李儇御赐的免死金牌,谁也不能违背先帝的旨意,随意处置自己。韦昭度只得退回营帐,继续研究作战方案。
蜀中州县看到官军围剿陈敬瑄,见其大势已去,于是纷纷向王建投降,例如大顺元年(890年)新年刚过,简州将领杜有迁挟刺史投降;二月,资州将领侯元绰挟刺史投降;四月,蜀州刺史任从海因战败想要投降,结果因事情提前泄露被陈敬瑄所杀;嘉州刺史朱实举州投降。当时陈敬瑄属下的州县将领不是投降王建,就是被王建所杀。
八月,王建屯驻汉州,九月继续引兵全力攻打邛州。毛湘眼见王建攻城一天比一天猛烈,而城中粮食即将绝尽,而且援兵一个没到,顿时对能否守住城池产生动摇。事实上毛湘倒是个有良心的人,他不忍心再让百姓受苦,而且宁死不肯背叛田令孜,于是沐浴更衣,让都知兵马使任可知砍下自己的头颅送予王建。当时百姓都为毛湘之死而哭泣,王建让张琳留守邛州,自己回军继续攻打成都。
从文德元年(888年)到大顺二年(891年),韦昭度统率诸道十多万人马讨伐陈敬瑄,用了三年时间依旧没有攻下成都,粮草军需渐渐无法供应,皇帝李晔开始产生了收兵的想法。
三月二十五日,朝廷发布《复陈敬瑄官爵诏》,让顾彦朗、王建各率本部兵马回归本镇。事实上,此时成都因为被围日久,粮草已经断绝,路边随处可见因饥饿而死的婴儿。因利之所趋,便有许多人冒着生命危险从城外运送粮食到城里贩卖,巡逻兵发现后向韦昭度报告,韦昭度看到城中百姓受苦,便不让士兵加以干预。而陈敬瑄在得知有人私贩粮食后,也羞愧自己不能解决城中饥荒问题,于是也告诉士兵禁止干预此事。
不过私贩粮食的人毕竟是少数,这对于成都众多的百姓来讲,不过是杯水车薪,根本无济于事。于是便时有吃人现象的发生,官吏对吃人者捉到便杀,但是即使如此也是屡禁不止。他们便想出几种残酷的刑罚,捉到杀人食肉者便用刀拦腰砍成两段,或者从肩胛骨将人斜劈开来。可是让人想不到的是,人们看惯了这种残酷的刑罚后反而不再害怕,城里的情况越来越糟,人们都想出城投降。
当时陈敬瑄探听到有人策划投降官军,就将这些人连同家属一起杀掉,可以说陈敬瑄的处境已经是四面楚歌。
成都城旦夕可破,可是朝廷却在此之际下令撤兵。当王建接到撤兵的诏令后,叹息着认为朝廷征讨西蜀,如果再坚持一下,就可大功告成,现在撤兵等于失去攻破成都的良机。当时谋士建议王建奏请朝廷让韦昭度撤兵,自己留下来继续攻打成都,只要攻下成都后,就可以独占西川。
王建采纳了谋士的建议,上表朝廷称田令孜、陈敬瑄罪不可赦,虽然朝廷决定撤兵,但还是希望能让他留下来继续攻打成都。为了让韦昭度尽快离开,王建劝其尽快撤兵回到长安,因为关东地区的藩镇互相征战不已,始终是朝廷的心腹大患,韦昭度应该尽快回到天子身边,守卫好天子的安全。
王建的话虽然说得冠冕堂皇,但韦昭度明白王建是想独占西川。为此,他对于是否就此离开西川而犹豫不决,而且他也担心自己就此一去,王建从此不再接受朝廷的节制。
韦昭度看穿了王建的心思后,就以各种理由搪塞王建,拖延撤兵的时间。为了尽快逼走韦昭度,有人建议王建说韦昭度入川时,听说东川有个都将外号叫“唐吃人”,当时韦昭度和人家开玩笑说“人肉何如猪羊”,不如就用这个方法来对付韦昭度。
王建采纳了这个建议,于次日密令部将唐友通率领士兵在行府门外,逮捕了韦昭度的亲信骆保,并将其乱剑分尸,将肉切成碎块分给士兵们吃,声称其偷盗军粮。韦昭度看完后,明白王建这是在威胁自己,他敏锐地意识到如果继续留在西川,自己将会有性命危险,于是便在当天谎称身体不适,将统军节印交予王建,宣布由王建代替自己为行营招讨使,慌忙带着随从逃离西川。
王建将韦昭度护送至新都,并在其马前跪着奉上送行酒,也算是给足了韦昭度的面子。韦昭度刚刚走出剑门关,王建便命令军队把守住通往蜀中的栈道,禁止朝廷派来的军队再行入境。也就是从此时开始,西川便脱离了唐王朝的节制,成为了独立王国。后来朱全忠称帝后,王建趁乱攻占了成都,并兼并了剑南东川、西川和山南西道三地,效仿朱全忠称帝,建立起独立王国——蜀国,史称前蜀,而王建也成为开国之君蜀高祖。
皇帝李晔即位后首次兴兵讨逆,就这样以虎头蛇尾的形式收场。不过王建后来成功打下成都,并诛杀了鞭打过李晔的田令孜,也算是为李晔赚足了面子。事实上皇帝李晔这次迫不及待地撤兵,除了粮草渐渐无法供应之外,还因为朝廷组织的另外一次征讨河东地区藩镇的战争也在继续,也就是说朝廷要同时支撑两场战争,相比于陈敬瑄而言,河东地区的藩镇是一个远比陈敬瑄更难缠的对手。
征讨河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