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 1592（下） 第一章 史笔如刀“胆怯”的李提督 (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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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同时我又觉得虚幻无比，心里充满了浓烈的无力感。 因为我只能这样看着他们挣扎在伤病和饥饿中，甚至最后死去，而我却无法改变什么，哪怕是一点点——这是历史。

历史无法改变。这一度让我感到那么地无奈和无力。

当最后写完这段时，我开始真切地感受到了一股使命感——写历史，不能改变历史，但可以告诉现在的人们，历史是什么样的，在我们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些什么，有什么是我们不该也不可以忘记的，有些事和有些人是我们必须要记住和尊敬的——譬如这些在历史上留下或没留下名字的汉子们，这些在四百年前远狩国门之外的中国脊梁们。

请永远记住他们。

明军的撤退，除了军马、人员伤病以及后勤补给因素以外，李如松将主力撤回平壤，还有另一个军事上的重要考虑。这个考虑，一半是为自己，一半是为朝鲜人好。

小西行长的第一军团和其他几个军团，现在都龟缩在汉城。可不要忘记了，在咸镜道那边，还有一头叫做加藤清正的饿狼在盘踞着。

加藤清正的第二军团在去年攻克咸镜道以后，后悔药就一把一把地吃。虽然他捉到了朝鲜两个王子，还摸到过大明的领土，可惜这些虚名并不能带给他更多好处。咸镜道是朝鲜最贫瘠最寒冷的领土，时值冬季，距离后方又特别远，遍地都是朝鲜义军，第二军团在这里的日子苦不堪言。所以他一路痛并快乐着，快乐是因为他走得最远，远远地把那个药贩子甩在了后边；痛则是日子不好过，很不好过。

郑文孚、李鹏寿两名义军首领在万历二十年十一月围绕着吉州府连续打了三场胜仗，被称为北关三大捷。虽然在加藤清正的支援下，最终这股义军被击退，但日军付出的代价也相当大。从此加藤打消了控制咸镜全境的念头，把主力都集中在稍微富庶一点的吉州附近。咸镜道现在成了第二军团嘴里一块剔了肉的腔骨，食之硌牙，弃之可惜。

在万历二十年十二月二十日，汉城方面判定咸镜道已经失去了固守的意义，石田三成派人通知加藤清正撤退回汉城。接到命令之后，加藤清正快快乐乐地开始收拾行李，逐渐收缩防线，从吉州沿海岸向南部咸兴方向撤退。

万历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第二军团正式离开吉州，很快加藤清正就不快乐了。因为二军团一出吉州，就开始顶着义军不断追击和漫天的大雪，跌跌撞撞地从端川、新昌、北青一路东遁，使得这条回家之路成了一次无比凄惨的大行军。途中不断有人掉队或者冻死，周围的人根本顾不上施以援手。这与第二军团进入咸镜道时的意气风发，真是天壤之别。

加藤清正与锅岛直茂于二月十七日抵达咸兴，此时第二军团伤亡率大约已超过了四成。

咸兴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地方，它位于咸兴平原东部，城川江下游左岸，与平安道只隔一道山岭。如果加藤清正有兴趣的话，他可以轻而易举地从咸兴以东九十里处的草原馆南下越过山隘，沿山谷小路疾行，进据平安道的德源、阳德，出现在平壤城的北部。

届时，加藤清正可以选择进攻明、朝联军的安州粮草积屯地，掐断明军气若游丝的补给线；或者配合汉城日军对平壤、开城同时施加压力。无论选择哪一个，对于明、朝联军的打击，都是致命的。

无论加藤清正有否考虑过这些，作为当时的中朝最高指挥官，李如松都不能忽略掉这个可能性。战争中这样的事情太常见了，一件事情有99%的可能不发生，但万一出现了那例外的1%，便有可能导致全军覆没。他不能冒这个1%的险。况且这个可能性还不是1%，而是很大，相当大。只要汉城日军和二军团一联络，马上可以对平壤实现前后夹击。无论如何，平壤是不容有失的，因此当他进击汉城时，依然在平壤和开城留下了三分之二强的兵力，过江兵力按最大估算，也只有一万一千人。之所以这样，一当然是粮草不够大军前进，二则是他得时刻防备来自侧后方日军二军团的进袭。

当朝鲜人后来质疑李如松退兵时，李如松也向朝鲜人解释过自己的这个顾虑：“先除咸镜之贼，以绝侵袭之患，然后进取王京。” 李如松是绝对不敢把自己的后背交给朝鲜军去守护的。不过他这个并非杞人之忧的考量，遭到了朝鲜人的大肆嘲笑，他们说这位李大提督自从碧蹄馆一败后“事机多误，气势催挫，皆思撤归。”认为这不过是他想撤退的借口而已。

遗憾的是，宋应昌在给袁、刘两位参谋长及与其他官员的书信中透露，明军自平壤之后，就已经决定将兵马分为两部，一部驻扎开城沿江把守，一部守平壤防止加藤清正背后袭击，此事显然不是如朝鲜人说的那样，是李如松在碧蹄馆被吓破胆了。同时他与李如松更是早早认识到，前方日军将大大超过此刻在朝明军的总兵力，因此两人一而再、再而三地一直向国内兵部催发援军，希望先借点辽军来增援，并催促应到未到的五千川军等部队尽快入朝。宋应昌在平壤大战前后，几乎每封给兵部和石星的信里都要反复催兵，确切地说，不是几乎，而是一定。

后来加藤清正终于没动平安道的心思，直接返回了汉城，这让朝鲜人笑得更厉害了：“看吧，李大提督又在杞人忧天”——这些都是事后诸葛亮。事实上，正是因为李如松及时收缩，才让加藤清正感觉无机可乘，才老老实实返回汉城。这是一因一果的关系。

对李如松的及时回军，宋应昌的评价最准确：欲使咸镜之贼，闻先声而不敢来也。”

更讽刺的是，别看朝鲜人嘲笑李如松不遗余力，其实最担心加藤清正袭击平壤的，正是他们自己。

早在二月四日，平安岛左防御使李镒便有飞报入朝，说加藤清正撤到了咸兴，有南下平安道的打算，并警告说凭借朝廷在平安道北侧的防守兵力，根本抵挡不住。

对于这个心腹之患，朝鲜国王李昖害怕得不得了。他们在伊川、谷川附近没有任何驻军，如果加藤清正打算在这里动手，朝鲜军将没有任何防备。

他害怕自己会被偷袭，所以无论宋应昌和大臣们如何催促，这位国王打死也不肯驻回平壤，宁可在义州多呆两天。李昖后来被人催得急了，总算说了实话：“北贼未灭，如在人背，万一逾岭向西，与京城之贼相为犄角，截天兵之后，天兵前后受敌，此危道也，而我乃轻入其中，不可也。”

看看，李昖对加藤清正怕成这副样子，连平壤都不敢进，却还有余力嘲笑李如松的稳重用兵。其实嘲笑李如松胆小还是其次，更关键问题是李朝君臣们很清楚地知道，加藤清正“万一逾岭向西，与京城之贼相为犄角，截天兵之后，天兵前后受敌，此危道也”，这是会要大家命的，所以坚决不肯“轻入其中”。那么，明军轻入其中就可以了么？在碧蹄馆大战之后，李朝君臣依然要求李如松不回防，要他继续前进拿下汉城，这是什么心态？

在许多历史书中，都把碧蹄馆之后的李如松描绘成是一个怯懦、胆小如鼠的将军，说他白白舍弃了大好局面，没有鼓起剩勇追赶穷寇，反而一味退缩避战，以致战事蹉跎。

事实上只要多看看三方史料，再看看朝鲜地图和三军部署，就可以很清楚地发现，在平壤大胜光辉掩盖之下的，是马疫遍地横行和极端缺衣少食，明军和辽东集团军因此几乎丧失了大半机动能力和战斗力，更兼春雨连绵，道路翻浆，前方有至少一倍于己的敌军驻守在坚城内，还有一支强大的敌主力军团在侧后方虎视眈眈，无论天时、地利、人和均不在明军这边。在如此“大好局面”之下，假如李如松按照朝鲜人的心愿强行突进，饥肠辘辘地冲到汉城之下，下场不用说天知道，我用脚指头想也知道——全军覆灭。

现在我们知道，碧蹄馆之役的胜负，无论在战略上还是战术上，抑或是在壬辰战争史上，都不会改变什么，这只是一场胜败完全无足轻重的遭遇战，除非李如松阵亡，否则其胜负不会影响明军之后任何动向。

李如松轻军突进快速进击汉城，当然有争功的因素在内，但究其关键，一是因朝鲜方面提供的日军数量情报完全失实，与汉城日军实际兵力的差异几乎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客观上导致了他没做太多准备就轻率突进。不过，这依然不是他突进的主要原因。李如松突进的最主要的原因，我认为就因明军没吃的了，他迫切地需要拿下汉城来解决明军的吃饭问题，更确切地说是他看上了龙山仓的粮食，这才是他不顾明军伤病交加缺吃少穿也要冒险，试图以少数兵力快速拿下汉城的真正原因。

同时，来自侧翼已抵达咸兴的加藤清正二军团的威胁，及明军粮草严重不足和马匹大量病疫的严峻现实，也使得李如松当时最好的选择，只能是带着当时战斗力最强、机动力最高的亲兵团突进，快速抢夺汉城。李如松无法带着没吃饱饭甚至连路都走不动的庞大军团去抢汉城，一是根本不可能，仅到临津明军就被足足饿了两天，在如此糟糕的后勤状况下，三万多明军根本用不着到汉城，在半路就得饿死一大批；二是即使以大兵团抢下了汉城，只要龙山仓没拿下，大伙也还是得饿死在那里。

同时，我们从碧蹄馆之战的记录中也可以发现，明军的攻城重火力远没有运送到位，而前锋清一色的骑兵，也从侧面说明了李如松能做的，只能是以骑兵快速突袭拿下汉城和龙山仓，他没有能力也没可能进行耗时日久的攻城战。明军既没有那么多的给养，朝鲜也没这个运输能力把那么多火炮快速运上去，更无可能聚集起足够的攻城兵力。

因此以少量兵力带口粮前进，在最短时间内拿下汉城和龙山仓，解决了后继军团的吃饭问题以后，临津江以东的李如柏军团再进驻汉城，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优秀指挥官的正确选择。

遗憾的是，李如松抢夺汉城，尤其是夺取龙山仓的这个希望破灭了。我想，他自己也应该很清楚这是一次冒险，但却又是一场他不得不冒的险。碧蹄馆一战后，李如松知道，前面那个朝鲜人说没几个日军的汉城，驻扎着至少五、六万日军主力兵团，这绝不是目前三万多没吃没喝的明军能拿下的。而明军的辎重补状况给显然又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改善，因此他只能无奈地转入了战略防守，被迫彻底放弃以武力攻占汉城的计划。

不过，李如松对龙山仓的欲望并没有因此减少哪怕一丁点，反而因此更加炽热起来。犹如一个失恋的少年，他原本迫切想得到龙山仓的那股渴望，变成了求之不得后的怨念。不久之后这股怨念终于爆发出来，遂了李如松我得不到你也别想要的心愿，还意外地解救了一位此后将在朝鲜战场上大放光彩的朝鲜名将。

有意思的是，宋应昌在给明使沈思贤的信中，也直接问到了汉城的龙山粮仓可烧否，和李如松打起了一样的念头，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当然，这也是当时形势下解除汉城日军威胁的最好战术——让他们和明军一样，断粮。

我想，不管李如松自己在当时、此后做何想和有什么表现，他都肯定没想到以后的史家们会对碧蹄馆这次遭遇战如此关注，并把此战的结果给拔到了这样一个高度，把这战的结果和他本人的态度，以及明军此后的战略变更给联系到了一起，并最后给他扣上了一顶怯弱的帽子，认为此战摧破了李大提督的心志，让他萌生了退意。

这就是李如松以及当时的明军参战将领们，包括当时的明朝文官们都没对碧蹄馆之役留下太多笔墨，也不怎么在意的原因。

并不是所有的进攻都是勇敢的；同样，并不是所有的退却都是怯懦的。

但又为什么在史料中，我们看不到在退兵问题上李如松对朝鲜人不着重提粮草问题，不公开说这一系列困难呢？

事实上这当然不可能的。无论是杨元还是李如松，抑或宋应昌都在不断地向朝鲜人提这一问题。这关系到明军数万将士的性命，焉能不提。然而，朝鲜方面力主明军和日军决战的中坚分子们，因为异口同声地把李如松退回开城一线的原因，归结为是他在碧蹄馆被日本人打怕了，所以在他们的记载里，大多绝口不提这个原因。也只有这样，才能把脏水泼到李如松身上去。

譬如柳成龙和李如松在退兵前发生的争吵中，李如松就绝无可能不谈这个要命的问题，他又不是傻子。可在柳成龙笔记里，却完全看不到一点痕迹，这显然不符合常识。出现这种情况，除了之前所说的问题外，另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柳成龙本人正是朝鲜方面负责运输和提供粮草的，他也不傻，当然也不会说自己工作没做好，主动露自己的短板。于是在他笔下的李如松，就只能是一付全然理亏而又怯懦的模样。这无疑是他对李如松退兵异常不满的怨念在作怪，因此极力把李如松描绘成了这个样子，好显得他正义凛然。

不过即使这样，在其它那么多私人笔记甚至朝鲜正史中，还是留下了我们前面挖出来的那些零碎资料，能让我们替李如松一洗蒙了几百年的冤。事实终究是事实，是怎么样都掩盖不住的。

比如《宣祖实录》曾经记录下一段朝鲜君臣对话，很具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