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 1592(下) 第十章 东亚第一骗局(下) (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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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罪状里有些是石星的责任,有些不是,不过谁也不会在乎这些细枝末节:你是兵部尚书,出了这么大娄子,不怪你怪谁?
石星面对汹汹的弹劾浪潮,想死的心都有,干脆自请亲自赶赴日本去阻止开战——这种话都说得出来,说明石星已经是方寸大乱了——万历皇帝理所当然地驳回了这个请求,因为马上会有一个大活动,他身为主角不能出席。
万历二十五年三月,万历皇帝命令刑部尚书萧大亨会聚九卿科道诸官,搞一个大会审,彻底查查是怎么回事。
这次会审大概是有明以来审得最认真最仔细的一次。刑部把这些年来所有的往来文书和都翻腾出来,一封一封地对质,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抠,一个人接一个人地提审。小西行长和沈惟敬的计划本来就是漏洞百出,经不起认真推敲,经过这么仔细地彻查,他们前后欺上瞒下的种种劣迹终于真相大白。
会审的结果是:杨方亨革职,永不叙用;石星推荐的辽东经略孙矿革职,回职听勘。
至于石星,他级别太高,萧大亨不敢自做主张,批了一个革职候旨,请皇上定夺。不过萧大亨有心替同僚说些好话,在上奏里认为石星只是轻听误国。可是到了首辅赵志皋那里,味道就变了。
石星的议和活动都是在赵志皋支持下搞起来的,如果要追究责任,赵志皋也脱不了干系。许多官员早就看不惯这个老东西,弹劾的时候不忘捎带着骂赵志皋一顿。
赵志皋为了自保,上疏说这些事我都不知道,全是石星一个人偷偷摸摸搞起来的。石星明知道赵志皋落井下石,可是他不敢随便攀咬。这是官场的潜规则,你自己把责任扛了,妻子家人还能有人罩着;你如果胡乱把别人扯下水,便是个一拍两散的局。
群臣对石星意见汹涌,首辅落井下石,而皇帝的态度更加坚决。
万历皇帝对石星的不满到了极点。办事不力,这是能力问题;撒谎撩屁,这就是人品问题了。皇帝不恨无能,不恨贪渎,最恨的是不忠。本来在开战之初,石星与万历配合的十分默契,第一次援朝时也办得尽心竭力,怎么你这浓眉大眼的,也叛变革命了呢?
恰好这时候南原战败的消息传到京城,朝野震动。于是万历痛恨交加,给石星罪加一等,说他“谄贼酿患,欺君误国。”直接下狱论死,家人发配到广西柳州卫所。那会儿广西还是遍地土司的蛮荒之所,移居过去对孤儿寡母来说是九死一生。
石星枯坐在京城的监狱里,自己四十余年的宦海生涯居然就这么结束。当年他在北京的旮旯里翻出沈惟敬的时候,可没想到这老东西会惹出如此之大的麻烦。石星是个读书人,不希望被押出去在众目睽睽之下被砍掉脑袋。他决定体面地结束自己的一生,开始绝食——他这次成功了。
数年前还风光不可一世的兵部尚书,就这么活活饿死在了监狱之中。
很多人对石星在战争前后大相径庭的表现而惊讶,一个力排众议坚决开战的抗日名臣,为何会沦落成一个一味屈意媚日的主和派呢?
他们既高估了石星,也低估了石星。石星对日开战不是出于高尚的民族觉悟,对日和谈也不是出于天生的汉奸贱骨头,他这一切所作所为看似矛盾,实际都是有一个动机一而贯之——好官我自为之。
石星年轻时候以直言而著名,经过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磨砺,棱角已被磨去,他变成大明朝众多碌碌官僚中的一员。这些官僚最显著的特点,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最好什么风险都不出,一直到告老乞归,衣锦还乡。
六大部委之中,要属兵部尚书最难做。兵部负责的是打仗,只要一打仗,就一定会存在风险。当初石星被委任为兵部尚书,打心眼里不愿意干,好几次请辞都没被批准。如何规避风险,成了石星在任上的主要课题。
初期石星对日力主开战,不是出自自己的判断,而是因为万历皇帝力主开战——紧跟皇帝的决策当然是最安全。当时的石星,其实没把日本当成多大的麻烦,不然也不会漫不经心地找一个市井无赖沈惟敬去负责和谈。在他的想象里,这不过是一次中等规模的军事行动,只消明军入朝打上几场胜仗,记下几笔功勋,就足够了。
可是日军的顽强远远超出了石星的预计。宋应昌、李如松在朝鲜战场表现不错,可每一场仗都打得危机四伏。作为兵部最高决策者,石星深知其中凶险,他不想冒着崩盘的危险继续打下去,胜了固然好,若是败了,他难辞其咎,风险太大。
惩于这种保守心态,和谈成了他必然的、也是必须的选择。所以他的一切矛盾行为——对宋应昌态度的变化,对南军态度的变化,对沈惟敬态度的变化等等——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风险规避。因此即使沈惟敬的谎言漏洞百出,石星也不愿意或不敢去多想,只得这么一条道儿陪着沈惟敬走到了黑……
石星不是个坏人,甚至不是无能之人,作为萧规曹随的守成之臣他表现得很出色。如果生逢盛世,石星也许可以安稳地做完兵部尚书,甚至进一步入阁。他落得这么一个结局,除了要归咎于性格上的弱点以外,大概也只能说是生不逢时吧。
现在石星死了,杨方亨、李宗诚等人受了惩处,孙矿、谢用梓、徐一贯等相关人员也各有处理。而这起“封贡”闹剧的始作俑者沈惟敬呢?
早在万历把石星革职的同时,他重新调整了人事布局,由萧大亨暂时代理兵部事务,兵部左侍郎郉玠接替孙矿担当经略一职,辽东布政使杨鎬担任经略朝鲜事务,与李如松起名的回族名将麻贵担任御倭总兵官,各地调集人马,准备二次援朝。
而邢玠走马上任的第一件工作,便是捉拿沈惟敬。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沈惟敬一直呆在釜山附近,有点风吹草动,便能立刻逃入倭营中。一旦让他投靠了日本人,朝廷最后一点脸面可就挂不住了。当时明军在朝鲜兵力不多,只有驻守南原的辽东军杨元和驻守忠州的南兵吴惟忠,其中杨元和沈惟敬比较接近你。郉玠为免打草惊蛇,叮嘱杨元要秘密逮捕之。
杨元接了任务,表面上若无其事,暗地里开始暗暗跟踪沈惟敬的行止。他发现沈惟敬带着一个三百多人的小营,只在宜宁、庆州附近活动。
杨元决定先解除他的武装,假借驻军将领的名义,偷偷以移营、换防为借口,把他身边的人更换一空。其实沈惟敬在军中毫无根基,杨元这么做只是为了预防万一。捉拿沈惟敬是头等大事,不能有一丝疏忽。
日军此时已登陆半岛,开始展开作战。沈惟敬虽不知杨元到来,但多少听到些北京巨变的风声。骗子天生敏感的嗅觉让他惶惶不安,开始琢磨着投奔小西行长。
小西行长绝对是个讲义气的好哥们儿,他听说沈惟敬在大明混不下去了,立刻派了柳川调信和五百名士兵,分坐九条船去接应。沈惟敬看到日军有接应,大喜过望,收拾收拾行李,悄悄离开宜宁驻地,朝着釜山逃亡而去。
这个动向立刻被杨元的眼线侦知。杨元二话不说,率领六名辽东骑兵风驰电掣地追击而去。辽东军别的不行,若比起速度,在东亚根本没有敌手。他们从南原星夜疾驰,一路追过宜宁十里路的丹溪境内,正看到沈惟敬带着细软赶着马车正慢慢溜达着呢。
沈惟敬这几年可赚得不少,装了足足一马车,严重影响了逃亡的速度。杨元一见大喜,追赶上去,还有心情弄一出猫玩老鼠的游戏,假装问他倭寇情形如何?沈惟敬带着一丝侥幸回答:“成不得了。”杨元说既然成不得了,干嘛不到我那儿去回报?
沈惟敬到了这时候还想骗,说加藤清正派了人去庆州谈判,我得赶去办事,怎么也得呆一个半月吧。杨元玩够了,面色一变,六名辽东骑兵如狼似虎地扑了上去,沈惟敬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头子,哪里抵挡得住,直接被抓了一个正着。
沈惟敬落到明军手里以后,杨元没敢多留,立刻打造囚车,派了重兵保护送这位大骗子回辽东。这时候已经是万历二十五年七月,朝鲜半岛很快就要迎来丁酉再乱的第一次高潮。
令人佩服的是,沈惟敬一直到了这时候,仍旧表现出极佳的心理素质。他没有像石星一样失魂落魄,一蹶不振,居然仍旧在积极求生——他不知走了什么门路,搭上了山东按察使萧应宫的线,重金贿赂,希望他能给自己说说好话。
萧应宫和沈惟敬是大乡,是个见钱眼开的货,也不问这事有多严重,收了沈惟敬的好处以后,便派了一个叫丁应泰的幕僚——这人后来在丁酉再乱里也掀动起轩然大波,此是后话,暂且不表——到邢玠那里去求情。邢玠一看,愣住了,见过蠢官,可没见过这么蠢的。沈惟敬是朝廷指名要抓的钦犯,这种高压线他都敢说好话,是嫌命长了么?
邢玠没客气,把求情书信直接上交朝廷。很快御史们就用口水把这个要钱不要命的萧应宫参倒,削去职衔,滚回家去了。
沈惟敬被押送回北京以后,直接下了锦衣卫的诏狱。所有人都认为,这个骗子死定了。可是沈惟敬在监狱里,仍旧表现出坚韧的求生意志,他不像石星为了名节宁可饿死,该吃就吃,该喝就喝,只要一天不死,就要挣扎着活下去。
奇怪的是,万历一直没有下达处死他的命令,于是沈惟敬在诏狱里一呆就是两年。
这种平静生活一直持续到了万历二十七年四月。取得全面胜利的大明军队班师回朝,万历皇帝除了祭告郊庙、大赏功臣以外,还搞了一次公开处决,处决对象包括日本俘虏、通倭汉奸和作战不利的明军将兵。
沈惟敬赫然列在通倭汉奸名单之首,被判弃市。这位大骗子终于结束了自己的奇妙一生。
讽刺的是,跟沈惟敬同时问斩的,居然还有亲手捉拿到他的杨元。而他倒大霉的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正是因为沈惟敬。
原来沈惟敬被捕之后,对杨元极为痛恨,他偷偷派遣娄国安潜入日军阵营,告诉小西行长,杨元驻扎在南原城内,总兵不过三千辽东兵马,附近还有全州两千明军,可一鼓而下。这间接促成了丁酉再乱时日军首先把矛头指向南原,杨元不能抵挡,被迫撤军,结果以“弃师”的罪名被枭首示众,与沈惟敬同时处刑——老沈也算是报了一箭之仇。
如果说沈惟敬之前的遭遇,尚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这一次密报南原的举动,把他彻底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是不折不扣的汉奸行为。
沈惟敬是整个抗日援朝战争中最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以一介卑微布衣之身,游走于战争之间,依仗三寸不烂之舌把三个国家都忽悠得晕头转向,从秀吉、万历到小西行长、石星、宋应昌、柳成龙,当世的顶尖人物都被这个小老头挖了个大坑唬弄过,不愧是明朝——不,是东亚第一巨骗、十六世纪东亚外交史上的一个奇葩。
公平来说,在一开始,沈惟敬自己也没想到最后会走到这一步。他当初被石星从北京城里挖出来的时候,确实是尽心竭力,披肝沥胆,相比起大明其他外交人员的颟顸表现,他已经算得上很敬业了。别的不说,单说单骑闯进平壤城的壮举,便非常人所能做到。他的努力为李如松的进军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这份功绩不容抹煞。
真正悲剧的根源,在于他的身份。市井无赖的烙印,注定了他只是一枚用过即弃的棋子,庙堂之上的人压根看不起这个低贱的家伙,沈惟敬只能拼命证明自己有用,才能活下去;而也正因为骗子的身份,让沈惟敬一次又一次选择用欺骗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这两种作用力相互作用,最终让他走上了一条汉奸卖国的绝路。
当沈惟敬在大阪城向秀吉那屈膝一跪时,他这个人在历史中的形象,便已经凝固了。可怜,可悲,亦是可恨。
秦相李斯在被腰斩之前,对儿子感慨说忽然很怀念当年在老家上蔡的东门溜黄狗的美好生活。不知沈惟敬在死之前,是否也会怀念起自己当初在京城跟人炼丹胡闹的日子?
或许沈惟敬一点也不后悔。他死的时候,年纪已经超过七十,已比同时代大多数人活得长。而且他人生最后七年的经历,远比此前几十年的人生,以及大部分人一辈子加起来都要精彩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