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 1592（下） 第十四章 骑兵的胜利稷山大捷 (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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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战的四位将领中，解生麾下大同骑兵两千，牛伯英带的是蓟镇兵马六百，颇贵带的宣大骑兵三千，杨登山带的宣大骑兵一千一百，总兵力是六千七百人，这个数字看起来大于黑田长政的五千人，好象很符合黑田家的记录——但是不要忘了，这只是这几位将领入朝的总兵数，而不是前往稷山的人数。
《再造藩邦志》和《宣庙中兴志》里都记载，麻贵当时“夜挑选各营精壮两千人，骁将十五人，使解生牛伯英颇贵杨登山领之，遣于天安而诸将莫知。”而看解生所部到素沙坪后的举动，可知这次行动本意是一次伏击战。也就是说，麻贵派遣部队至稷山是一次秘密行动，没多少人察觉。既然是秘密行动，肯定要掩人耳目，两千人可以悄悄拔营而走，如果是六、七千人齐动，都多是骑兵，绝不可能不惊动旁人，尤其是朝鲜人，很难保证消息不会泄露。
不过，明军真正抵达稷山的实际兵力，比两千人要多。因为解生、颇贵与杨登山是从汉城领命出发，但牛伯英却是在八月底被派去接应从全州逃出来的陈愚衷的，一直驻留在公州、天安等处，没有返回汉城。他是在半路与解生所部会合，然后前往稷山。
也就是说，解生在九月初六的总兵力，大约是在两千六百人左右。
在当天中午前后或者下午，李益乔、刘遇节前来支援。这支明军不是麻贵的嫡系，而是杨镐从平壤带过来的，总兵力是一千两百九十人。算上他们，明军的总数达到三千八百九十人。而在朝鲜方的记录里，数份记载都说明军总兵力为两、三千人。
我们再把明军的兵力向最大的估算范围靠拢些。在南原失守以后，陈愚衷带着两千人从全州撤到公州，与牛伯英合兵一处。杨镐九月初三入汉城以后，把杨元、陈愚衷拿下治罪。此时军情紧急，不可能把这两千人都叫回汉城，按照正常的程序应该是杨镐派人行文到军中，拿回陈愚衷，陈所部应该会暂时交给牛伯英代管。
这样算来，牛伯英与解生会合的时候，他所能带的最大兵力是两千六百人。当然，他很可能只带了一部分。如果按最大兵力算，他与解生会合后的兵力为四千六百，再与李益乔合兵，达到五千八百九十人。
这个数字，应该比较符合常识。在日军数万大军面前，麻贵如果只派两千人前往阻截，未免太过儿戏。他的真实意图，应该是从汉城派出解生两千，与孤悬在外的牛伯英两千多人会师，再加上杨镐派出的一千，这才有足够的兵力与日军周旋。以往史料只记录了汉城出发的兵力，往往忽略了牛伯英所处的位置。
无论是两千人、两千六百人、三千八百九十人还是五千八百九十人，明军的总兵力最少不过是黑田军的一半不到，最多也只是与黑田军持平或多八百九十人。
现在，就让我们按这个兵力部署再复原一下素沙坪战斗。
第一路明军，由总大将解生率颇贵、杨登山等，总兵力两千。他们遭遇了黑田军先锋黑田图书助、栗田四郎、毛屋主水的两千人，双方兵力对等。由于开始误认日军为朝鲜军，被日军先手攻击，随即进行反击，击退日军。日军改变战术，明军攻势稍挫，但马上派遣别动队抄了日军后路，包围了日军后发起猛功，日军不敌行将崩溃。
黑田长政三千人本队赶到战场，日军总兵力达到五千，明军为两千人。日军三名将领冲开明军抢占桥头的别动队，先后率部杀入战场。明军兵力不支，整兵后撤。
明军牛伯英所部赶到战场。如果按他本部兵力六百人算，明军总兵力为两千六百人。如果按他可带最大兵力计算，则明军总兵力是四千六百人。牛伯英所部杀进战场后，日军再次不敌败退。黑田无奈之下，将所有五千人兵力都投入了战斗，随即明军李益乔、刘遇节也前来支援，双方战场兵力再次拉平，胶着不下。然后天色已黑，两军罢战就地扎营，均未离开战场。
在初七日战斗中，黑田长政的五千人对上数量少于自己的明军，却被数次打得叫苦连天，不得不靠夸大敌人数字来掩饰自己的痛脚，这战斗力实在是可堪玩味。
而且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他还隐瞒了次日的战斗，直接把第二天赶到战场的毛利军提前运抵了战场。
在九月初七的晚上，经过一天战斗的解生显得十分兴奋。他摩拳擦掌，准备在次日大干一场，把敌人彻底逐出天安地区，他勉励部下道：“今看贼势，明当决死以退。努力敢死，毋坐军律。“ 同时还提醒同僚说“但狡贼走，必由山路，骑步异势，不可穷追。”可见他信心十足，视黑田军如无物，连日本人战败逃跑时的应对办法都策划好了。
同时解生在初七日，还向后方的麻贵发出了请摆赛预备队加入战斗的要求。麻贵接到战场形势报告及解生的请求后，命原本屯兵介川的摆赛火速率领两千骑兵前进，去协防稷山。
与此同时，黑田长政也没闲着，他派人去向后面的毛利秀元求救。毛利秀元的总兵力高达三万，此时虽然没有全带在身边，但起码一两万人也是有的。只要他一到，大局可定。
到了九月初八一大早，双方都怕对方的援军提前抵达，索性早早开打。这一次不再是分批抵达的遭遇战，而是一场货真价实的正面作战。
援助朝战争打了这么久，明军在平壤、在碧蹄馆，在庆尚道，在南原等地的战斗，要么是城市攻防战，要么极端条件下的遭遇战，要么是以南兵为主的战斗，没有一次双方摆好阵势正正经经的野战，这使得北兵的真实威力一直没有机会表现出来。稷山之战，可算是大明骑兵、炮兵与日本骑、步、铁炮兵在相对公平的战场，第一次进行的势均力敌的较量。
在这一战中，明军骑兵终于可以酣畅淋漓地发挥出自己的威力，他们来自宣大边关，骑兵战斗力丝毫不逊于辽东军，不一会就彻底击败了黑田长政，黑田军向清州方向败退。这一场战斗的过程不必多说，因为史书里的描写已经足够华丽，姑录两条于下：
“翌日平明，贼兵齐放连炮，张鹤翼以进，白刃交挥，杀气连天，奇形异状，惊惑人眼。天兵应炮突起，铁鞭之下，贼不措手，合战未几，贼兵败遁。向木川清州而走。”
“翌日平明，贼连炮张两翼以进，白刃挥映，毒气掩日，奇形怪状，惊眩人眼。解生等应炮突起，争奋椎鞭之，中之瓜折。合战未久，贼大溃。遂从木川清州而走。”
这两段文字都出自朝方的记载，另外一些朝方记载在记录了解生四将第一次战斗后，也都说摆赛到后，又破日军云云，可见这场战事是分了两次打的。而《黑田家记》里对这第二次战斗干脆避而不提，直接让秀元提前一天赶到战场，说“毛利秀元兵亦至，敌余军不敢战而退，我兵亦绥。”算是间接承认了日军的败北。
颇贵在战斗后，曾不无自得地对朝鲜国王说：“倭寇很凶悍，前面死了后面还往前冲。老夫我五十多岁，跟周边蛮族打了几百场仗，还从来没见过比倭寇更难对付的——不过只要我军铁骑发起突击，他们也就完蛋了。”可见大明骑兵给日本人造成了极大的麻烦。在战斗中，明军还击毙了一名叫做叶一枝的日本将领，其他穿着金盔、金甲者的小头目，也杀死二十多名，算是给死在南原的同僚报了仇。
战斗结束以后，黑田长政不得不向着清州方向退却。明、朝史料里说解生本来要追击，但因明军连续三天急行军及战斗，过于疲惫遂大军休兵，别遣分道追之，日军退遁。我们猜测，追击的部队应该是摆噻的部队，因为只有他的部队是生力军。而日方史料，则说因为毛利秀元大军赶到，明军不敢打，直接转身跑了。
我们认为第二天战斗的实际情况，是黑田长政抵挡不住败退，途中碰上毛利秀元的援军，调回头来找场子。解生一看日军几万生力军扑过来了，遂主动撤离了战场，把天安和稷山让给了日军。
日本人说解生在打完仗以后，过了三天送了一头白鹰给黑田长政，向他乞和。《毛利家记》写的更悬乎，说明军被日军杀得四散而逃，不得不爬上山去。面对日军重围，他们派人对毛利秀元说：“我们被派来援助朝鲜是奉命行事，跟你们没什么仇怨。以后我们也不打了，把旗给你盖个戳作为印记，放我们一条生路吧。”毛利秀元于是在明军军旗上打了印记，放过了这些人——这些小故事迹近演义，颇具戏剧性，在我们看来，其实真假关系都不大。
整个稷山之战，双方各自的损失是多少呢？
综合各方记载，日军的伤亡人数约为五百人到六百人，近黑田本队的十分之一。明军损失不明，但从解生等部在随后几场作战的活跃程度来看，伤亡不会很大，最多不会超过两、三百人。这个伤亡比例，比较符合骑兵对步兵的损失比，也比较符合明军对日军的损失比。
也许有人会觉得怎么打了两天伤亡才那么点？事实上，冷兵器战争中最大的伤亡多出现于溃败发生后，真正在战斗中伤亡的人数不会太多。随便举个例子，汉将李陵带五千步兵出塞，与匈奴十万遭遇，激战八天，杀伤匈奴万余。算下来一天也就杀伤千余，而且这还是汉军大规模使用弩进行阵地防御战的结果。
那么这场仗到底谁胜了？从战术和数字上来看，明军占据优势，但从双方的战略目的来看，最终日军占领了天安、控制了稷山，明军被迫后撤，似乎日军才是最后的胜利者。以往许多史论者，都是持这一观点。
这其实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要知道，占领天安、稷山是手段，不是目的。日军的战略目的是什么？是北上汉城；明军的战略目的是什么？是阻止日军北上汉城。
黑田长政和毛利秀元在占领稷山之后，没有继续进军，因为稷山大战中明军铁骑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而黑田长政更是第二次在野战中对上了明军骑兵，前一次则是和李如松的碧蹄馆大战。他对这一带地形很熟悉，知道从稷山到汉城一路是少有的坦途，道路宽广，地势开阔。若换在平时，自然是条好路，但在前面大明铁骑的威慑下，他不得不重新考虑。
如果日军北上，明军骑兵可以在进军途中轻松自如地来回驰骋，想战则战，想走则走，不受任何阻碍。他们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发起攻击。按朝鲜人的说法，明军骑兵稷山之战中 “枪槊电飞，驰突乱砍” “出入如飞”，那么从天安到汉城这一百五十里的宽阔大路，会不会成为大明骑兵的乐园、日军的地狱呢？想到这个可能，黑田长政一阵寒颤，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绝不能北上。
日本人一直说，朝鲜战争他们经历过三次大战：平壤之战，幸州山城之战，还有就是稷山。足见是战对日军指挥官的影响之深。
于是结论就很明确了，稷山之战的胜利者，是大明。解生等将领在素沙坪的奋战，成功地阻止了日本军队的继续北上，安定了汉城军心——事实上，稷山是丁酉再乱中日军兵锋所及的最北端。从那以后，以稷山为起点，明、朝联军正式转入反攻阶段，下次再等到日本人越过稷山杀入京畿道，要等到几百年以后的甲午了。
在本章结束时，顺便说一个趣事。
稷山之战的胜利传到汉城，免于二度放弃汉城的朝鲜人非常高兴，他们在记录里不吝用极华丽的文字来描述这场战斗。可是，在这一片欢腾之中，却有一个人保持着沉默。
谁呀？李朝的中流砥柱——柳成龙。
柳成龙战后写了一本《惩毖录》，回顾整个朝鲜战争。这本书写到丁酉年九月初的汉城危机时，只写了六个字：“贼从京畿还退”，对稷山之战只字不提。对他这种行为，别说我们，连当时的朝鲜人都无法理解，《青野漫录》充满嘲讽地评论说：“杨镐于我国有再造之功，而惩毖录全没其事，有若倭奴自退者然。素沙之捷，涂人耳目，而犹以私怨没之，此为成龙之大疵痛。”
跟李如松合作时，柳成龙在《惩毖录》避而不谈实际困难，一味指责李提督怯懦避战，甚至污蔑明军在碧蹄馆之战中因日军刀利而无一人敢前；跟杨镐合作时，他又因为有私怨而故意隐其事迹，抹其赶赴汉城镇压人心功绩，对稷山之捷更是一字不提。跟大明前后两位主官都闹出别扭，又在自己撰写的书里故意抹黑或者无视，柳成龙在这事儿上，实在是非常不地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