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 1592(下) 第十四章 骑兵的胜利稷山大捷 (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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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战的四位将领中,解生麾下大同骑兵两千,牛伯英带的是蓟镇兵马六百,颇贵带的宣大骑兵三千,杨登山带的宣大骑兵一千一百,总兵力是六千七百人,这个数字看起来大于黑田长政的五千人,好象很符合黑田家的记录——但是不要忘了,这只是这几位将领入朝的总兵数,而不是前往稷山的人数。
《再造藩邦志》和《宣庙中兴志》里都记载,麻贵当时“夜挑选各营精壮两千人,骁将十五人,使解生牛伯英颇贵杨登山领之,遣于天安而诸将莫知。”而看解生所部到素沙坪后的举动,可知这次行动本意是一次伏击战。也就是说,麻贵派遣部队至稷山是一次秘密行动,没多少人察觉。既然是秘密行动,肯定要掩人耳目,两千人可以悄悄拔营而走,如果是六、七千人齐动,都多是骑兵,绝不可能不惊动旁人,尤其是朝鲜人,很难保证消息不会泄露。
不过,明军真正抵达稷山的实际兵力,比两千人要多。因为解生、颇贵与杨登山是从汉城领命出发,但牛伯英却是在八月底被派去接应从全州逃出来的陈愚衷的,一直驻留在公州、天安等处,没有返回汉城。他是在半路与解生所部会合,然后前往稷山。
也就是说,解生在九月初六的总兵力,大约是在两千六百人左右。
在当天中午前后或者下午,李益乔、刘遇节前来支援。这支明军不是麻贵的嫡系,而是杨镐从平壤带过来的,总兵力是一千两百九十人。算上他们,明军的总数达到三千八百九十人。而在朝鲜方的记录里,数份记载都说明军总兵力为两、三千人。
我们再把明军的兵力向最大的估算范围靠拢些。在南原失守以后,陈愚衷带着两千人从全州撤到公州,与牛伯英合兵一处。杨镐九月初三入汉城以后,把杨元、陈愚衷拿下治罪。此时军情紧急,不可能把这两千人都叫回汉城,按照正常的程序应该是杨镐派人行文到军中,拿回陈愚衷,陈所部应该会暂时交给牛伯英代管。
这样算来,牛伯英与解生会合的时候,他所能带的最大兵力是两千六百人。当然,他很可能只带了一部分。如果按最大兵力算,他与解生会合后的兵力为四千六百,再与李益乔合兵,达到五千八百九十人。
这个数字,应该比较符合常识。在日军数万大军面前,麻贵如果只派两千人前往阻截,未免太过儿戏。他的真实意图,应该是从汉城派出解生两千,与孤悬在外的牛伯英两千多人会师,再加上杨镐派出的一千,这才有足够的兵力与日军周旋。以往史料只记录了汉城出发的兵力,往往忽略了牛伯英所处的位置。
无论是两千人、两千六百人、三千八百九十人还是五千八百九十人,明军的总兵力最少不过是黑田军的一半不到,最多也只是与黑田军持平或多八百九十人。
现在,就让我们按这个兵力部署再复原一下素沙坪战斗。
第一路明军,由总大将解生率颇贵、杨登山等,总兵力两千。他们遭遇了黑田军先锋黑田图书助、栗田四郎、毛屋主水的两千人,双方兵力对等。由于开始误认日军为朝鲜军,被日军先手攻击,随即进行反击,击退日军。日军改变战术,明军攻势稍挫,但马上派遣别动队抄了日军后路,包围了日军后发起猛功,日军不敌行将崩溃。
黑田长政三千人本队赶到战场,日军总兵力达到五千,明军为两千人。日军三名将领冲开明军抢占桥头的别动队,先后率部杀入战场。明军兵力不支,整兵后撤。
明军牛伯英所部赶到战场。如果按他本部兵力六百人算,明军总兵力为两千六百人。如果按他可带最大兵力计算,则明军总兵力是四千六百人。牛伯英所部杀进战场后,日军再次不敌败退。黑田无奈之下,将所有五千人兵力都投入了战斗,随即明军李益乔、刘遇节也前来支援,双方战场兵力再次拉平,胶着不下。然后天色已黑,两军罢战就地扎营,均未离开战场。
在初七日战斗中,黑田长政的五千人对上数量少于自己的明军,却被数次打得叫苦连天,不得不靠夸大敌人数字来掩饰自己的痛脚,这战斗力实在是可堪玩味。
而且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他还隐瞒了次日的战斗,直接把第二天赶到战场的毛利军提前运抵了战场。
在九月初七的晚上,经过一天战斗的解生显得十分兴奋。他摩拳擦掌,准备在次日大干一场,把敌人彻底逐出天安地区,他勉励部下道:“今看贼势,明当决死以退。努力敢死,毋坐军律。“ 同时还提醒同僚说“但狡贼走,必由山路,骑步异势,不可穷追。”可见他信心十足,视黑田军如无物,连日本人战败逃跑时的应对办法都策划好了。
同时解生在初七日,还向后方的麻贵发出了请摆赛预备队加入战斗的要求。麻贵接到战场形势报告及解生的请求后,命原本屯兵介川的摆赛火速率领两千骑兵前进,去协防稷山。
与此同时,黑田长政也没闲着,他派人去向后面的毛利秀元求救。毛利秀元的总兵力高达三万,此时虽然没有全带在身边,但起码一两万人也是有的。只要他一到,大局可定。
到了九月初八一大早,双方都怕对方的援军提前抵达,索性早早开打。这一次不再是分批抵达的遭遇战,而是一场货真价实的正面作战。
援助朝战争打了这么久,明军在平壤、在碧蹄馆,在庆尚道,在南原等地的战斗,要么是城市攻防战,要么极端条件下的遭遇战,要么是以南兵为主的战斗,没有一次双方摆好阵势正正经经的野战,这使得北兵的真实威力一直没有机会表现出来。稷山之战,可算是大明骑兵、炮兵与日本骑、步、铁炮兵在相对公平的战场,第一次进行的势均力敌的较量。
在这一战中,明军骑兵终于可以酣畅淋漓地发挥出自己的威力,他们来自宣大边关,骑兵战斗力丝毫不逊于辽东军,不一会就彻底击败了黑田长政,黑田军向清州方向败退。这一场战斗的过程不必多说,因为史书里的描写已经足够华丽,姑录两条于下:
“翌日平明,贼兵齐放连炮,张鹤翼以进,白刃交挥,杀气连天,奇形异状,惊惑人眼。天兵应炮突起,铁鞭之下,贼不措手,合战未几,贼兵败遁。向木川清州而走。”
“翌日平明,贼连炮张两翼以进,白刃挥映,毒气掩日,奇形怪状,惊眩人眼。解生等应炮突起,争奋椎鞭之,中之瓜折。合战未久,贼大溃。遂从木川清州而走。”
这两段文字都出自朝方的记载,另外一些朝方记载在记录了解生四将第一次战斗后,也都说摆赛到后,又破日军云云,可见这场战事是分了两次打的。而《黑田家记》里对这第二次战斗干脆避而不提,直接让秀元提前一天赶到战场,说“毛利秀元兵亦至,敌余军不敢战而退,我兵亦绥。”算是间接承认了日军的败北。
颇贵在战斗后,曾不无自得地对朝鲜国王说:“倭寇很凶悍,前面死了后面还往前冲。老夫我五十多岁,跟周边蛮族打了几百场仗,还从来没见过比倭寇更难对付的——不过只要我军铁骑发起突击,他们也就完蛋了。”可见大明骑兵给日本人造成了极大的麻烦。在战斗中,明军还击毙了一名叫做叶一枝的日本将领,其他穿着金盔、金甲者的小头目,也杀死二十多名,算是给死在南原的同僚报了仇。
战斗结束以后,黑田长政不得不向着清州方向退却。明、朝史料里说解生本来要追击,但因明军连续三天急行军及战斗,过于疲惫遂大军休兵,别遣分道追之,日军退遁。我们猜测,追击的部队应该是摆噻的部队,因为只有他的部队是生力军。而日方史料,则说因为毛利秀元大军赶到,明军不敢打,直接转身跑了。
我们认为第二天战斗的实际情况,是黑田长政抵挡不住败退,途中碰上毛利秀元的援军,调回头来找场子。解生一看日军几万生力军扑过来了,遂主动撤离了战场,把天安和稷山让给了日军。
日本人说解生在打完仗以后,过了三天送了一头白鹰给黑田长政,向他乞和。《毛利家记》写的更悬乎,说明军被日军杀得四散而逃,不得不爬上山去。面对日军重围,他们派人对毛利秀元说:“我们被派来援助朝鲜是奉命行事,跟你们没什么仇怨。以后我们也不打了,把旗给你盖个戳作为印记,放我们一条生路吧。”毛利秀元于是在明军军旗上打了印记,放过了这些人——这些小故事迹近演义,颇具戏剧性,在我们看来,其实真假关系都不大。
整个稷山之战,双方各自的损失是多少呢?
综合各方记载,日军的伤亡人数约为五百人到六百人,近黑田本队的十分之一。明军损失不明,但从解生等部在随后几场作战的活跃程度来看,伤亡不会很大,最多不会超过两、三百人。这个伤亡比例,比较符合骑兵对步兵的损失比,也比较符合明军对日军的损失比。
也许有人会觉得怎么打了两天伤亡才那么点?事实上,冷兵器战争中最大的伤亡多出现于溃败发生后,真正在战斗中伤亡的人数不会太多。随便举个例子,汉将李陵带五千步兵出塞,与匈奴十万遭遇,激战八天,杀伤匈奴万余。算下来一天也就杀伤千余,而且这还是汉军大规模使用弩进行阵地防御战的结果。
那么这场仗到底谁胜了?从战术和数字上来看,明军占据优势,但从双方的战略目的来看,最终日军占领了天安、控制了稷山,明军被迫后撤,似乎日军才是最后的胜利者。以往许多史论者,都是持这一观点。
这其实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要知道,占领天安、稷山是手段,不是目的。日军的战略目的是什么?是北上汉城;明军的战略目的是什么?是阻止日军北上汉城。
黑田长政和毛利秀元在占领稷山之后,没有继续进军,因为稷山大战中明军铁骑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而黑田长政更是第二次在野战中对上了明军骑兵,前一次则是和李如松的碧蹄馆大战。他对这一带地形很熟悉,知道从稷山到汉城一路是少有的坦途,道路宽广,地势开阔。若换在平时,自然是条好路,但在前面大明铁骑的威慑下,他不得不重新考虑。
如果日军北上,明军骑兵可以在进军途中轻松自如地来回驰骋,想战则战,想走则走,不受任何阻碍。他们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发起攻击。按朝鲜人的说法,明军骑兵稷山之战中 “枪槊电飞,驰突乱砍” “出入如飞”,那么从天安到汉城这一百五十里的宽阔大路,会不会成为大明骑兵的乐园、日军的地狱呢?想到这个可能,黑田长政一阵寒颤,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绝不能北上。
日本人一直说,朝鲜战争他们经历过三次大战:平壤之战,幸州山城之战,还有就是稷山。足见是战对日军指挥官的影响之深。
于是结论就很明确了,稷山之战的胜利者,是大明。解生等将领在素沙坪的奋战,成功地阻止了日本军队的继续北上,安定了汉城军心——事实上,稷山是丁酉再乱中日军兵锋所及的最北端。从那以后,以稷山为起点,明、朝联军正式转入反攻阶段,下次再等到日本人越过稷山杀入京畿道,要等到几百年以后的甲午了。
在本章结束时,顺便说一个趣事。
稷山之战的胜利传到汉城,免于二度放弃汉城的朝鲜人非常高兴,他们在记录里不吝用极华丽的文字来描述这场战斗。可是,在这一片欢腾之中,却有一个人保持着沉默。
谁呀?李朝的中流砥柱——柳成龙。
柳成龙战后写了一本《惩毖录》,回顾整个朝鲜战争。这本书写到丁酉年九月初的汉城危机时,只写了六个字:“贼从京畿还退”,对稷山之战只字不提。对他这种行为,别说我们,连当时的朝鲜人都无法理解,《青野漫录》充满嘲讽地评论说:“杨镐于我国有再造之功,而惩毖录全没其事,有若倭奴自退者然。素沙之捷,涂人耳目,而犹以私怨没之,此为成龙之大疵痛。”
跟李如松合作时,柳成龙在《惩毖录》避而不谈实际困难,一味指责李提督怯懦避战,甚至污蔑明军在碧蹄馆之战中因日军刀利而无一人敢前;跟杨镐合作时,他又因为有私怨而故意隐其事迹,抹其赶赴汉城镇压人心功绩,对稷山之捷更是一字不提。跟大明前后两位主官都闹出别扭,又在自己撰写的书里故意抹黑或者无视,柳成龙在这事儿上,实在是非常不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