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中文电报与密码 (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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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巧的是，那天登莱道台李希杰前往胶州，这位大员还颇有职业素养，知道密码本的重要性，随身带着。这一带不要紧，他手下大大小小十几名官员大眼瞪小眼，谁也不知道密电里说了些什么。朝廷有严格规定，哪一密级的电报由哪一级官员译出，不得僭越。慈禧太后发电时用的是最高密级，衙门的电报生只能翻译出加密的内容，至于内中说了些什么，除了李希杰的电报本，整个烟台谁也破译不了。
晚清官员，大多颟顸。既然破译不了，那就搁着吧，反正密码本是李大人带着的，出了事也是他的责任。于是道台衙门就把这份十万火急的电报搁在了一旁，打牌的打牌，聊天的聊天。
康有为不知道自己又在生死线上走了一遭，他悠哉游哉地在码头上买了点水果，又打听了一下北京局势，就回到了重庆号上。重庆号开走半天，李希杰才晃晃悠悠回到衙门，他一看有一封北京来的密电，连忙取出密码本，翻译出来一看，脸登时就白了。
这可是要杀头的大罪呀。
自从有了电报这个新通讯工具之后，清政府在考评官员时多了几条关于电报的标准。一是要对密码本进行严格保密，不得假手旁人；二是有密电来时，一定要及时译白执行，不得延误，还详细规定了泄密扣薪俸多少，延误时日要扣除薪俸。李希杰第一条执行得很好，第二条可就麻烦大了。何况这封电文是慈禧太后亲自下令的，他这个失误跟抗旨这等大罪也差不多了。
上海道与登莱道不同，道台蔡钧接到密电之后早已经严阵以待，只等重庆号自投罗网。亏得英国驻上海领事白利南从中斡旋，派了一个上海英租界工部局的职员在吴淞口先拦住重庆号，找到康有为，把慈禧的密电给他看，康有为这才知道自己大难临头。他当即被英国人转移到英国轮船皮莱瑞号，然后转送香港，旋即出国，从此开始了流亡生涯。
至于李希杰，他因未译电报而耽误了捕拿康有为的行动，慈禧太后得知后十分震怒，批了一个斩立决——他当初在烟台租界勘界时为洋人作伥，坏事作尽，这也算是一桩报应吧。
慈禧在北京发动政变，不过中午之时，在天津的荣禄便已知道；康有为出逃不过三四日功夫，通缉令便已经传遍沿海各省。而若不是在北京的英国人获知清廷密电，及时转拍给上海总领事馆，恐怕康有为也早丧于慈禧之手。这种信息传递的效率，在从前是不可想象的。电报对晚清政治的影响，可见一斑。
第二件事发生在1896年，故事的主角是中华民国一代国父孙中山。
当时的孙中山名字还叫做孙文，还远没有后来的风光。他在头一年组织了广州起义，可惜起事泄密，整个行动被总督谭钟麟扼杀于襁褓，还白白折损了一条臂膀陆皓东。在扑灭广州起义后的第二天，清政府即下令在全国通缉孙文，悬赏花红银一千元的布告甚至贴到了西贡和新加坡，并加派了大量密探追查他的踪迹。如何利用电报的迅捷手段来扑灭国内外危险势力，清政府这时候已经是玩的十分熟稔，通缉电报打到了清政府驻海外几乎所有使馆，差不多成了全球通缉的阵势。
在这种形势之下，孙中山不敢在国内多作勾留，他先去澳门，再避香港。香港的一位律师朋友建议他立刻出境，于是孙中山匆匆坐船抵达日本神户，在神户割掉辫子割掉，改换西服，表示与清政府彻底决裂。1896年初，孙中山携妻子卢慕贞与孙科前往夏威夷，接着又辗转前往美国本土。当时三藩市华人数量最多，于是孙中山前往那里，还在唐人街发表了讲话，号召大家进行捐款。巧合的是，恰逢李鸿章差不多也是同时开始动身访美，清政府在美国的情报活动空前频繁，唐人街上的密探特别多。孙中山在唐人街一开口，密探立刻将他的行踪汇报给了清政府驻华盛顿的公使，说此人形迹作派，很象是通缉令上的孙文。
时任美国公使的是杨儒，这是一位晚清名臣，素以铮铮铁骨而著称。他后来转任俄罗斯、奥地利、荷兰三国公使，在与俄罗斯人谈判护（中东）路及东北问题时，拒绝在对中国不利的条约上签字，态度之硬，胜过西伯利亚的石头，最后把一盘败局生生掰和，自己却病死在彼得堡，算得上是条好汉。
接到孙中山抵美的秘报时，杨儒正安排李鸿章访美的诸项事宜，忙得焦头烂额，一听到孙中山已到了旧金山，立刻头大如斗。他深知兹事体大，生怕这个极端危险的革命党人会对李鸿章作出刺杀或者人肉炸弹什么的，立刻取出孙中山的照片给密探辨认。密探确认在唐人街演讲的，正是那个胆大妄为的孙文。可是作了四年驻外使节，杨儒知道，孙中山如今在在美国的领土之上，他们这些使臣没有拘捕的权限。他立刻约见了时任美国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宣称这个狡猾的孙文是企图推翻中国政府的危险分子，希望美国能够协助拘捕，最起码也要仿效港英政府，把他驱逐出境。这个要求被奥尔尼拒绝了，而且警告杨儒不可以在美国领土上有什么轻举妄动，否则可能会发生外交冲突。
依着杨儒本来的性子，怎么也要跟国务卿吵上一吵，可这件事上清政府确实理亏。杨儒没办法，只好雇佣私家侦探对孙中山如影相随，密切关注他的行踪。孙中山在美国停留的时间并不长，他打算借这次机会去各国考察一番，第一站就定在了大西洋彼岸的英国伦敦，因为他在香港时候的老师康德黎此时恰好住在伦敦，可以顺道去拜访一下。
孙中山的欧洲出行计划立刻就被杨儒派出去的密探侦知。杨儒知道在美国对他无可奈何，也许在英国还有机会，便立刻把孙中山的行程发电报给了驻英公使龚照瑗。龚照瑗这个人与电报渊源也不浅，早在国内时就住持过长江内水电报的建设，也是个精通洋务的人物。此时他接到杨儒电报，不敢怠慢，立刻着手安排人手，同时发电报给国内请示行动。国内很快给了批示，让他们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把孙中山弄回国来。龚照瑗原本派了参赞马格里去英国外交部，希望英国政府协助拘捕，结果英国人和美国的回应完全一样，不仅拒绝了龚照瑗的请求，还警告说别乱来。这让他左右为难，苦思无良计，只得姑从杨儒旧计，雇佣了数名私家侦探，一俟孙中山登陆，即行严密监视。
1896年9月23日，孙中山乘坐白星航运公司的麦竭斯底号客轮（S. S. Majestic）跨过大西洋，抵达利物浦，然后坐火车在10月1日到了伦敦。他的打算是在英国盘桓几日，然后再去巴黎考察农业。孙中山开始住在赫胥旅馆，后来应他老师康德黎的邀请，在霍尔旁区附近的沃里克小巷租了一间公寓，甚至还改了一个名字，叫陈载之。
孙中山和这位康德黎老师的关系匪浅。当初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的时候，康德黎就是他的老师兼教务长，“孙博士“这个头衔还是康德黎亲手颁发给他的，两人关系非常密切。有意思的是，这所香港西医书院并未在政府立案，从那里毕业的学生无法取得行医执照，所以孙中山那一届学生，一同拿到毕业证书的只有一个叫江英华的学生。他们当年解剖学考试的卷子，如今还有留存。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在香港就是找康德黎寻求庇护，后来康德黎返回伦敦途中在夏威夷碰到孙中山，邀请他去英国，他这才有了游览欧洲的计划。
龚照瑗得知孙中山落脚沃里克小巷后，颇有些惊讶。如果仔细查看伦敦地图的话，就会发现孙中山这间公寓离中国使馆离的很近，他为何甘心住的离虎口如此之近呢？龚照瑗召集一批随员商议，最后他的侄子龚心湛分析说可能是因为孙中山本人也十分渴望了解国内情况和对自己的通缉声势，而想知道这一切，就必须要通过中国驻伦敦使馆。龚照瑗觉得言之有理，遂下令让使馆内工作人员都提高警惕。
龚心湛的分析颇为到位，孙中山确实是想摸清楚国内各界对广州起义的反响如何，是否民智籍此而开，从而具备继续发动革命的成熟条件。康德黎曾经半开玩笑地问过孙中山，说你住的地方和使馆很近啊，去访问过没有，孙中山不置可否。后来在与另外一位英国朋友聊天的时候，孙中山还向他打听驻英使节的名字，流露出自己想去使馆一探究竟的意愿。
孙中山作为一代革命党人，胆识过人，他觉得自己用的假名字，去中国使馆应该不会被识破——就算被识破了，使馆也不敢把他怎么样，有杨儒前车之鉴，龚照瑗又哪敢甩开英国外交部自己蛮干，擅自拘捕。要知道，当时中英之间并没有引渡协议，就算他刺杀了慈禧太后，清政府都别想在伦敦对他作些什么。这些事情孙中山都仔细地研究过。
于是在10月10日，孙中山大摇大摆地走到中国驻伦敦使馆，迎头碰到了当时在英国学铸炮的一个学生宋芝田——此人后来官拜北洋陆军中将，是民国少有的几个以军工技术封将的人才——孙中山问他说使馆里有广东人没有。宋芝田说有个英文四等翻译官邓廷铿，是广东人。孙中山就走进去，找到邓廷铿，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两个人用粤语开始拉起家常来，十分亲热。邓廷铿是广东三水县人，其实两人在广州曾经见过一面，不过这都是后话，当时可谁也没想到。
俩人闲聊了许久，相约隔日去海口见见其他广东老乡，孙中山还旁敲侧击地问他如果穿西装回国是否会受阻挠。眼看日落西山，孙中山掏出怀里一块金表看看时间，说我差不多得走了。这块金表是旧金山一位华侨送给孙中山的，款式在当时颇为新颖，邓廷铿看着喜欢，就要来玩赏了一下。
这一玩赏，可玩出了问题。邓廷铿接过金表，看到表盖上赫有一行英文，乃是“孙”字的拼写，联想到近日孙中山就在伦敦活动，龚公使也警告说他可能会改装身份潜入使馆，心中立刻有了答案。邓廷铿表面上不动声色，客客气气把孙中山送出使馆，转身立刻通知了龚照瑗和龚心湛。
这可真是瞌睡时送个枕头，龚照瑗正发愁如何在伦敦地界拿下孙中山，他没想到猎物居然自投罗网，心中大喜，他与龚心湛以及使馆的其他两位参赞计议了一番，觉得这真是天赐良机，绝对不可以放过，遂设下一个圈套。
第二天上午，孙中山兴致勃勃地来到使馆来找邓廷铿，打算一起去探望老乡。邓廷铿把他先稳住，说下午两点再去，先招待他吃了个饭。酒足饭饱之后，邓廷铿拉着孙中山，引荐给参赞马格里（Macartney Halliday）
这位马格里也是晚清奇人之一。他是个美国人，咸丰八年以军医身份来中国，后来还加入了戈登洋枪队，协助李鸿章剿灭太平军，还娶了太平天国纳王郜永宽的侄女当老婆。苏州杀降事件后，戈登与李鸿章势同水火，多亏了这位马格里从中斡旋，才算平结此事。马格里从此加入淮军，依仗自己的洋人身份帮着李鸿章办理洋务，还加入中国国籍，改了字叫清臣。后来他主持的金陵造炮局在大沽试炮失败，炸死了七个人，被撤职闲置。郭嵩焘派去英国出使时候，把他也带了去，从此就以美裔中籍职员的身份出任参赞一职。
孙中山早闻马格里之名，这次居然能见到本尊，不喜过望，开始大谈中国洋务与维新问题。他先夸奖了李鸿章一番，然后又说中国如今在国际备受欺凌，皆因不重视洋务的缘故，中堂大人孤掌难鸣，须早变民主云云……马格里与邓廷铿早有计谋在胸，也只由着他慷慨激昂。
等到孙中山客套完了，邓廷铿又拽着他上了使馆二楼，去见另外一位广东籍随员李盛钟。过不多时，马格里假装走过来，说国内来了电报，密级很高，请邓廷铿亲自译出。邓又拽着孙中山上了三楼译电室，一步步引着他进入毂中。
到了三楼房间，邓廷铿把孙中山一把推进去，当即落锁。马格里在外面对孙中山说：“你不是姓陈，你金表里刻着孙文二字，肯定就是那个通缉犯。现在奉了龚公使的命令把你拘禁在这里，我们已经发电报到国内总署了，等到总署回电以后，才能把你放出来。”孙中山身陷囚囹，追悔莫及，还想跟邓廷铿套套近乎，问能不能允许他返回寓所拿些日用的东西，也被拒绝。
龚照瑷拿下孙中山之后，立刻给总理衙门拍了一封密电，说孙中山自己来到使馆，已经被控制住了，请总理衙门迅速回电指示下一步行动。孙中山被抓只是万里长城第一步，从伦敦到北京千里万里，如何把他绕过英国人耳目活着带入境内，还是个难题。
龚照瑷一边指示看管好孙中山，派了一中一外两位随员24小时监视，甚至连窗户都用木条钉好，水泼不进；一面拨出7000英镑，租了格莱（Glen）公司一艘2000吨的轮船，定制了一个大木箱，一俟总署复电，就立刻把孙中山装到箱子里运出英国。他们作事很细心，特意选择了一条外籍轮船，而不是不列颠籍船只，这样即便事后英国人觉察到，也无法在苏伊士河予以拦截。
而孙中山被囚禁在方寸之间，却仍旧没放弃希望。他先后数次强调使馆并无拘捕权，并要求给自己的老师康德黎传递消息。然而中国使馆方置若罔闻，一心要把他弄回国去，他写的几封信都被马格里扣留下来，一封也没有传出去。龚照瑷甚至还派人骗孙中山写下英文的自白书，打算日后会审时作为呈堂证供。
轮船很快就租好了，木笼子也订得了，可偏偏发去国内总理衙门的电报，却石沉大海，再无回应。龚照瑷急得团团转，有心早早把孙中山送走，又没有正式命令，只能命令译电员守在电报机前，随时等着复电。
孙中山乃是朝廷钦犯，总理衙门何以回复如此迟钝呢？至今已成为一个谜团。有说清政府对如何处置孙中山莫衷一是，有主张在伦敦或海船上直接杀之，有坚持必须运此巨匪归国，公开处决以平民议，群议嘈嘈以致耽搁时日；有说是总署的译电员粗心大意，误把头等加急密电搁错了格子，恰逢李鸿章10月3日刚刚出访归国，引起轰动，各国政要拍往中国的电报极多，译不胜译，宝贵的时间就这样白白流逝。
久拖必有生变，就在清政府的复电久候不至的时候，意外出现了。
当时使馆有一名英籍工人柯尔（Geovge Cole），负责每天给孙中山生火送水。孙中山暗自请求他帮忙，开始柯尔不理不睬。孙中山左思右想，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来。
英国那时候大部分平民对远东地区兴趣不大，除了政治家和商人以外，很少有人关心那里的事情。但是这些人对近东地区尤其是与基督教有关的事情，却格外敏感。其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位的是哈米德二世，他大力推行泛伊斯兰化运动，对信仰基督教、又有分离主义倾向的亚美尼亚人进行残酷镇压，从1894年登基一直到1896年，几乎把亚美尼亚民族灭绝。整个基督教世界都对此痛心疾首，笃信基督的民众无不视哈米德二世为恶魔。
孙中山一贯关注欧美时局，对这段历史知之甚详。他便对柯尔说：“你听过土耳其苏丹屠杀亚美尼亚人的事么？”柯尔点头，孙中山见他面露厌恶，知道这次算是赌对了，趁机说：“土耳其苏丹不喜欢基督徒，所以就对他们进行屠杀。其实我也是一样，我是中国的基督徒，希望能够在中国进行改革，可中国的皇帝敌视基督徒，所以指使爪牙来迫害我。你们同情亚美尼亚人，那么也应该同情境况相同的我才对。”
这一番言辞入情入理，说动了柯尔。第二天，10月16日，柯尔趁送煤的时候，在煤篓里留了一张字条，孙中山就在纸条上写下自己的处境，连同身上唯一的二十英镑交给柯尔。
柯尔把纸条送到康德黎手里的时候，已经是10月17日晚上，孙中山已经在使馆被拘禁足足七天。康德黎自从孙中山失踪后，急得几乎发疯，四处奔走不得要领。一直到柯尔送来纸条，康德黎才确认自己学生被软禁了。
康德黎最开始想去找参赞马格里帮忙，结果在宅邸里扑了一个空。他没办法，只能去苏格兰场报案，却未被受理。后来柯尔再次传递消息出来，康德黎这才知道马格里是这起拘禁事件的主谋，龚照瑷已经打算下周递送孙中山出境，假称他是个疯汉。康德黎没办法，直接去了使馆，威胁说此事已报告给苏格兰场与外交部，使馆却拒绝承认内有孙逸仙这个人。
康德黎离开以后，使馆人员立刻汇报给了龚照瑷。龚照瑷见消息已经泄露，总理衙门的电报却久候不至，急得火上房。龚心湛这时又献了一计：龚照瑷的前任是曾纪泽，他在伦敦曾租了栋寓所，如今空置，不如把孙中山秘密转移到那里，然后请英国人来搜查使馆，便可以消除嫌疑。龚照瑷听了很是赞同，但后来一查记录，那间寓所已经被退租了，这条计谋遂派不上用场。龚照瑷只得下令让轮船在附近码头随时升火待命，一经总署点至，立刻开船。
10月19日，康德黎雇了思德兰公司的密探，并通知了附近的警察，把中国使馆严密监视起来，并人手一份孙中山西装短发照片。到了第二天，总理衙门的电报才算是发到伦敦，指示英国公使不惜一切代价把孙中山送回国内。龚照瑷气得把电报撕的粉碎，大骂国内颟顸官僚——这时候外面众目睽睽，甚至还有激进人士打算借助隔壁的房子爬到使馆三楼，撬开木板，救出孙中山。他已经错过良机，没办法把这位囚犯平安地送到船上了。
这时候，康德黎四处奔走的消息传到《地球报》记者的耳朵里。记者找到康德黎，作了一篇专访，在10月22日刊登出来，标题叫做《可惊可骇之新闻：革命家被诱禁于伦敦》，详细叙述孙中山被拘禁的经过。是章一刊，舆论一时哗然，包括《泰晤士报》内的各大报纸纷纷予以报道，更有伦敦华侨和留学青年聚集在使馆前大声抗议。
英国首相萨利斯堡（Salisburg）也被惊动，发公文给龚照瑷与马格里，要求立刻释放孙中山。这时候中国使馆终于扛不住压力，马格里只得亲自出面，在10月23日把孙中山送出使馆，交到康德黎和英国外交部代表手里。至此孙中山被困使馆恰好12天。
康德黎后来回忆说，倘若中国使馆早把孙中山运出哪怕一天，他也无能为力，这一切自然要归功于上帝保佑之故。神学上的事姑且不论，孙中山真正要感谢的，恐怕要是那位把电报放错格子的总理衙门译电员吧。若非这位不知名小人物的一点疏失，一代国父差点就魂断伦敦。
经过这一事件之后，孙中山声明大噪，报纸争相访问，就连中国，都有梁启超主持编务的《时务报》，分别在14、15、17、19、21、28册曾分别译载英国、日本的有关报道，如《英国律师论孙中山被禁事》、《论传言英将控告孙中山一案》、《论孙逸仙》等。英国汉学家翟理斯甚至把他收入了《中国名人辞典》。
孙中山把这事儿用英文写成一本《伦敦被难记》，于1897年出版，感动了无数革命志士，至此声望日隆，连被通缉的身价都涨到了50万银元。后来他作了临时大总统，当日出卖他的邓廷铿居然还厚着脸皮跑来与他要官作，气得孙的副官要拔枪把他毙掉，最后还是孙中山出面解围，不与他一般见识，直接轰出了总统府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