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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满足之余,却还带着淡淡的遗憾,有一个疑问始终在心中挥之不去——难道《孔雀》真的只是一曲小人物的悲歌么?焦仲卿和刘兰芝,真的只是乱世之中的一粒不为人知的沙砾么?
再一次重读《孔雀》,我发现自己忽略了一个小小的细节。
这个细节对《孔雀》本身来说,无关宏旨。但当《孔雀》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被确定的时候,这个细节连缀起来的,是一个令我们后世之人为之一惊的历史可能性骤然浮出水面。
《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跟母亲诉说自己对刘兰芝的深情,他母亲这样说:“何乃太区区!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
他母亲觉得邻居家有个叫秦罗敷的大姑娘,比刘兰芝好得多,劝儿子去娶那个新欢。
这个女孩的名字是否有些耳熟?
秦罗敷?
那不就是另外一首乐府《陌上桑》里的女主角么?
在《陌上桑》中,罗敷是一位充满智慧的坚贞女子,当轻佻的“使君”调戏她的时候,她利用巧妙的言辞拒绝了对方的请求。
有一种说法认为“秦罗敷”是汉代美女的通称,所以在两首乐府里都出现了这个名字,这当然是一种可能性。
但还有一种可能性——如果这两个秦罗敷就是同一个人呢?
也就是说,假定秦罗敷真的也生活在建安年间的庐江,并和焦仲卿做邻居呢?
在《陌上桑》里,秦罗敷曾经如此夸耀过自己的夫君:“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何用识夫婿?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
其中“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不能当成一份真实履历。汉末大夫是宫内官,属于君主宿卫人员,但多为闲职荣衔,二十岁断不可能获此官位;“侍中郎”按汉无此官职,或为侍中,侍中为省内官,比大夫离君主又近了一层。
所以从小吏到大夫,再到侍中郎云云,只是虚指和比附,暗示她夫婿年富位显、官职高远。乐府里很多诗句提到“侍中郎”,都是作为夸饰自家官位高的代称。“专城居”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自己有专城居住,暗喻为太守、刺史、州牧等地方大员,还有一种是表示他有资格在京城居住,是京官。
所以这一段话,意思应是表达自己夫婿平步青云,位高而权重。《后汉书·舆服志·诸马之文》载:“卿以下有騑者,缇扇汗,青翅尾,当卢文髦。”“青翅尾”即诗中所云“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足见显贵。
真正要留意的,是前两句:“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东方就是东都洛阳,进一步引申为天子所在的都城,从这一点对照,那么“专城居”显然该用第二种解释,即京官。
秦罗敷的丈夫能统领一千多名骑兵,又是京官,这究竟会是什么职位呢?
查《汉官仪》,可知长水校尉,统乌桓骑兵七百三十六人,员吏百五十七人,加起和来恰好一千之数。查遍汉代官职,同时符合“千骑”“京城”与“近官”的,唯有秩比两千石的长水校尉而已。
长水校尉属北军诸校,掌屯于长水与宣曲的乌桓人和胡人骑兵。汉末虽然这个职位早已不统兵,但编制仍旧是存在的。
既然秦罗敷和焦仲卿同为建安人物,那么她的夫婿也该是建安时人。而建安一朝里,担任长水校尉、可以查到的只有一人——种辑。
这一下子,把我们从庐江远远地抛去了北方的许都。
长水校尉种辑,和车骑将军国舅董承、昭信将军吴子兰、议郎吴硕等人都是献帝身边的忠臣。他们在建安四年接了汉献帝的衣带诏,密谋反曹,结果在建安五年正月被悉数诛杀。
秦罗敷在庐江采桑,她的夫婿却在许都因为反对曹操而死。这本身已经充满了传奇的色彩,而种辑被杀三个月后,发生了一件三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大事,陡然让这一层关系变得更不寻常。
建安五年元月,董承、种辑等伏诛;四月,孙策在丹徒遇刺身亡。
表面上看,这两件事并没有任何联系。
但如果仔细分析这两件事的性质,就会发现其中意味深长。
孙策生前一直策划“阴欲袭许,迎汉帝”,以他的实力,这计划如果真的实现,只怕曹操会有大麻烦;而董承的计划如果实现,汉帝自立,习惯了“挟天子以令不臣”的曹操也会有大麻烦。
这两件反曹大事一内一外,目的惊人的一致,发动的时机如此接近,而失败的时间也近乎一致,这实在不能不让人深思两者之间是否有什么必然的关系。
回过头重新检视孙策在江东的声望。他“诛其英豪,威行邻国”,收人无数,也得罪人无数。破陈瑀,杀严白虎,杀高岱,杀许贡,杀于吉,杀周昕,孙策每杀一个名人就在暗中多树了许多敌人。陈登曾经偷偷发给严白虎余党印绶,让他们对付孙策,好为陈瑀报仇,可见就算许贡门客刺杀失败,后面等着对付孙策的人,还排着长长的队呢。
而庐江郡,恰好也是这么一个孕育着对孙策仇恨的地方。
建安年前,庐江太守陆康深孚人望,与孙坚原来关系还不错,孙坚还曾经救过陆康的儿子。可当袁术派遣孙策攻打庐江的时候,急于获得地盘的孙策采取了激进的手段。“围城数重。康固守……受敌二年,城陷。月余,发病卒,年七十。宗族百余人,遭离饥厄,死者将半。”(《后汉书》)后来东吴的中流砥柱陆逊陆伯言,当时也在城里,在围城前被送去了吴中,才得以幸免。
陆康被孙策逼死之后,陆氏宗族也大受波及。庐江变成了孙策扎在江东大族心头上的一根刺。后来孙策、孙权两代极力拉拢陆康的儿子陆绩、从孙陆逊,也是存了舒缓抚慰之心。
值得注意的是,庐江被围的时候,“吏士有先受休假者,皆遁伏还赴,暮夜缘城而入”,这可以与臧洪被杀时“洪遣司马二人出,求救于吕布;比还,城已陷,皆赴敌死”相比较。可见陆康麾下对陆康的爱戴忠诚,不逊于“烈士”臧洪。
如此忠诚之士,看到自己主人因孙策而死,主家残破,会有什么举动?不言而喻。
《孔雀》诗里,焦仲卿描述与刘兰芝新婚燕尔,“共事二三年,始尔未为久”,而那时候他早已经是府吏。也就是说,在陆康为太守时,焦仲卿就在太守府供职,可以称得上深蒙陆康知遇的“庐江故吏”。
于是在建安五年的两件大事——刺曹与袭曹——在看似毫无关联的庐江郡发生了相交。其中的两个关键人物,一个是与反曹先锋种辑有姻亲关系的秦罗敷,另一个则是主人愤死的“庐江故吏”焦仲卿。
仔细读《孔雀》一诗可以发现,焦仲卿是很忙碌的。刘兰芝就曾经抱怨说:“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
这几句抱怨提供了两个重要线索。第一,焦仲卿非常忙碌,很少回家;第二,他是个“守节情不移”的人。作为府吏,工作忙碌是可以理解的,可这是他的本职工作,为何刘兰芝要用“守节”这个词呢?
陈寿在评价吕凯的时候,用了同样一个词“守节不回”,表彰其面对雍闓等人的威胁,仍旧忠诚于刘备、刘禅的行为。可见“守节”是指忠诚故主,坚定不移。庐江是袁术授意孙策攻下来的,又派来了麾下大将刘勋做太守,焦仲卿与他谈不上什么故主之情,那么刘兰芝说的“守节”,只能解释成焦仲卿为陆康守节情不移。
可陆康当时已死,而为死去的故主守节,唯有殉死与报仇两种方式。比如臧洪的两位司马,就是选择了第一种方式,而焦仲卿,可能选择的是第二种。他恐怕平日里在家里经常长吁短叹,也向妻子透露过内心的志向,所以刘兰芝知道丈夫的心思,才会说他“守节情不移”。
那么焦仲卿整天忙碌而不回家,到底在做些什么呢?
让我们暂时把视线放回到许都。
当孙策打算袭击许都的消息传到曹操耳中的时候,许多人都很惊慌,唯有一位幕僚笑着说:“策新并江东,所诛皆英豪雄杰,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轻而无备,虽有百万之众,无异于独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敌耳。以吾观之,必死于匹夫之手。”(《三国志》)
短短数天之后,孙策就遇刺身亡。这段话显示出了惊人的预见性,和后面事态的发展极其一致。如果说前半段评价孙策在江东树敌太多,容易招致报复,还算是分析切中的话,后半段说孙策一定会死于刺客之手,就近乎神仙一样的预言了。
这位幕僚,就是曹操手下最可怕的谋士郭嘉。
郭嘉这一段话,作为战略分析来看非常不靠谱,没有人会把重大战略建筑在“敌酋仇人太多,早晚会被暗杀”这个不确定性极高的薄弱基础之上——除非他能洞见未来。
郭嘉虽然聪明,但他不是神仙。所以,与其说“孙策被刺”是郭嘉的推测,倒不如说是他成竹在胸的一个计划,一个郭嘉早就在策划和部署的暗杀计划。只有这个计划是郭嘉全盘掌握的时候,他才会十分笃定地劝曹操不必担心南方之事。
孙策的被刺,是郭嘉策划的。问题就在这里出现了,从建安四年开始,郭嘉一直身在许都,随后还要跟随曹操去官渡,没有记录表明他曾经外出过。而刺杀孙策这等大事,必须要有一个人在江东居中调度、主持。
因此,郭嘉需要一个当地的代理人,才能执行暗杀孙策的计划。这个代理人必须熟悉江东环境,有一定人脉,最好与孙策有仇怨,而且身份还不能引人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