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天朝遭受着冲击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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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1. 世界体系的弃儿</h3>
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交流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在16世纪之前，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往来基本上处于一种平等状态。可是进入16世纪后，这种平等渐被打破。虽然当时古老的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这种萌芽在中国古老文明自身的巅峰状态下，犹如一抹淡淡的虹光稍纵即逝。
与此同时，在遥远的欧洲却发生了人类历史上空前巨大的变革。经过14世纪的资本主义萌芽之后，西欧的几个先进国家开始进入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进而成功建立了由资产阶级掌控的国家政权，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近代文明。
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剖析过资产阶级的本质，也说过它在“新时代的商业民族中的发展，是和暴力掠夺，海盗行为，绑架奴隶，征服殖民地直接结合在一起的”。就是从这个起点开始，西方开始不自觉地将目光瞄向了东方，甚至踏上了寻找中国、征服中国的历程。
从15世纪末到道光皇帝继位的三百多年中，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以及荷兰人先后踏上过中国的领土，他们企图用强硬野蛮的姿态，迫使中华帝国屈服，进而开始殖民扩张。但那个时候无论是大明帝国还是大清帝国，都还可以搬出自身存下的老底儿，与西方列强相抗衡，直到当时拥有“世界工厂”称号的英国到来后，互成均势的局面才被彻底打破。
应该说，英国人很早就有了踏上中国领土的愿望，早在哥伦布发现中南美洲的同时，英国人也企图寻找一条从西方通往中国的道路，到16世纪末，英国女王已经开始直接参与寻找中国的活动。例如1583年，伊丽莎白女王派遣一个名叫约翰·纽伯莱的商人来到东方寻找印度和中国，并亲自写了一封致中国皇帝的信，在信中伊丽莎白虽然不知道该如何称呼中国皇帝，但依旧用了“最伟大及不可战胜之君主陛下”这种极尽恭维的称呼，而且在信中表明了希望和中国通商往来之意：
……吾国忠实臣民约翰·纽伯莱，得吾人之允许而前往贵国各地旅行……吾人认为，我西方诸国君王从相互贸易中所获得之利益，陛下及所有臣属陛下之人均可获得。此利益在于输出吾人富有之物及输入吾人所需之物……（望）给予吾人在与贵国居民贸易中所极需之其他特权……
上述这封信可以算作是英国写给中国皇帝的最早的交流信件，遗憾的是，当时纽伯莱只是辗转到达了印度，未能到达中国，因此这封信也没能传到中国皇帝的手中。
13年后，伊丽莎白又派遣本杰明·伍德作为自己的使臣，准备沿着好望角航道来华。据历史记载，这一次女王再次亲笔书写了一封诚恳的信，而且她对中国皇帝似乎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将对中国皇帝的称呼升级为“伟大中华之国最强力主宰者，亚洲各部及附近岛屿最主要之皇帝陛下”，信中再次提出请求中国予以通商的特权：
今求至尊之陛下，凡我国人来贵国某处、某港、某地、某镇或某城贸易时，务赐以自由出入之权……使其得享受自由特典及权利，与其他国人在贵国贸易所享受者，一无差等。
不幸的是，伍德船队途中多难，过程难以三言两语说清，充满着“沉没”“激战”“被俘”等关键词，总之这封信仍旧没能交到大清皇帝手中。
从15世纪末到17世纪初，作为西方后起之秀的英国，多次对中国进行苦求探索，却没能找到中国这个传说中的黄金国度。
当然，没能成功到达中国固然可叹，但看英国女王两封书信的表述言辞，应该说在大清帝国建立之前，虽然在公元1636年发生过威德尔舰队擅闯珠海事件，但总体来说英国人对中国还是极尽恭敬之态。
我们常说均衡的态势源于均衡的实力，就在女真与大明帝国打得不亦乐乎的公元1640年，英国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然后经过工业革命，英国的政治形态随之转变。这种转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的诞生。在此后的二百年中，英国在欧洲范围内经过持续的商业战争，先后联合尼德兰打败了西班牙，摧毁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战胜了素有“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荷兰，并将其挤出北美和印度；又在18世纪击败了欧洲的最后一个劲敌—法国。最终英国取得了殖民霸主的地位，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成了“世界工厂”。
1640年，对于处在世界东方的古老帝国中国而言，是一个不祥之年，在内部不同种族拼杀夺权之时，事实上它已经成为世界体系的弃儿，只是这种意识在很长时间之后，我们经历了诸多屈辱后才逐渐感觉到。
虽然中国在体制上已经落后于西方，但历史老人从不任性，它总是给各种文明以自纠的机会。清朝取代明朝算是一种换血，本以为它会重新焕发我们民族的生机，但由于满洲部族政权意识的局限性，使得帝国不可能具有世界意识，进而在制定政策时，总是立足于天朝上国的心态去面对一切。
从大清帝国建立伊始，一直到道光皇帝登基之前，总体来说帝国采取的是闭关锁国的政策。虽然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也曾经开放过海禁，但那只是权宜之计，随后便以英国海盗破坏贸易和平为由，重新关闭了通商口岸，这实在是因噎废食的表现。
可是正如列宁所说，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旋涡中，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虽然大清帝国自认为闭关锁国理所当然，但英国人可不这么想。从1755年到道光皇帝即位之前的1816年，英国人没有放弃开发中国这片黄金领土，而且在最初的阶段，是采用东印度公司商人交涉的方式，试图将大清帝国拉回“世界贸易”的家庭中来。到了工业革命起步之后，其海外市场的开拓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于是一改商人之间的交涉往来方式，转变成两国政府间的官方往来。
在那个时代，两国最为著名的官方往来，是1793年马戛尔尼率领英国使团来到中国的那次访问。这次访问，英国政府借着为乾隆皇帝祝寿为名，派出了七百多人的庞大团队，带着价值约一万五千英镑的“贡品”，其中包括天文仪器、地理仪器、图书、毛毡、军需用品、车辆等，以取悦大清帝国的最高统治者。
这次官方交往，虽然乾隆皇帝分两次接见了马戛尔尼，也算是优礼有加，并颁赐了大批玉器、瓷器、彩缎、茶叶等物，但最终的结果却是不欢而散，因为在涉及核心问题上，两个国家的想法简直是南辕北辙。
事实上，双方这次来往，从还没见面开始，在某种程度上就已经产生了分歧，这一点从当时帝国的大臣们呈上的奏折，以及皇帝陛下颁布的谕旨内容就可以看出来。
<h3>2. 隐藏的分歧</h3>
有英吉利国夷人啵啷哑哩免质臣等来广禀称：国王因前年大皇帝八旬万寿，未及叩祝，今遣使臣吗嘎尔呢（马戛尔尼）由海道至天津赴京等语。并译出原禀进呈。阅其呈词，极为恭顺恳挚，因俯允所请，以遂其航海向化之忱。并以海洋风信靡常，该贡使船只或于闽、浙、江南、山东等处近海口岸收泊，亦未可定。因降旨海疆各督、抚，如遇该国贡船进口，即委员照料护送进京。因思乾隆十八年西洋博尔都噶尔国遣使进贡，系由广东澳门收泊……
今英吉利国王涉历重洋，远道祝嘏，具见凡有血气，莫不尊亲。唯是外夷各国，凡遇进贡，俱由例准进口省份，先将副表贡单呈明督、抚，奏奉允准之后，委员伴送使臣，赍带贡物，赴京呈进……
上述一封奏折、一份谕旨的内容，是节选自1792年下半年到1793年上半年时任广东巡抚郭世勋呈上的奏折、乾隆皇帝针对马戛尔尼来访颁布的谕旨。那个时候马戛尔尼虽然已经启程来华，但还没有到达。从奏折和谕旨的内容来看，大清帝国从皇帝到大臣都认为此次英国使团的到来就是为了给皇帝陛下祝寿，所以对于贡品是十分看重的，以至对马戛尔尼已经启程，但贡品并没有被他带在身边的做法颇有微词。
二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不禁对当时帝国统治者的幼稚感到悲哀。但当时大清帝国确实没有其他想法，对于贡品的看重，背后隐藏的则是天朝上国的自大心态。可以说从大清帝国方面，心态上就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这与向来崇尚平等自由理念的英国完全背道而驰。所以从起点上，双方在理念上就没有找到契合点，这也为本次官方正式见面蒙上了一丝阴霾。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两个国家的外交来往，少不了公文之间的交流，对于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双方如何沟通，这在当时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鉴于篇幅所限，我们无意探讨在这个问题上翻译人才所发挥的作用，更何况大清帝国当时不可能具有专业的翻译工作者。但从结果来看，双方接触伊始，大清帝国负责翻译工作的人，或许出于一种投机心理，或许是一种“媚上心态”的惯性思维使然，于是对英国人所表达的意图，进行了某种曲意的篡改。
例如，英国人在呈上的国书写带来的东西时，称之为“礼物”，但到了呈献给乾隆皇帝的奏文中，“礼物”就变成了“贡品”。东西虽然还是那些东西，但从“礼物”到“贡品”，完全是将平等关系变成了上下附属关系，将马戛尔尼当成了运送贡品的“钦差大臣”。而且当货物到达北京后，双方交接人员也因为究竟是“礼物”还是“贡品”吵得面红耳赤。
好吧！或许在马戛尔尼看来，既然到了人家的国土上，就要入乡随俗。他本以为这只是两国文化不同造成的观念差异，算是个小误会，但他无论如何不会想到，前方等待他的要遵守的规矩还有很多。
由于中英两国相距遥远，分属两种不同的文明，关于礼仪的问题，英国政府早就考虑到了。英国最初的意图是可以服从中国的礼仪，但前提是不要损害英王乔治三世的尊严。对于这一点，坦白地讲，在到达中国之前，马戛尔尼对这个问题的复杂性还没有切身的体会，等到了中国之后，他才知道大清帝国无论是谁，对皇帝陛下都要行三跪九叩之礼，而且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至此，马戛尔尼终于明白，这根本就不是一次平等的外交往来。大清帝国认为英国就是一个前来向皇帝陛下进贡的弹丸小国，甚至能让英国人来，已经是给足了他们面子。
看清了本质的马戛尔尼一口回绝了大清帝国要坚持的礼仪，经过多次的交涉后，马戛尔尼的最终底线是，向乾隆皇帝行单腿跪拜礼。
英国人认为单腿跪拜是一个大国国王的特使对往来对象—大国皇帝表示尊重的最高、最合适的礼节；而在大清帝国看来，这是粗俗人表示臣服的方式。双方因为这个问题再次展开你来我往的争执，其间马戛尔尼使团还受到了乾隆皇帝的冷落，皇帝借口调养身体前往热河避暑山庄，避而不见。
从诸多细节可以看出，在马戛尔尼到达中国的那一天开始，他就陷入了大清帝国琐碎、无知的表现的困扰之中，这注定给双方后来的见面带来了某种心理阴影。所以当双方突破万难终于见面时，虽然表面上氛围还是比较和谐的，但观念的差异最终导致大清帝国是不可能接受马戛尔尼提出的那七项要求的。
在分析乾隆皇帝拒绝七项要求的后果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七项要求的具体内容：
1.要求签订正式条约：开放宁波、舟山、天津、广州之中一地或数地为贸易口岸。
2.允许英国商人比照俄国之例在北京设一仓库以收贮发卖货物，在北京设立常驻使馆。
3.允许英国在舟山附近一岛屿修建设施，作存货及商人居住用。
4.允许选择广州城附近一处地方做英商居留地，并允许澳门英商自由出入广东。
5.允许英国商船出入广州与澳门水道并能减免货物课税。
6.允许广东及其他贸易港公表税率，不得随意乱收杂费。
7.允许英国圣公会教士到中国传教。
当时英国人可以进口或者转销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初级产品，甚至有些东西已经是世界有产阶级的最爱。但当时中国对西方的工业产品却相当冷漠，这也是马戛尔尼带着大批物资来到中国的原因，他们希望能够向大清帝国的统治者们展示西方工业革命后的文明成果，想唤起东方文明探索西方文明的兴趣，然而结果却让他们甚是失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