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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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军击溃清军的江南、江北大营，使得太平天国达到最鼎盛的时期。虽然北伐军最终失败，但西征军却取得了胜利。可以说1856年的上半年，是太平天国领导者自金田起义以来最为荣耀的时刻，他们的老对手向荣自缢身亡，让洪秀全、杨秀清等人击掌相庆。

然而当时谁也不会想到，向荣的死颇具象征意味。当七月九日（8月9日）向荣将脖子伸进自己打好的死结时，太平天国都城天京的上空，就已经开始乌云密布，一场动乱即将发生。只不过远在千里之外的北京城的咸丰皇帝，此时已经无暇顾及“长毛们”的动向，因为十六年前为大清帝国带来屈辱的英国人再次掀起波澜。和上次不同的是，这一次他们还带来了法国人和美国人，甚至连俄国人也参与了进来。

<h3>1. 祸起修约</h3>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是“亚罗号事件”的发生，但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大清帝国与洋人签订的各项条约，随着时代的变化，至少从洋人们的角度来看，不再那么适用。于是这些希望在中国继续扩大市场的洋人，努力寻找扩大在华特权的机会和借口，便有了想要修约的想法。

所谓“修约”，就是洋人们要求修改中英《南京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以及中美《望厦条约》，希望扩大在中国的特权。不过既然是想重修约，那么还是要从已经签订的条约入手，从中去寻找条约的不足之处，甚至是故意歪曲和使用外交讹诈手段。

修约的起点是从中美《望厦条约》开始，洋人们以条约的第一条内容作为“修约”的借口，要求清政府加以修改。第一条在签订之初是这样写的：

和约一经议定，两国各宜遵守，不得轻易有更改，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以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

当时英国人伙同法国人以“一体均沾”的“最惠国条款”为借口，也要求修改中英《南京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而咸丰四年（1854）正好是南京条约签订十二周年。当时的英国驻华公使包令联合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以及美国驻华公使麦莲，前往广州向统筹办理外交事务、时任两广总督的钦差大臣叶名琛提出修约要求。

面对三国公使的联合请求，叶名琛当然不敢怠慢，向咸丰皇帝详细汇报了三国公使的来意和请求，希望皇帝陛下能够慎重考虑修约之事。

可是咸丰皇帝对此却不以为意，他在得知三国公使的意图后，让叶名琛依据实际情况加以应付，并做出明确指示：

是该夷意在要求，尤当不动声色，加之防范，届时唯有随机应变，以绝其诡诈之谋。叶名琛在粤有年，熟悉情形，谅必驾驭得宜，无俟谆谆告诫也。

皇帝陛下已经亮明态度，要“绝其诡诈之谋”，因此叶名琛只得照办。仔细分析咸丰皇帝的反应，可以说其实这是一种本能反应：十二年前洋人们让大清帝国蒙羞，这个伤痛是无法忘记的，包括《南京条约》等一系列条约在内，已经让大清帝国给了洋人们一个交代。现在洋人们又要索取，这在咸丰皇帝看来是万万不能接受的，因此本能地就会产生一种排斥心理。然而这种本能的、非理性的判断，以后世的观点看，实在不利于大清帝国在列强之中的生存。事实也证明了咸丰皇帝的不理性最终导致了大清帝国再次蒙羞，而且从实际负责人叶名琛的个人素质来看，他也不是个合格的执行者。

咸丰皇帝的明确指示，等于让身在广东的叶名琛拿到了尚方宝剑，他可以全权处理本次洋人们提出的修约事宜。然而叶名琛虽然勤于职守，却性格古板，《筹办夷务始末》中说他处理问题“颇自负，好大言，遇中外交涉事，略书数字答之，或竟不答”。这段记载说明，叶名琛或许是个尽职尽责的官员，但却不是个合格的外交家，以这种傲慢、简单的态度对待外国人，也就注定了本次修约事宜不可能会有好结果。

咸丰四年（1854）二月，英国公使包令发照会给叶名琛，希望双方能够见个面。叶名琛虽然同意见面，但条件是必须在广州城外的洋行，而包令坚持要在城内的官署，双方各不相让，最终没能形成统一意见，此事不了了之。

英国人明白叶名琛的这种反应，其实就是在逃避修约，为此包令联合美国公使麦莲决定另辟蹊径，发照会给两江总督怡良要求会晤，但是也遭到了怡良的拒绝，理由是包令没有携带国书，而且条约里也没有“两江总督与各国公使议事之说”。一直到五月二十日（6月15日），麦莲在昆山会见怡良时，要求修改条约，允许长江通商，甚至表示只要清政府同意这个要求，他们可以协助镇压太平天国。怡良依旧不为所动，表示麦莲应该回去继续找叶名琛去反映，毕竟修约事宜是广东钦差大臣管理的事务，自己不能越权。

咸丰皇帝得知英美公使先后向叶名琛和怡良提出修约的消息后，指示军机大臣“唯各国通商事宜，向归两广总督专办”，也就是说修约事宜除了叶名琛之外，所有大臣全都不得插手。而且他还谕令怡良、吉尔杭阿等有关大臣，对于公使的要求，必须予以拒绝，千万不要被他们的谬论所蛊惑。

六月九日（7月3日），英国公使包令在上海会晤江苏巡抚许乃钊，要求修改条约，许乃钊允诺包令可以向皇帝陛下奏明此事。没想到就是因为这句话，许乃钊被咸丰皇帝以办理夷务不当为由而革职，任命吉尔杭阿为江苏巡抚。

有了许乃钊的前车之鉴，除了叶名琛之外，所有人在面对三国公使时，都回避修约事宜。从六月到九月，三国公使一直没有停止修约的努力，他们先后向怡良、叶名琛、吉尔杭阿提出修约请求，从江苏到广州、香港、上海都留下了公使们的足迹，他们甚至宣称要向咸丰皇帝申诉，即使这样也没能得到些许回复。

吉尔杭阿在汇报中认为，应该再派一员钦差大臣会同两广总督妥为查办。如果洋人说得有道理，不妨就同意修约；如果认为洋人们的说法荒谬，干脆就直言拒绝。

吉尔杭阿的意思就是，皇帝陛下不要模棱两可，因为他深知如果把洋人们惹恼了，他们是会架上大炮的。但咸丰皇帝依旧是不置可否，这一点我们从他的谕旨中就可以明显感觉到：

该抚身任封圻，安内攘外，责无旁贷，独不可折之以理，而必待钦派重臣，朕又安用汝等督抚为耶？

这就是典型的踢皮球行为了。吉尔杭阿等大臣看到皇帝陛下即将发怒，全都不再表态。咸丰皇帝也以为洋人们吃了几次闭门羹，自然就会消停下来，但是他显然低估了公使们的意志力。就在咸丰皇帝下达谕令的同一天，英国公使包令、美国公使麦莲以及法国使馆秘书哥士耆，带领三百名士兵乘军舰到达天津白河口，要求到天津或北京直接和咸丰皇帝商谈修约事宜。

在咸丰皇帝看来，洋人们此时来真是分不出眉眼高低。要知道咸丰四年（1854）的时候，咸丰皇帝正在为如何防堵太平天国北伐军而烦心不已，现在洋人们又来添乱，他的烦躁情绪又一次陡然而生。他坚决不允许直隶总督桂良出面和洋人们见面，命令桂良做好天津的防务工作。同时谕令天津总兵双锐、长芦盐政文谦先后到大沽口听取意见，指示他们面对洋人们的时候要端正态度，要不卑不亢，正确开导他们，杜绝他们对大清帝国的觊觎之心。

双锐和文谦因为有许乃钊的前车之鉴，所以面对包令等人时，都是一口回绝修约之事，搞得洋人们很是无奈。不过英国通事麦华陀倒是表现出了强硬姿态，表示如果天津官员不代奏皇帝陛下商谈修约事宜，那么以前双方所定的各项条约都算作废，列强们将重新与清政府订立条约。

值得一提的是，麦华陀是修约事件中首先提出废止条约的人，这算是一种警告，因为他知道大清帝国连修约都不同意，更谈不上重新订立条约，洋人们想要重新订立条约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开启战端。麦华陀的话其实已经是在警告清政府会再次面临战争威胁，只不过他的话说得极为婉转。同一天，文谦上奏详细汇报了谈判的经过，认为虽然前去谈判的官员已经与洋人们唇枪舌战一番，但就是无法说动洋人放弃修约。他希望皇帝陛下能够派遣钦差大臣或者谕令桂良来到天津，亲自看看洋人们到底是个什么态度，然后再斟酌如何处置。文谦的这个建议，明显是怕皇帝陛下怀疑自己在谈判过程中出工不出力，或者因为能力问题而办事不力，同时他也希望皇帝陛下能够让桂良到天津切身感受下自己的难处。

或许是委婉的武力威胁让咸丰皇帝受到了触动，他在称赞文谦考虑周全后，便谕令直隶总督桂良前往天津。不过他特别指示桂良，不要亲自出面去见洋人，一定要身处二线指挥谈判事宜。

九月二日（10月23日），桂良详细了解情况后，向咸丰皇帝奏报筹议与英美的交涉办法。咸丰皇帝担心桂良失去耐心而急躁，提醒他作为直省大吏，如果与洋人们争辩不休，丢了朝廷的脸面是要治罪的。为此他让文谦出面回绝洋人们的修约请求，这样就等于将桂良保护起来。

应该说桂良还是十分愿意为皇帝陛下分忧的，他上奏表示自己会控制好情绪，亲自出面与洋人们谈判。不过咸丰皇帝依然拒绝，而是让崇纶出面与洋人们会谈。

九月十三日（11月3日），崇纶会见英国公使包令、美国公使麦莲，在会谈中，包令针对修约事宜提出了“公使入京、准入内地、免内地税、承认鸦片合法进口”等要求；麦莲则提出“开放长江、准许在中国沿海捕鱼、准许洋人在中国开矿、在中国设立官栈囤积货物以及三年内货不出售不缴税”等要求。

崇纶将英美公使的这些要求向咸丰皇帝详细做了汇报，并建议有选择地同意查办几项，以示对洋人们的怀柔。但是咸丰皇帝只同意三条，即：民夷相争可以公平审判；上海欠税可以酌情减免；停止广东准备加抽茶税的做法。除此三条之外，其他要求全都驳回。

咸丰皇帝的修约底线显然不能满足英美两国的要求，因此九月十八日（11月8日），当崇纶将事先拟定好的照会文件交给英美公使，并表示其他条款只是未来或许会有商议的余地时，包令和麦莲表示甚为不满，气愤之下扬帆南下。清政府与英美两国的第一次修约谈判就这样无疾而终。

1854年的这次修约，咸丰皇帝以强硬的姿态回绝了英美公使，但包令和麦莲并没有将事态扩大，也就是说修约事宜目前还仅仅停留在外交阶段。从咸丰皇帝的反应来看，已经睁眼看世界十几年的大清帝国，此时依旧没有对外部的世界有一个正确的认知，这也就导致“修约事件”在咸丰皇帝依旧是天朝上国支配一切的心态作用下，最终没能有一个理想的结果。

当然，洋人们是从中美《望厦条约》中寻找突破口而提出修约的，毕竟那个时候《望厦条约》还没有届满十二年，所以咸丰皇帝的拒绝，也让英美公使找不到借口兴风作浪。不过从利益角度看，永远追求利益最大化以及努力扩大在华特权的英美各国，是不会就此偃旗息鼓的。两年后，随着中美《望厦条约》届满十二年，“修约事宜”再次被洋人们摆上桌面。

咸丰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856年2月3日），江苏巡抚吉尔杭阿收到代理苏松太道蓝蔚雯的报告，说新任美国公使伯驾即将到达上海，将重新开启与清政府的修约谈判事宜。两江总督怡良和吉尔杭阿共同上奏咸丰皇帝，希望皇帝陛下能够让一直介入修约事宜的叶名琛继续与洋人们周旋。于是咸丰皇帝立即派叶名琛奔赴上海，并指示他：“务宜恩威并用，绝其北驶之念。”

咸丰皇帝不希望再出现两年前包令和麦莲直接到天津的情况，所以提前谕令叶名琛想方设法要拦住伯驾。对叶名琛而言，拦住伯驾不是难事，但要断了洋人们的修约念想，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叶名琛对于伯驾还是有些了解的，这个眼科医生出身的美国人在广州已经待了二十年，对中国的社会状况十分熟悉，是个“中国通”，担任过驻华公使参赞、代办等职。前任公使麦莲因病回国，美国政府任命他接替麦莲的职务。值得一提的是，伯驾对于修约问题主张采取强硬措施。在上任之前，他曾经到伦敦会见英国外相克拉兰敦，又到巴黎与法国外长瓦尔斯基会谈，而后又回到香港专门与英国公使包令、法国代办顾随讨论修约问题。

在奔赴上海之前，伯驾就曾经向叶名琛发出照会，但被叶名琛拒绝，于是伯驾让美国驻上海领事通知两江总督怡良，准备北上商谈修约事宜。

有了皇帝陛下的谕令，叶名琛不能再回避，他向皇帝陛下表态自己会竭尽全力钳制伯驾，希望能够将双方的矛盾消除在萌芽状态。

叶名琛是这样表态的，当然也是这样做的，不过想要消除因修约事宜所带来的矛盾，绝不是仅仅修订条约中的文字那么简单。换句话说，如果在原定条约的基础上不能扩大洋人们在华的特权，这场修约谈判注定会走向失败。

然而咸丰皇帝的想法恰恰与洋人们背道而驰，这一点从咸丰六年（1856）六月他下的谕旨中就可以看出：

各夷议定条约，虽有十二年后公平酌办之说，原恐日久情形不一，不过稍有变通，其大段断无更改，故有万年和约之称……如其坚执十二年查办之语，该督等亦只可择其事近情理无伤大体者，其变通一二条，奏明候旨，以示羁縻。

咸丰皇帝只是想以微小的让步，应付美国的修约要求。本质上，这是大清帝国在被迫睁眼看世界将近二十年后，依旧未能与外部世界融合的故步自封的体现。

经历过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与世界在同步发生着变化，洋人们彻底将中国请下了神坛，大清帝国的高层统治者们也对历来被他们视为“蛮夷”的西洋各国，有了进一步深刻的认识，至少已经被洋人们的坚船利炮打疼。可是从咸丰皇帝的“以示羁縻”来看，大清帝国此时依旧没有摆脱天朝上国的心态，因为羁縻之策是宗主国控制番邦各国的策略，而当时的世界已经进入了各国展开平等外交的时期，因此咸丰皇帝的理念是不可能得到洋人们的认同的。从这一点来讲，修约产生的矛盾，不过是问题的表象而已。

咸丰皇帝想要继续用羁縻之策与洋人周旋，但让他想不到的是，这一次洋人们准备对大清帝国施加军事压力来达到自己修约的目的。

当时，伯驾的修约交涉所遭遇的情况，让英国公使包令甚为不满。他向英国外相报告说，对清政府要实行武力威胁，用孤单的行动而不伴以强大的军事压力，就没有希望令中国有任何重要的让步。法国使馆代办也同意包令的看法，因此他们没有与伯驾一同北上。

不过伯驾还是希望做最后的努力，他从上海乘船到福州，会见闽浙总督王懿德，结果被告知修约事宜是两广总督负责的事情，其余相关人员不能代为上奏。而后伯驾又返回上海，会见上海道蓝蔚雯，希望他能代奏咸丰皇帝派一员钦差大臣到浙江商议修约之事，结果依旧是石沉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