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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然从山上老人家火速赶回岛津警局,也已过中午。不过,勇作已事先打过电话,说他好像感冒了,今天早上要去看病。
他毫不内疚地打这通电话,也是因为最近的调查停滞不前。逮捕弘昌已经过了四天,却还不能确定他的口供是真是假。
许多刑警的不满都明显地写在脸上。他们认为,既然逮捕了最可能作案的嫌疑人,为什么不能进行彻底的审讯,逼他招供?也就是要逼弘昌自己招了。实际上,警方遇到这种局面时,还是经常使用这种手段。
然而,警方这次不能那么做。毕竟,对方是瓜生家的后人。警方担心万一事实真如弘昌的口供一般,将无法收场。因为UR电产在当地具有莫大的影响力。因此,专案组最近一直笼罩着一股低气压。
然而,今天却不同。
勇作从警局的玄关进门走上楼梯时,感觉局内的气氛和平常迥异。虽然耳边喧嚣依旧,却能从中察觉到一种紧张感,沉寂的空气仿佛突然动了起来。
勇作一走到会议室前,忽然从中冲出两名刑警,其中一人撞上了他的肩。那人匆匆说声“抱歉”,疾步而去。
刑警们照旧聚集在会议桌旁。西方一看到勇作,马上问:“感冒严重吗?”
勇作歉然道:“还好。不好意思,让您担心了。”
这时织田走了过来,挖苦地说:“大人物来上班啦?”他伸臂穿上西装。“我们要到真仙寺调查线索。如果你不舒服,不去也没关系。”
“真仙寺?发现什么了?”
“今天一大早,局里收到了一封密函。”
“密函?怎样的密函?”
“如果你要一起来,倒可以边走边告诉你。”
“我当然去。”
勇作和织田并肩走出会议室。
织田说,密函是以限时专递的方式指名由岛津警局局长亲启。市售的牛皮信封里装着白色信纸,上头是黑色钢笔写的字迹。织田手上有一份副本,字迹相当端正。
“工整也是理所当然。仔细调查后发现,那些字有用尺书写的痕迹——隐藏笔迹的标准手法。”等前往真仙寺的公交车时,织田说。
密函的内容如下:
每天马不停蹄地调查,你们辛苦了。关于UR电产社长遇害一事,我有事情非告诉你们不可,所以提笔写下了这封信。
那天(命案发生当天)中午,十二点半左右,我去了真仙寺的墓园。
我在那里看见了一幕奇怪的景象。当我走到墓园的围墙外时,看见一棵杉树后放着一个黑色塑料袋。我记得那是一棵树干很粗、枝干在及腰处一分为二的杉树。一开始还以为是谁丢弃的垃圾,但看起来不像,往袋内一瞧才发现装了一把像是弓的东西,大小约五十厘米,像西洋绘本中猎人使用的弓。
我心里嘀咕着:这是什么?谁把这种东西放在这里?但还是将塑料袋放回原处,离开了。
当天晚上看了电视,我才知道发生了那起命案。听到受害者是被人用弓箭杀害,我害怕得膝盖发颤。原来,我当时看到的那把弓就是凶器。
我想,是不是该尽早告诉警方自己看到的事呢?那说不定有助于调查的进展。可是,我却有不能那么做的苦衷。我那天到那个地方是有原因的,而且非保密不可。不过,这并非意味着我与此案有关。说得更清楚一点,我不想让丈夫知道我那天的行踪。因为从前一晚到当天早上,我和别的男人在一起,当时正要回家。
正因如此,我才会沉默至今。再说,我想我的证言应该也帮不上什么忙。
听到瓜生弘昌先生被逮捕之后,我再次犹豫要不要说出这件事。警方似乎认为犯人并没有使用弓犯案。我想,如果没有说出真相,将有无辜的人因此受苦。
反复思量后,我想到了这个方法。请务必相信我说的话。另外,请不要找我。千万拜托。
这封信的起承转合很严谨。一遍读下来,令人觉得出自有点年纪的女性之手,但又不能完全相信这种第一印象。
“寄件人想必没有署名?”勇作将纸翻过来问。
“信上写的是山田花子,肯定是假名,地址也是胡诌的。”
织田正说着,公交车来了。两人上了车,并肩坐在最后一排。
“按照信中的说法,寄件人应该是个女人。”
“而且是个搞外遇的女人,自称去会情人,早上回家的路上经过真仙寺。就创作而言,的确是可圈可点。但这不禁令人怀疑,为什么要使用密函这种手法?”
“创作?”
“我是那么认为。如果真是那种女人,应该会隐瞒这件事,而且我认为她会模仿男人的口气写信。”
勇作有同感。他总觉得从这封看似出自女性手笔的信中,能看见男人的诡计。
“不过,”织田说,“内容应该不全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