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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个万历十年四川酉阳宣抚司的故事吧。
酉阳宣抚司就是如今的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在重庆东南方向。
宣抚司这个建制,是大明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的一种特殊统治方式。朝廷封当地土司一个官衔,允许世袭,承认其对宣抚司领土的管辖。土司则必须向朝廷纳税,以彰显大明的统治权。比如万历三大征里的播州之乱,就是播州当地土司杨应龙搞起来的。
洪武年造黄册的时候,朱元璋考虑到这些土司地区的特殊性,没有急于在这些地方推行。到了永乐国势稳定了,朝廷才慢慢把黄册和配套的里甲制引入土司辖区。
从这个时期开始,酉阳也每十年攒造黄册一次。宣抚司的控制权,慢慢从土司手里转到汉人流官手中,即改土归流。不过酉阳地区地形复杂,土民散聚,在宣抚司之下仍有大大小小的土司,分别把持着各处村落。
万历十年,酉阳宣抚司又接到旨意,要攒造黄册。该司迅速把任务下发,没想到其中一个叫石耶洞的地方出事了。
石耶洞的主事人叫杨正魁,算是当地一个小土司。他主持攒造黄册时,偷偷篡改了本洞的户籍,不再归属酉阳宣抚司,而是改隶重庆卫。
之前咱们介绍过,这是民间常用的一种作弊手段。石耶洞擅自改隶重庆卫之后,从此不受酉阳宣抚司管辖,这边再催缴什么钱粮,可以置之不理。至于重庆卫那边,人家压根不知道有这么回事,自然也不可能来酉阳要钱。
石耶洞的黄册送出去之后,没到后湖,在四川布政司这一关就被拦下来了。布政司不傻,一看就知道是作弊,立刻驳回要求重做。
酉阳宣抚司派了一个叫杨秀忠的人,去石耶洞传达省里的指示。不料杨正魁胆大妄为,把杨秀忠痛打了一顿,扯碎文书,并将其撵回来了。宣抚司大怒,又先后派了几拨人去。杨正魁坚决不从,来一个打一个,来两个打一对。
这种地头蛇横起来,宣抚司一时间也没什么办法,只好向上级巡抚、巡按求援。很快上面派了两个官员,一个是负责黄册督造的参议,姓王;还有一个是南川县的典史,叫龚仪。
省里的态度很明确,这件事必须严查。不过酉阳地区太敏感,不好大张旗鼓派大人物下来,请王参议和龚典史来,官职不大不小,双方转圜余地也大。
不料杨正魁是个混不吝,居然在当地拉起了一支军队,冲着两个人痛骂起来:“有你这吏员出身典吏,岂足挂齿。就是巡抚来,也不过如此。怎磨得我甘结黄册,怎肯输造?”嚣张之情,溢于言表。
注意,这话可不是笔者原创或刻意渲染,而是杨正魁的原话,真真切切记录在了黄册库给万历皇帝的奏疏里。
那两个官哪里见过这阵仗,吓得连滚带爬回去了。布政司一看,麻烦了,酉阳土人动辄闹事,若激起民变,如之奈何?几位布政司大员商量了一通,想出一个踢皮球的方案:把这本黄册送到后湖,请黄册库予以查实,石耶洞到底归属哪里。
乍一看,这一招纯属脱裤子放屁,石耶洞就在酉阳境内,怎么可能划归重庆卫?明摆着的事,还用得着查实吗?可仔细一想,四川布政司这手用意可深了。
若他们立刻派兵去征剿,这叫“衅自我开”,布政司得负领导责任。如果先把黄册送去后湖,让那边以“户籍可疑”的理由驳回来,布政司再去收拾杨正魁,便师出有名了。就算酿成民变,朝廷查问下来,布政司也可以解释,闹事的源头是黄册驳查。
黄册库并不清楚这些弯弯绕绕,真的去认真查了一下。发现石耶洞这个地方,从永乐十年开始,以酉阳宣抚司下辖长官司的身份,向中央交税。至今已经攒造了十七期黄册,记录清清楚楚,无可争辩。
布政司拿着这个回复,又去找杨正魁谈,“谈”的结果自然不尽如人意。布政司不敢擅专,把这事上报中央,询问该怎么处置才好。
这次上报,正赶上张居正去世不久。万历忙着搞清算,内阁无暇顾及别的,遂给了一个敷衍了事的批复:“石耶土司,照旧例酉阳宣抚。如再抗违,重治不饶。”
这种软绵绵的批复,对下面简直毫无威慑。石耶洞就这么赖在重庆卫的名册上,谁也拿杨正魁没办法。
一直到三年之后,朝局稳定了,朝廷才想起来秋后算账。这次出马的是重庆卫的两名指挥,他们带着兵,强行把石耶洞的黄册改回去。
到了这地步,杨正魁仍不肯服软。他拒绝在黄册上签字,反而派了弟弟杨正敷去重庆,贿赂了另外一个指挥刘光先,让刘光先出具证明,证明石耶洞实属重庆卫。这份证明送到后湖黄册库,主官都疯了,见过造假的,没见过这么嚣张的造假。
后来杨正魁这事怎么样了,史书上没提,但八成不了了之。朝廷对这些敏感地区的态度,一向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安抚比讲理重要,当地土司也心知肚明。数年之后,同样是土司出身的杨应龙看透了朝廷虚实,便在酉阳更南边的播州掀起了一场叛乱,规模之大,和西北哱拜叛乱、日本入侵朝鲜并列为万历三大征。
杨正魁一案,是掀在明面上的黄册弊端,充分暴露出了各级官衙互相推诿的禀性。
有人对这种现象做了一个很形象的描述:“或任凭里书人役假公科敛,迁延作弊;或系差人领解在外,将罪赎银两挪移侵欺。州、县正官既不暇亲理其事,而委之佐二首领。该道监司又不肯时行比较,而视为故事虚文。一遇升迁,则云原无瓜代之期,公然而去;问之接管,则云此系前官之事,与我无干。彼此推诿,上下因循。”
可见黄册的执行机构,基本上已经瘫痪了。没人把它当回事,除了会用驳费创收之外,已经没有任何用处。
张居正虽然倒台,可他留下的政治遗产,让大明结结实实地续了几十年命。在万历后期、天启和崇祯三朝,后湖黄册库一如既往,时时上疏,呼吁严查黄册弊端,朝廷也煞有介事地下文训诫。不过无论皇上还是满朝臣工,包括黄册库自己,都明白这只是刷刷存在感,并没有什么人当真。
黄册地位跌落至此,地方上攒造时的态度自然更加虚应故事,胡乱敷衍。
明清鼎革,到了顺治十三年(1656年),户部尚书孙廷铨向顺治皇帝汇报天下户籍情况。顺治问他,是否搜集到了前明黄册户籍文件?孙廷铨苦笑着回答说,他搜罗到一些府县在崇祯十五年攒造的黄册,里面的户口和数字,居然是原样照抄洪武年的册籍,一模一样。
这些官员连基本的户籍调查都不做了,随便复印了几份老档去应付差事。敷衍至此,可以想见崇祯后期,地方管理混乱已到了什么地步。
更有趣的是,孙廷铨还找到一本黄册,上面赫然写着“崇祯二十四年”字样。这说明地方官府已经懒得每十年造一次了,索性一次把未来几期的都造完搁着,到了时间再交。
孙将这种做法幽默地称为“遥度”。可惜那些官员“遥度”得还不够长远,大明到了崇祯十七年(1644年)就亡了,这本崇祯二十四年造黄册,变成了一件充满讽刺意味的死亡物证。
大明就好像是一个动脉硬化的病人,因为长期贪婪地吃油腻食物加酗酒,身体各处血管已变得狭窄无比。血液壅积于中途,无法送至中枢。张居正的改革,是在血管里做了一连串支架,暂时保证心脏获得足够供血。可是他没办法改变大明暴饮暴食的习惯,也无法逆转血管劣化的趋势。
时间一长,血液越发油腻,血管越发脆弱,梗塞点越来越多。到最后,就连支架也没什么效果了,只能靠“三饷”之类的举措像打吗啡一样疯狂透支残存的生命力。
到了这个时候,无论阉党还是东林党,谁当权都无关大局。祸因早种,积重难返,大明的覆亡实际上是一次系统性的崩塌。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久病的大明王朝突发心肌梗死,死于煤山之上。这是一个意料之中的悲剧。
北方的天子已经自缢而死,而后湖黄册库的命运还没彻底终结。
在崇祯缢死的这一年,后湖黄册库的规模已经达到了册库七百间,遍布于后湖诸岛之上。从洪武十四年至崇祯十五年,一共攒造了二十七期,历代累积黄册一百七十九万七千册,达到了历史巅峰。
可惜的是,它与大明命运纠葛太过深切,注定要和王朝一起承受毁灭的宿命。
崇祯十七年五月十五日,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次年改元弘光。清兵汹汹南下,旦夕可至,弘光小朝廷手忙脚乱地开始了备战工作。
位于北城墙之外的后湖黄册库,在此时已经毫无用处。有人提议,不如把那些黄册拿出来废物利用一下。于是禁绝了二百多年的后湖黄册库,终于撤去了封锁,向世人露出真容。
大批士兵跳上湖中五岛,踹开库房大门。他们顾不上感叹卷帙浩繁,把那些曾经悉心晾晒的黄册一摞一摞地搬了出去,粗暴地扔上小船运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