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篇 谁都会有那么一天，人生终点站 (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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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死者为高官贵族，或功勋卓著，或与皇帝有故旧，皇帝就会亲临祭奠，时称“车驾临奠”。车驾临奠的时间一般在得知讣告的当日或次日。宰相、枢密、宣徽使、参知政事、枢密副使、驸马都尉薨，都会享受车驾临奠的待遇。比如鲁国公曾公亮卒后，宋神宗就曾亲临祭奠。
若死者身份特别尊贵，皇帝会携皇后、皇太后等一同前往。马军副都指挥使、定国军节度观察留后曹琮丧礼中，宋仁宗携皇后前往吊唁。司马光的丧礼中，宋哲宗则携太皇太后亲临祭奠。
车驾临奠的具体礼仪是：孝子出门迎接，远远看到皇帝车驾就要哭；然后请皇帝进门，女眷在中门之内哭；皇帝进门后在柩前面向西哭，御药酹酒奠祭。
按照礼制，有的品官本应享受车驾临奠礼遇，但其去世时皇帝因故不能亲临祭奠，则会派遣专人临奠吊祭。彰德节度使、兼侍中王贻永去世时，宋仁宗病体初愈不能亲临，便下诏命令“二府、宗室往奠”。
按照礼制，有的品官不应享受临奠礼遇，当这些品官去世时，皇帝对于其中少数特别赏识者，也会派遣专人临奠，以示嘉奖。冯拯卒后，宋仁宗派入内都知（官职名）蓝继宗前往祭奠。
如果某些官员有功于国，或与皇帝交情比较好，即使官品较低，皇帝也可能临奠。宋仁宗也曾特意亲临司空致仕章得象的丧礼祭奠；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郭贽的丧葬典礼中，宋真宗因为与郭贽的交情前往祭奠。
在勋戚重臣的丧事上，除了皇帝亲自临奠和派遣专人临奠外，还有一种召集、派遣宗室或官员集体吊丧的情况，称为“会丧”。“会丧”是一种极高规格的礼遇，只有重臣、密戚才有可能享受此等殊荣。宋太祖母亲杜太后的兄弟杜审进的丧礼中，宗室、官员便一起前往祭奠。
那么，如果是皇帝、皇后去世了呢？那就要实行“临礼”了。在皇室丧葬典礼中，群臣进宫哭吊皇帝、皇后，时称“临”。这种“临礼”贯穿于丧葬典礼的整个过程，群臣必须在规定时间和规定地点哭吊死去的帝、后。
皇帝、皇后去世后，从闻丧到小祥（死后十二日）期间，文武百官每天早晚两次到宫庭哭临；小祥后到外朝禫除（死后二十七日）期间，每天只需朝临一次。入临之时，文武百官还要进名奉慰新帝和皇太后。
在宋朝，有的皇帝还行有一种比较特殊的“逢七入临”的临礼，即自死后的二七日或三七日算起，每隔七天群臣都要入宫哭吊皇帝，直至第四十九天的七七日为止。皇太后、皇后丧葬典礼中则不见逢七入临的记载。逢七入临可能源于民间的“七七追荐”风俗。
在皇室丧葬典礼中，还有外夷入吊之礼，这是宋朝“丧葬外交”的另一种形式。宋朝皇帝、皇太后、皇后去世后，契丹、西夏、金国等派遣使者前来吊祭并慰问。事后宋朝也要派人前往来京吊慰的国家表示感谢，因而增设了“奉使报谢使”一职。如宋孝宗去世后，宋光宗先派薛叔似赴金告哀，后又遣林季友出使金国报谢。
<h3>二、赙赠，是心意也是尊重</h3>
除了精神上吊慰之外，吊丧者都要向丧家赠送有关财物，当时叫“赙赠”。“知死者赠，知生者赙”，赙是赠送给死者家属来帮助经营丧事的财物，赠是送给死者的助葬财物。
宋朝丧葬典礼中“赙”与“赠”的区分不是特别明确。一般都以“赙赠”一词涵盖所有吊丧的人赠送给丧家的财物。
邓州观察使钱若水去世后，因为他能断大事，对待继母孝顺至极。皇帝非常惋惜，于是追封官职户部尚书，赐予谥号宣靖，赙赠加倍，还专门派人吊慰他的母亲，赐白金五百两。
宋朝丧葬典礼中，赙赠的来源主要有两个。
1.皇帝赙赠。皇帝赙赠之物比较广泛，主要有金钱、布帛和粮食。其中，赐赠钱财又有多种表现形式，有直接赐金钱的，也有通过继续发放俸禄、减免赋税、徭役等形式赐赠的。
宋准去世后，宋太宗赐钱百万。
梁周翰去世后，宋真宗录用他的儿子梁忠宝为官，并在居丧期间照常发放俸禄。
皇帝赙赠除上述金钱、布帛、粮食外，有时还有田地、宅第、含殓祭祀用品，个别官员去世甚至赐有墓地、寺庙等。
张俊去世时，宋高宗曾赐七梁额花冠貂蝉笼巾朝服一袭、水银二百两、龙脑一百五十两。
韩琦去世时，宋神宗除赐银绢外，还命人治冢，亲自为其撰写墓碑。
咱们现在知道，皇帝赙赠的内容多种多样。然而可以享受皇帝赙赠礼遇的官员是有严格限制的，获赐的赙赠数量也有严格规定。如果去世官员生前立有大功或者与皇帝有故，有的按照礼制不应享受赙赠，而事实上却得到了赙赠礼遇；有的按照礼制只能享受较低级别的赙赠，而事实上却得到较高级别的赙赠礼遇。
2.亲友赙赠。亲友赙赠一般以金钱为主，侧重于实际解决丧葬中的经济困难。
吴遵路去世时，范仲淹分出自己的俸禄给他的家人。
吴交如去世时因为家贫没有棺木下葬，他的同僚辛弃疾赙赠钱财。
也有赠送实物来解决困难的，张载去世时门人就赠送了棺木。
不管是皇帝赙赠，还是亲友赙赠，在宋朝的丧礼中，都出现过拒绝的情况。如宋英宗时苏洵去世，其子苏轼拒绝了皇帝的赙赠；宋仁宗时曹修古去世后，他的女儿也拒绝了宾佐所赠钱财。
<h2>第4章 不孝的官员，何止被吐槽｜丁忧制度</h2><h3>一、公务员必须守孝三年</h3>
说到丧葬之礼，您一定听说过“死者为大”的说法。咱们历史上，儒家学说影响深远。儒家要是骂一个人，往往会斥其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辈。
忠孝仁义是儒家对完美人格的基本要求，其中“孝”对一个人来讲，几乎可以决定这个人的底线，即所谓“百善孝为先”。谁要是带上“不孝”的标签，那简直寸步难行。如果事业和事孝不能两全，儒家的选择更倾向于“孝”。一个不孝的官员，不仅要成为人们吐槽的对象，而且还会受到制度上的约束，因此丁忧制度在汉朝就产生了。
“丁忧”，又称“丁艰”，是古代遭父母之丧的通称。有内、外之分，遭母丧称为“丁内艰”，遭父丧称为“丁外艰”。在古代中国，丁忧制度是遭逢父母之丧者应遵循的礼制，尤其是为官者在父母去世后，必须去官守孝，一般守孝期间为三年。它是中国古代官员必须遵守的礼制之一，违反者要受到处罚，甚至削职不用。
官员丁忧制度是儒家“孝道”的产物。儒家主张的“孝”包括对长辈的养生送死。养生是对长辈活着时的恭敬、赡养、侍奉。送死则表现为举丧守孝、祭奠先人等。
官员遇父母丧必须向主管部门申请解职丁忧，得到批准后即可持服三年；若品官遇父母丧，匿丧不报，逃避丁忧，一经查出，将受到惩处。
丁忧要专心守孝三年，确实也挺耽误工作的，所以朝廷在得到官员的丁忧申请后，也有根据工作需要不批准申请的，这种情况称为夺情。正在丁忧守丧而未满三年的官员，朝廷也会因为特殊需要将他召回继续工作，这被称为起复。
孝道在宋朝也得到极力提倡。《宋元宪集》里说道：“赫赫炎宋，专以孝治。”宋朝的丁忧制度由太常礼院管理，凡官员遇父母丧，必须打报告请求解官，服满后再向朝廷报到，或复职，或安排新的岗位。丁忧守丧制度很严格，对于不按照礼制丁忧的官员，御史台负责进行弹劾，朝廷则给以处分。
宋朝政府通常情况下是鼓励官员丁忧守丧的，而且多数官员也能主动执行丁忧制度。主动而且完成三年丁忧的官员大都为品级较低的中下级官员，而且以文官居多。他们丁忧期间不在其位，不会对政治决策带来影响，也不影响政府各个部门的正常运转。
皇帝在法礼上肯定支持丁忧，可是他们也有烦恼，官高权重、担任要职的大臣，如宰相等为宋朝中央行政之中枢，皇帝之左膀右臂，离开他们工作往往运转不灵，所以他们遇父母丧而被夺情起复者也不在少数；即便丁忧守制，往往需要再三请求，费尽周折。如一代名相富弼，丁母忧，皇帝要夺情，连着从龙椅上站起来几次，请求富弼留下来。富弼说：“这又不是战乱，太平岁月，怎么能不执行丁忧呢？”富弼拒绝夺情、坚持丁忧的孝行得到了宋朝士人的称赞，也为后人以他为榜样，反对大臣谋求起复提供了先例。
因为公务需要，某位官员不能离任去为父母丁忧守丧，或者不待官员丁忧守丧期满便被征召提前赴任复职，这种情况多能为社会舆论所容忍。例如南宋初年的抗金名将岳飞为母亲姚氏守孝，金国扶持的伪政权大齐国的大将王威攻陷唐州，宋朝守将战死，朝廷立即降诏，命岳飞起复。面对家国、忠孝的抉择，岳飞在推辞不掉的情况下，毅然舍小家为大家起复参与到抗敌斗争中去。岳飞是因为国家战时需要而实施的“金革夺情”。遇金革之事，武官起复是很正常的事情，不仅不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反而大多会受到嘉奖，甚至加官晋爵。
<h3>二、弄虚作假，那就别混公务圈了</h3>
丁忧制度给官员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是其在仕途上的三年停滞和其丁忧期满后的职务变动。就普遍情况而言，绝大多数遭逢丁忧的官员，都不太可能回到原岗位复职。解官三年，原官职已由他人顶替了。丁忧期满的官员出任他职是常见之事。也有人因丁忧而错失升迁机会，如欧阳修在丁忧期间，皇帝欲召回使用，但因丁忧而失去了一次被皇帝召用的机会。
因此，有些官员便不愿意丁忧解官去职。官员贪恋权位，不愿解官丁忧，最为典型做法有两种。首先是匿丧不报。宋初官僚匿丧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服丧年月不计入资历，也就是说不算工龄。虽然宋仁宗后规定凡是按制度服丧的“并理为在任”，而且在丁忧期间给予官员生活上的照顾，给丁忧的高层官员提供了生活上的保障。但对于那些中下层的官员，在丁忧守丧期间他们不仅没有俸禄，也许家中的生计都有问题，而且守丧期间也会失去晋升机会，不能获取更多的利益。因此有一些官员贪图权势、利益，往往会做出有违伦理的匿丧行为，比如太常博士茹孝标的匿丧事件。仅为正八品的小官茹孝标，位居官僚的下层，一旦丁忧便没有俸禄，正常生活都可能极其困难，而且自己的仕途也会受到影响。因此，他才会铤而走险匿丧，结果事情败露，受到贬降。
官员丁忧持服制度不仅关乎官员个人的官场前途，而且往往引发官场的派系倾轧，导致官员群体内部此消彼长的行政人事变动。
例如王安石推行变法，遭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在变法中，王安石启用一批支持变法的年轻官员，李定就是其中的一位。而李定在丁忧方面的问题就成了保守派攻击变法派的良机。保守派抓住了李定在丁忧问题上违反礼制的行为，大肆进攻变法派，极力反对提拔他。李定的匿丧行为让保守势力抓住了打击变法派的把柄。在当时，这样的匿丧行为无疑使变法派在党派斗争中处于劣势。李定事件成了王安石变法期间党派斗争中的一件很有影响的事。
起复也往往成为政治斗争的导火索。宋理宗时，右丞相兼枢密使史嵩之结党营私、弄权误国，激起上下公愤。史嵩之因父丧解职守丧，但他偷偷摸摸地暗箱操作，未满三月，理宗便下诏起复。史嵩之假装推辞一番，理宗又亲书手诏，派使臣催促他起复。这件事导致士人们议论纷纷，京师太学生、武学生、宗学生联名上书反对史嵩之起复。将作监徐元杰也上书，甚至以辞职来抗议。再加上多名官员也上疏或密奏反对史嵩之起复，宋理宗最终认识到史嵩之为公议所不容，于是决定抛弃史嵩之。史嵩之从此在家闲居直至死去，而一度被他排挤的官员则重返庙堂。
丁忧不仅有期限之规定，而且必须遵循禁忌的约束。守丧期间丁忧者在生活上有不少禁忌，比如不饮酒，不食肉，不处内，不远游，不入公门，不娶妻纳妾，门庭不换旧符。丁忧期间如果行为不端、有亏孝德，做出有悖礼义伦常行为的官员，要受到行政处罚或法律制裁。官员在丁忧期间若孝行卓著则会受到嘉奖，甚至获得升迁。成都布衣罗居通丧亲。他日夜诵读经书，结果亲人的坟墓上有芝草生出，天上也下起甘露。当地官员把他的事迹上报中央，最终任命罗居通为延长县主簿（县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