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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54年生人,年近古稀的我腿脚还算利索,每天都要快走一万多步,我感到十分庆幸,不光是因为还有这个能力,更因为原本我的腿是会有残疾的,改变这一切的是那年乘车时一次不经意间的换座。
这事还得从四十九年前,我经历的一次车毁人亡的重大事故说起。
1974年8月,我们高炮营在某空军机场完成空炮合练任务后回返,安排了两天行程。
第二天一早,车炮提前在公路上按顺序排列成行军纵队,早饭后,时任班长的我组织全班登车完毕,又检查了一遍火炮牵引情况。
确认一切正常后,我抬腿正要上车时,忽地从车上跳下个人,扯住了我的后衣襟,回头一瞅,原来是指挥班搭乘本车的侦察兵牛绍荣。
我吃惊地看着他“啥事?”
“班长,我…我…”支支吾吾地欲言又止,他是去年入伍的昆明兵,平时同我接触不多,有些拘谨。
“我想跟你换个座!”
“为啥?”“后头太颠了,我有点晕车。”他红着脸,吞吞吐吐地说。
为防出现突情况后,能以最快的度下车到达炮位,班长及每个炮手在车上,都按作战要求划分了相应的座位。
班长坐在前进方向的车厢右侧之,这个位置便于跟在副驾驶座上的带车干部联系,指挥全班行动,颠簸感也相对最弱。
而搭乘人员则只能捡漏,日行军,大家都是按照规范就坐的,牛绍荣坐在了车厢右后,这是全车颠簸度最大的位置。
听了他的要求,我有些抵触和不快,你想坐得舒适点,难道我就不想?本想推辞。可一想他是外班的,又是新同志,况且还有晕车的情由,关照一下他也是应该的,于是,我便点头答应了。
“谢谢班长!”他有点不好意思地低声说了一句。于是,我俩悄无声息地调换了座位。
天有不测风云。出两个多小时后,我们班的牵引车在向左急转弯时生了侧翻,重重地一头栽到道路下侧干枯的稻田地里。
事故造成了死亡一人,重伤三人,轻伤五人,牵引车和火炮被毁的惨烈后果,我俩都是重伤员,牛绍荣右大腿骨折,我则是右耻骨、左锁骨和肋骨骨折。
送到医院后,医生很快为牛绍荣做了手术,也许是当时设备器材落后,或许医生技术水平欠佳,他术后行走有些瘸跛;我虽折了三根骨头,却不是主要的,住院治疗三个多月后,恢复如初,没有因伤情影响提干,他则于服役期满后退伍。
2o19年,我到云南参加纪念对越自卫还击作战4o周年战友聚会,从河口回来在蒙自住宿时,一位战友称收到一连原驾驶班长来的信息,希望我与他联系。
我感到有些突兀,心想,原不是一个连队的,虽然认识,印象并不深,就没理会。
一天后,这位战友拿着手机又来找我,说那人打来电话想跟我聊聊,如此执着,必有缘故。便接过手机与他通话,打电话的这位驾驶班长是1973年入伍的昆明兵张明.
原来,他的同乡和同年入伍的好友,也就是当年将车开翻的肇事司机马新平,得知我到云南后,托他传话想同我见个面,接着告知了马的手机号,他的话也消除了我的一个误会,此前,我一直认为是马的师傅把车开翻的。
也是事有凑巧,在去昆明的公交车上,原先说好接站的战友打来电话,称临时有急事无法前来,帮我联系下榻宾馆的事也落了空。这可如何是好?情急之下,我想起了马新平,就打了他的手机,请他接站。
出事后,当年他就被安排退伍了,此时我们已经整整四十五年没见了。接站后,马新平为我安排了住宿宾馆并请我吃饭,虽然他一句也没提当年的事,但我明白他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表达自己迟到的歉意。
席间,有不少战友作陪,有熟识的也有不太熟识的,可唯独没见牛绍荣。
“怎么牛绍荣没来?”我有些不解,他们同乡同年入伍且又同连,实在不应落下他。
这时,我特别想见见他。当年,要不是他与我换座,瘸腿的就是我,哪里还会有我的今天。
“他走了。”
“走了!什么时候走的?”我大吃一惊。“好几年了,走的时候才五十多岁。”马新平回答。
没想到他走得这么早,不知因何而走?马没说,我也没问,意外之余不禁为之惋惜。
这时,我突联想,当时本车没有带车干部,马坐的副驾驶位紧贴班长的座位,牛绍荣与我换座,除表面的理由外,是否还有便于与这位老乡途中聊天的原因呢,而后来他换到主驾驶位上开翻了车,是否又与适才聊天分散了精力有关呢?
有些事的生实际上是环环相扣的,但不管怎么说,我是个幸运儿,却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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