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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敌人到底是谁？”夏布里柯夫中校问道。
“葛瑞哥里耶维奇?菲力波维奇有很多敌人；他常管不住自己的嘴巴，得罪了很多敌人……”
“还有呢？”夏布里柯夫中校追问，“他不会因为在言语上得罪某人就被炸死在路中央！”
“他正打算开始进口毒品。”线民接着说道。
“喔，说下去。”
“他跟一些哥伦比亚人有联系。三个月前他和那些人在瑞士碰面，准备安排他们从敖得萨港进口古柯硷。我听说他正在建立一条从那时到莫斯科的运毒路线。”
“那他准备怎样付钱给那些人？”民兵中校问道，因为俄国货币是一文不值的。
“强势货币呀！葛瑞哥里从他的西方客户和某些俄国客户那时赚到不少西方货币，因为他知道怎样让那些人开心，只是要付点钱就是了。”
拉斯普丁，中校忖道，毫无疑问的，他是个堕落的家伙，出卖俄国女孩―――和一些男孩的身体，赚到跔买辆德国大车的强势货币（用的还是现金，他的弟兄已经查过那笔交易了），现在还计划要开始进口毒品。这种交易就像美国人所说的：
先付款再说；而他一定也计划要用美金来贩卖毒品，因为哥伦比亚人大概不会对俄国卢布有什么兴趣。死掉一个阿夫赛颜科对他的国家来说绝对不是什么损失，不论是谁干的掉了他，都一定能锋利某种报偿……除此之外，也一定会有某个新人来填补他的空位，并取得这个淫媒组织的控制权……这个新人搞不好更聪明；这是对付罪犯时一定会碰上的问题，达尔文的进化论在这里非常适用。警察会逮到一些―――甚至是许多罪犯，但是只有笨人才会被逮，聪明人则会变得更聪明。看来，警察永远处在苦苦追赶的劣势，因为在与违法者的较量中，永远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还有哪些人在进口毒品？”
“我不知道还有谁。当然啦，是有一些传言，我也认识几个街上的毒贩，但到底是谁在掌控这一切，我就不知道了。”
“查出来。”夏布里柯夫冷冷地下令，“这对你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才对。”
“我会尽我所能。”线民保证道。
“你得尽快做到，巴威尔?彼卓维奇。另外，你还要帮我查出是谁继承了拉斯普丁的帝国。”
“是，中校同志。”线民一如以往顺从地点头。
“身为一个高级官员，的确拥有一些权力，夏布里柯夫忖道，那是一种真正的权力，一种你可以加诸于其他人身上的权力，那种感觉真的痛快。在这个案子里，要要求一个处于黑社会中层的罪犯去帮他做些事，而这些事一定会办妥，要不然他的这位线民就会被逮捕，而且收入来源也会完全断绝。警方会提供这位线民某种程度的保护，只要这个罪犯不要做得让这位高级警官觉得太过分，他就可以一直逍遥法外。莫斯科民兵的叶芬?康士坦提诺奇?夏布里柯夫中校可以确定的是，这种情形全世界都一样。要不然警方怎么有办法收集到那些做得太过分的人的资料呢＞世界上没有哪个警察单位有时间去调查每件事情，因此利用罪犯来对付罪犯是个最简单，也是最便宜的情报收集方法。
另一方面，当巴威尔?彼卓维奇?克鲁索夫在跟这个腐败的民兵中校打交道时，心里也有自己的疑虑。夏布里柯夫并非由KGB 转任，而是个职业警察，他并没有想像中那么，不过像他这种警察却更习惯贿赂或是跟侦查对象进行私下交易。搞不好他就是靠这样爬到这么高的官衔，因为他很清楚如何去跟和他相同类型的人打交道，克鲁索夫想道。线民心中有点怀疑，不知道这个民兵中校是不是在什么地方也有个强势货币的户头。当然喽，弄清楚他住在哪里，他老婆开的是什么车子，应该也是蛮有意思的。但是他还是会达到中校所要求的事，因为他自己的“生意”还是要靠夏布里柯夫的羽翼来保护。晚一点，他会出门找爱琳娜喝上两杯，再晚一点也许还会她上床；他倒想看看阿夫赛颜科的前……员工对他的死有多少训、哀悼之意。
“是，中校同志，”克鲁索夫说道，“我就照您说的去办，试试看能不能在明天给您一个回音。”
“我不是要你试试看，是要你做到，巴威尔。”夏布里柯夫对他说道，就像是学校老师要求一位表现不好的学生做功课一样。
“已经开始进行了。”张汉三告诉总理。
“我相信这一次比前两次顺利多了。”总理冷冷地答道。这一次行动的风险比上两次都大；前两次的行动分别是日本想要大幅度改变环太平洋地区的均势，以及伊朗人打算在苏联的废墟上建立起全新的国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没有做什么事——只不过是在幕后略加鼓励而已。然而这次冒险，可就全然不同。如果你想成就一番大事，就不能期望不劳而获，对不对？
“我——我们以前的运气不太好。”
“也许吧。”总里边翻阅文件，便缓缓点头。
张汉三觉得心头的寒意更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向来以冷漠著称，而他却一直对总理怀有几分亲切感。张是少数几个总理还会考虑他的意见的人，而今天总理也同样注意到他的意见，但口气依旧不参杂任何私人情感。
“我们既没有曝光，也没有损失什么。”张继续说道。
总理头也不抬地说道：“除了台北现在有了美国大使馆之外。”而且双方还正在商议签订协防条约，让美国海军部署在台湾，并定期舰艇互访，甚至还可能建立永久的基地（当然完全用台湾的钱）。而美国人可以一脸无辜地说，这只是为了要取代之前设在菲律宾的苏比克湾海军基地。在美国重新与台湾建立全面外交关系后，台湾的经济就开始爆炸性增长，来自全球各地的资金大量涌入。如果不是美国改变了态度，这些资金中有一大部分是要投资到中国的。
但是美国的雷恩总统一意孤行。虽说美国的国务卿，那个叫艾德勒的家伙，对雷恩愚蠢的决定采取支持的态度，但是雷恩的决定却跟华盛顿当局在政治和外交上的建言完全相反。
张的心头又是一凉，之前的两个行动都几乎是按照他的计划进行的，不是吗？
不论哪个行动，最后他的国家都没有任何损失——上回他们确实损失了几架战斗机，不过那些飞机和飞行员本来就经常会无缘无故地坠毁。再说在上次的台湾事件中，中国表现德非常有责任感，允许艾德勒国务卿直飞北京以及那个位于台湾海峡对岸、与中国渐行渐远的省份。这种做法好像是在给予对方一种合法性——显然那是中国所不愿意见到的，但却协助美国人之行了和平任务，也因此让美国人觉得中国人还是可以理喻的……但是，为什么雷恩还是要这么做呢? 难道他猜到了张的打算？那也是有可能的，但更有可能的是有人泄漏了机密。某个线民，某个接近共和国政治权力核心的间谍。反情报部门已经在调查这个可能存在的问题；只有几个人见过，并且从张心中和他办公室里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内容，这些人被询问过，而技术人员也检查过电话线和他办公室里的每一道墙。难道是张自己犯了什么错误不成？绝不会！就算是总理也这么认为……。接下来张便思考着他和中央委员会间的关系：两者之间的关系应该再好一点，因为太多委员认为张是个冒险分子，让不该听到他话的人听了太多的东西。其实，在一个人的背后说三道四是很简单的事，而且，如果他的政策成功的话，他们仍然可以欣然擷取成果；要是出了什么差错，他们也可以轻易地与他划清界限。好吧，以上的情况就是当他攀上国家的决策核心之后所要面对的危险。
“如果我们想要击溃台湾，除非使用核武器，但这需要花费多年的时间和可观的资源来做必要的准备，不过这么做的风险还是远高于将获得的利益。最好的情况是祖国的经济成长及其成功，让台湾回头来求我们让他们重返家门。在怎么说，他们都算不上是强大的敌人，而且在世界舞台上也几乎谈不上有什么地位。”但是，为了某种原因，他们在总理心目中却是个特别讨厌的角色，张提醒自己，那就像一个人特有的过敏症，会让你敏感的皮肤既痒又起疹子。
“我们已经够丢脸的了。”
“面子不比热血，总理，更算不上是什么宝贝东西。”
“他们已经有很多宝藏了。”总理指出重点，还是连看都没看张一眼。那是事实，由于人民在工业发展上的努力，台湾这个撮尔小岛非常富有，几乎跟世界上的每个地方都有生意往来，而与美国的重建外交关系，不但更加促进了商业繁荣，也让台湾得以重返世界舞台。将来无论张是否真的有所行动，他都无法漠视这两个事实的存在。
到底是哪儿出了错？张再次自问。难道他的每步行动不是都既出色又周延吗？
他的国家曾经对西伯利亚造成过多的威胁吗？不，人民解放军的高层将领知道他的计划吗？是的，他必须承认有些人知道，但只有作战部门里少数几个绝对可信得人，以及三五个高阶的第一线指挥官——那些必须在关键时刻之行计划的人。但是，这些人都知道要守住秘密，也知道如果和任何人谈起会有什么后果……他们绝对不会这么做的。对于他们这个阶层来说，连空气都有可能长了耳朵。他们连向人和人评论计划草案都不敢，只会在技术上作出平常就必要进行调度工作。也因为如此，可能有些第一线执行人员会拥有检查计划的能力，不过机会却微乎其微。解放军有极佳的保密机制，从二等兵到少将，他们所拥有的自由，并不会比所在工厂地板上的机器开的多。在晋升到更高阶的军职之前，他们几乎已经忘掉要怎样去独立思考了——少数技术性的事务除外，像是哪种桥要建造在哪一种河流上面之类。不，对张而言，他们就像是一具具机器，也像机器一样足以信赖。
回到原来的问题：为什么雷恩这家伙会重建与“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呢？他是不是猜到了在日本和伊朗的行动中的什么事情？日航客机的那次事件看起来就像是模拟状况中所预期的意外事故一样，而在事件发生后，中国也邀请美国海军进入这个地区……用他们爱用的说法是“维和”，就像和平是一个让你把它锁进一个金属盒子中看管的东西一样。不过在现实中，倒是可以这么说：战争是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野兽，时候到了你才会把它放出来。
如果雷恩总统真猜到了中国想让前苏联解体的意图，而决定以承认她的死对头台湾来惩罚中国呢？有人发现雷恩对美国的政治身段具有异乎寻常的敏锐度……再怎么说，他之前也是个情报官员，而且很可能是个出色的情报官员，张这么提醒自己。到现在为止，他都没有对中国表示任何不满，，而美国军方也没有过任何直接或间接冲着中国而来的演习。华盛顿当局也没有对美国媒体“放话”，祖国派到美国的情报员也还是一无所获。因此——他再次回到这个问题——雷恩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真的不知道。身为他这种阶层的政府官员，“不知道”的确是件令人心烦的事，而且不久之后，他的总理大概也会问这个连张自己还都在寻找答案的问题。
此时，他的政府领导人只是翻阅着桌上的文件；这种举动明显地告诉他，张汉三，总理正在不高兴，在这个节骨眼还是不要做什么事去刺激他的情绪把。
十公尺外，隔着一道实心木门，柳明也有她自己的情绪问题。她所坐的秘书椅是从日本进口的昂贵椅子，售价抵得上一个熟练工人四、五个月的薪水，当然远比她买不起的新自行车贵多了。
她在大学主修外语，能说流利的英语和法语，这让她在世界上的任何大城市，都没有沟通上的问题，也因此必须帮上司处理各式各样的外交和情报文件；在语言能力上，他是远远比不上他的。舒适的椅子代表上司对她的工作表现的肯定，当然也有着更深一层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