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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着,”我说,“我明白我能做的很有限。但如果我能从一件小事做起——”
“小事?”鲍勃说,“一家水处理厂?”
“那或许是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
“我在这儿待的时间比你长。”鲍勃说。
“好吧。”
“如果你想成功的话,别挑那种牛哄哄的大项目。这里是伊拉克。还不如去教寡妇养蜂。”
“养蜂?”我说。
“难道叫‘牧蜂’?”他说,“不管叫什么,反正就是生产蜂蜜。找五个寡妇,给她们几个蜂箱——”
“你在说什么?”
“我认识一个本地人可以卖给我们蜂箱,而且有个伊拉克地方议会说他们会支持这个项目——”
“鲍勃。”我说。
“怎么了?”他说。
“你到底在说什么?”
“大使馆喜欢那些能支持政府‘在伊工作方针’的完整项目。”
“这和找五个寡妇养蜂能扯上什么关系?”
鲍勃两臂交叉在胸前打量了我一番。他指着对面墙上张贴的工作方针说:“创造工作机会,那是改善经济。给女性创造工作机会,是赋予妇女权利。给寡妇工作机会,是救助弱势群体。一箭三雕。寡妇项目就像金子一样。加上地方议会的支持,我们可以说这是伊拉克人自主的项目。花费不超过两万五千美元,可以轻松通过审批。”
“五个照看蜂箱的女人。”
“我想那叫养蜂业。”他说。
“养蜂,”我说,“没什么帮助。”
“你想有什么帮助?”鲍勃说,“不管你做什么,这个国家都没有希望。”
“我要尽力解决用水问题。”我说,“让那家厂运转起来。”
“好吧。”他摇了摇头,然后抬头笑吟吟地望着我。他仿佛已经决定我爱怎么折腾都跟他无关。“那我们应该帮你联系伊斯塔尔加尔的美军连队。”
“伊斯塔尔加尔。”我重复道,努力想找准发音。
“我想就是这么念的,”鲍勃说,“意思是自由,或者解放。差不多。”
“好名字。”我说。
“不是他们取的,”他说,“是我们。”
我花了六周时间才到那个水厂。首先与总工程师卡齐米接通电话就用了三周,然后又用了三周和他敲定见面细节。卡齐米有个恼人的毛病:每当被问及时间日期,他的回答就像禅宗大师阐释顿悟一样。他会说:“只有山峰才不会相遇。”或者是“明日事,明日知。”
与此同时,辛迪的妇女健康诊所却办得有声有色。她把诊所设在高速公路逊尼派聚居的那一侧,病人数量与日俱增。而我的灌溉计划进展缓慢,除了坐等卡齐米回电之外再无事可做,因此我决定亲自过问诊所事务。说实话我对辛迪并不放心,我觉得她这人过于严肃认真,难担重任。而且通过她的汇报,我逐渐意识到这个项目的价值。
在伊拉克,女人看病很难,她们必须征得男人的同意,而且许多医院诊所都拒绝接待她们。你能看见“仅限男宾”的牌子,类似我的曾曾祖父当年遇到的“爱尔兰人除外”的招工启事。
医疗只是吸引当地人前来的诱饵,诊所的目标是提供更广泛的服务,这些服务的核心推动者是坚定的社会工作者——娜吉达和她的律师妹妹。她们会和每位造访诊所的妇女交谈,表面上询问她们需要哪些健康服务,实际想搞清楚还能提供哪些更广泛的救助。这个地区的妇女面临的问题远比未得到治疗的尿路感染要多,尽管尿路感染时常也很严重——妇科疾病往往不足以让男人们将他们的妻子、女儿或是姐妹送诊,所以在美国,我们看来是小病的疾病在这里会越拖越严重。有个女人的尿路感染甚至危及肾脏,险些导致肾衰竭。
诊所也帮助那些想离婚的女人、遭受家暴的女人、未得到应有的公共援助的女人,或是因亲人被联军误杀而索要赔偿的女人。有个十四岁的女孩找到我们,起因是家人在她遭到轮奸后想把她卖到妓院。这种事并不罕见,因为被强奸的女孩没有出嫁的希望。但较之时有发生的强制殉节,家人这种安排还算有点人情味。
娜吉达姐妹尽其所能帮助这些女人,并时常将问题反映给地方议会和政客。她们并不试图“解放”伊拉克妇女——不管这个口号究竟是什么意思——或是教她们创业。娜吉达和她的团队倾听妇女的心声,帮她们解决实际困难。比如那个十四岁的女孩,娜吉达找了个警察朋友搜查了女孩的家和妓院。之后女孩进了监狱。对她来说,那是最好的结果。
我去了几次诊所,打算把这项服务推广到别的社区。这时卡齐米终于回复了我们,同意见面。我一边与他确定细节,一边与伊斯塔尔加尔的连队商讨护送事宜。
“很久没人走那条路了,”一名连长在电话里告诉我,“路上或许还有二〇〇四年留下来的炸弹。什么都可能发生。”
这可不是你想从一名强悍的军人口中听到的话。去伊斯塔尔加尔之前,我已有过几次军车护送的经历,但连长的评估,还有见面时士兵们一脸的紧张,让我产生了在军队里他们说的“高恐慌系数”[23]。负责护送我的排一定是抓阄输了,对于危险他们都心知肚明。“等着被炸飞吧。”我听见一名士兵对同伴说。上路后,唯一能缓解我紧张情绪的是我那一脸厌倦的翻译——一位矮胖的逊尼派穆斯林,人称“教授”。
“他们为什么叫你‘教授’?”我问他。
“因为我本来就是教授,”他说,一边摘下眼镜擦拭镜片,似乎在强调这一点,“在你们搞垮这个国家之前。”
尴尬的开场白。“你知道,”我说,“从一开始我就反对这场战争……”
“你们把伊拉克烤成了蛋糕,”他说,“然后送到伊朗嘴边。”
他冷笑一声,双手交叉放在肚子上,闭目养神。我假装看见路旁有什么而侧过头去。普通翻译不会这样和美国人讲话。我们陷入了沉默。
“伊斯塔尔加尔,”我终于找到了话题,“意思是‘自由’,还是‘解放’?”
他的眼睛睁开一条缝,乜斜着看我。“伊斯塔尔加尔?伊斯第克拉尔[24]是‘独立’,”他说,“伊斯塔尔加尔什么也不是。它的意思是美国人不懂阿拉伯语。”
据说教授在萨达姆时代手上也沾过血。无论真假,他是我们最好的翻译。但他不是个理想的旅伴。他双手合抱,两眼紧闭,或是在打盹,或只是不想说话。
车窗外满眼荒凉,没有树木和动物,也没有一丝植被或水源——这片土地一无所有。当人们描述伊拉克时,他们常提起电影《疯狂的麦克斯》——在那部以世界末日为背景的三部曲中,一群身穿虐待狂服饰的摩托车手穿越沙漠,为争夺汽油斗得你死我活。我在伊拉克从未见到过这幅景象。除了在什叶派的某个诡异的节日,人们用锁链相互抽打外,你在这个国家再也见不到恋物癖的痕迹。现在这里连个活物都见不着,我倒很期待视野中出现几个人影,即便是戴皮面具、穿露臀皮裤的机车党。可惜战争不是电影。
我们抵达水厂时卡齐米还没到。这是一座庞大笨重的建筑,旁边立着一排巨大的混凝土圆柱,顶部有金属管道连接。我们找到主楼,铁门在烈日下已锈迹斑斑。我们推了推,大门纹丝不动。
“长官,让我来。”一名魁梧的陆军中士自告奋勇。他朝其他士兵微微一笑,无疑要让所有人瞧瞧:和国务院派来的人相比,陆军是多么强壮、多么擅于开门。他推了一下,没有一丝动静。大多数士兵都注视着他。他脸上依然挂着笑容,后退一步,猛地撞向大门。一声巨响之后,门仍旧岿然不动。他的脸涨得通红,忍不住开始骂娘,包括教授在内的所有人的目光都被他吸引过去。他退到十五英尺开外,全速冲向大门。防弹衣与铁门相撞发出一声巨响,伴随着吱呀一声,门缓缓开启。士兵中响起零星的欢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