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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第一章 从中国历史上解释</h3>
国家士气消沉到如此地位,要不指出真正一条路线,一件法宝,谁还能取得一种自信力,唯心耶?东方文化耶?禅家的心性,宋儒的理气,移植于东邻,以养成所谓武士道,而出产地之中国则无役不失败。唯物耶?西方文化耶?瓦德[1]之机器,爱迪生之电气,在他人以之殖国富,扬国威,以建设所谓资本主义,五十年前之日本亦一半殖民地耳,而较日本输入西洋文化更早之中国,则农村宣告破产,工厂要求救济。人之无良,百药罔效耶?果尔则华族一名词,早应消灭于数百年以前,而何以时至今日,犹有此一大群众生息于大陆?我们且检讨过去,找出华族的真实本领是什么?
我于民族之兴衰,自世界有史以来以迄今日,发现一根本原则,曰“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则强,相离则弱,相反则亡”。生活与战斗本是一件东西从两方面看,但依经济及战斗的状态之演进,时时有分离之趋势。希腊罗马虽在欧洲取得文化先进美名,但今日继承希腊罗马文化的却并不是当年的希腊人罗马人,具有伟大的文化而卒至衰亡的总原因,就是生活工具与战斗工具的不一致。
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之一致,有因天然的工具而不自觉的成功者,有史以来只有二种,一为蒙古人的马;一为欧洲人的船。因觅水草就利用马,因为营商业就运用船,马与船就是吃饭家伙,同时可就是打仗的家伙,因此就两度征服世界。有费尽心血用人为制度而成功者,也有两种,一为欧战时才发明,十年来才实行,西人的国家动员;一为中国三千年前已经实施的井田封建,他的真精神就是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之一致。
封建不是部落割据(近人指割据部落思想为封建思想者,系用名词的误谬),是打破部落割据的一种工具,封就是殖民,建就是生活(经济)战斗(国防)一致的建设,井田不是讲均产(在当时也不是一件奇事),是一种又可种田吃饭又可出兵打仗(在当时就是全国总动员)的国防制度。懂得这个道理的创制者是周公——继承者是管仲(《左传》,“齐之境内,尽东其亩”,就可证明田制与军制国防之关系)——最后成功的是商鞅,井田制到商鞅已是八百多年,一定是同现在的鱼鳞册一样,所以开阡陌正是恢复井田。这是我发见出来的华族的真本领,诸公若能系统的叙述出来,使青年感觉到我华族固有的本领之伟大,从前可以统一亚洲大陆,将来何尝不可以统一世界,或许于现代消沉的士气有点补救?
但是要实行此种一出两便的制度,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实际与理论绝对的一致之人才,《左传》到现在还是世界上最好的一部模范战史,他叙述城濮之战时说,“晋文公作三军,谋元帅。曰郤氏可,说礼乐而敦诗书。”像现在的想象,礼乐诗书到底是不是做元帅的唯一条件?其实当时的一群贵族,没有一个没有部属的,也没有一个不会打仗的,从这许多武士中间,寻出一位说礼乐敦诗书的人来当元帅,这自然是正当。因为那时贵族的教育,是礼、乐、射、御、书、数。件件都是人生实用的东西。
陶希圣先生在游侠研究里,指出了两种不同的团体,我见了欢喜的了不得,这是历史上的大发明。
而我以为就是这一点是三千年来民族衰败的致命伤,项羽的士族团体既失败,而韩信死,张良逃,萧何辱,自此以后活动分子与智识分子不绝的暗斗(莽操之篡与历代的文字狱),智识分子之内又每形成两派自相残杀(历代的党争),一民族中的最重要的细胞,始终在暗斗的状态下,因此养成了智识阶级的两件不可救药的痼疾,一就是不负责任(读书人的最高理想是宰相不是皇帝),二就是不切事实(自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而改为诗、书、礼、乐、易象、春秋的六本书,是一大关键)。譬如酿酒,酵素坏了,譬如爆药,电管湿了,举天下之良法美意无上妙品,一一须经过这一道腐败幽门,而后能入于中国社会,百药罔效之总因,岂非在此?
历史上也曾发见几次沉痛的呼声,如清初顾亭林之提倡朴学,就是对于不切事实的反抗,但这种运动因为活动分子与智识分子暗斗之结果,事实派的颜元、李刚主终归失败,而一变成为考据,考据派的精神果然是科学的,但实际上还是几句死话。太平天国时代胡文忠的包揽把持,曾文正的《挺经》第一章,就是对于不负责任的反抗,但仅仅能做到一部分的成功,而从暗斗出身之李鸿章,仍为这不负责任不切事实的大潮流所打倒,以演成今日刻骨伤心的外交局面。
活动分子即主权阶级的性格,就是根本与智识分子相反,他的长处:(1)是肯负责任,但是容易流为武断。(2)能切事实,但是容易流为投机,武断则不能集众人之长,投机则不能定久长之计,这两件事于近代式国家发展是不相宜的。
智识分子道德上也有他的特长:(1)他能自持廉洁;(2)能爱护后进。惟其自持廉洁,对于物质的欲望较淡,精神上有自己娱乐之处,所以当君国危难的时候,牺牲区区生命,不算一回事。历代殉国诸人的真精神,我以为根据于此而来的。唯其爱护后进,故传授学徒,著书立说,使几千年的历史有继续不断的成绩。王夫之、顾亭林于国亡家破之后,犹拼命著书,所谓“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养成了华族悠长的气概。
汉高祖自己说,“我所以得天下之故,有三不如”,这是三千年历史上成败之标准,就是主权阶级(即活动分子)与智识分子合作,则其事业成,不合作则其事业败,所以中国治世时代,必以圣君贤相并称,乃至做坏事也必须土豪劣绅互相勾结,这中间出身于智识阶级,而肯负责任能切事实的人,只有诸葛亮、王安石、张江陵(张居正)、曾国藩诸人,在三千年中占极少数。
秦汉以后,政权武力智识分裂了(从前集中于贵族阶级),所以政治上有不断的竞争,而华族就渐趋于衰弱,但是我华族在这种压迫之下(竭力奋斗继续了三千年),还做一件惊人的大事,就是对于物的工作,就其奋斗的精神言,似乎蒸汽机关的发明,未必算这么一回大事,从造纸、印刷、陶瓷、漆、建筑、雕刻,乃至水车、机织,件件有独到的发明,不过为智识阶级所瞧不起,故不能有文字的记载,而学术的积聚性不能发扬罢了。
近五十年来,社会受环境之影响,发生了大变化,但其政治的演进可以分作几步说,第一步是智识与武力的合作(一丶智识分子投身为军人,二、军人入学取得智识,三、社会中智识分子与活动分子的合作)。这中间的聚散成败,有事实的证明,不必详述;第二步,当然是政权、武力、智识的一致,但应当切实注意者,就是智识分子还是不能切实地统制物质,所以民族的生活上根本发生了问题,而其所以不能统制物质的原因,也仍是因不负责任不切事实的两大弱点而来。
从顾颜的朴学精神,曾胡的负责态度,或许可以在酵素电管中,加入一点新生命罢。但是新式的社会,更有一样要素名曰“组织”的,这组织两字的意义,就是说一件事,不是一个人、一个机关负责任,而是各最小单位(个人)各负各的特别责任,而运用上得到一种互助的成功,这就是新经济的要点,也就是国防的元素。我们还有一句俗话“行行生意出状元”,这是中产阶级的反抗呼声,也就是将来物质建设的基础。我们现在可以说有强兵而国不富者矣,未有富国而兵不强者也。
说一句牢骚的话,商店的学生,工匠的艺徒,要是夜间能读上一点钟的书(就是在实际的事物中过生活的人而能攫取知识),恐怕倒可以负起复兴民族的责任,而每天坐汽车包车,在中大学上六时以上的功课的,恐怕将来只能做学理上的教授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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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瓦特——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