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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情况下，这时的天早就黑透了，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伸手不见五指。而那一天不。那一天的晌午过后突然下起了大雪，大雪一下子把村庄弄得圆鼓噜嘟的，一片白亮。黑夜降临之后大雪止住了，狂风也停息了，我们的村庄就此进入了阒寂的白夜，有些偏蓝。我无法忘记那个夜，那个雪亮的严寒夜空居然像夏夜一样浩瀚，那么星光灿烂了。我知道，雪光和阒寂会导致错觉，有时候，雪光就是一种错觉，要不然怎么会偏蓝呢？而阒寂也是，要不然我怎么会战栗呢？
张蛮在我家的屋后学了三声狗叫。我的心口一阵狂跳，我知道我必须出去了。张蛮在命令我。我希望这时的狗叫是一条真狗发出来的真声，然而不是。张蛮的狗叫学得太像了，反而就有点不像狗了。张蛮不是狗，但是我比怕狗还怕他。
我悄悄走出家门，张蛮果真站在屋后的雪地里。夜里的雪太白了，张蛮的黑色身影给了我触目惊心的印象，像白夜里的一个洞口。
张蛮说：“他在等你。”
张蛮的声音很低，他说话时嘴边带着白气，像电影里的火车。那种白气真冷，它加重了张蛮语气里的阴森感。我听了张蛮的话便跟着他跑了。
张蛮所说的“他”是李狠。与李狠比起来，张蛮只是李狠身边的一条狗。
我跟在张蛮的身后一直走到村东的桥头，一路上我都听着脚下的雪地声，格棱棱格棱棱的，就好像鬼在数我的步子。
李狠站在桥头等我们，他凸起的下巴也就是他的地包天下巴使他的剪影有些古怪。他的下巴有力，乖张，是闭起眼睛之后一口可以咬断骨头的那种下巴。
李狠的身后三三两两地站了五六个人。他们黑咕隆咚的，每人都是一副独当一面的样，合在一起又是一副群龙有首的样。
张蛮把我领到李狠面前，十分乖巧地站到李狠的身后去。
李狠说：“想好了没有？”
我说：“想好了。”
我是一个外乡人，去年暑期才随父亲来到这座村庄。父亲是大学里的一位讲师，但是出了问题，很复杂。要弄清他的问题显然不那么容易。好在结果很简单，他被一条乌篷船送到乡下来了。同来的还有我的母亲，我，两只木箱和一只叫苏格拉底的猫。一路上我的父亲一直坐在船头，他的倒影使水的颜色变得浑浊而又忧郁。我们的乌篷船最终靠泊在一棵垂杨树的下面，这时候已经是黄昏了。父亲上岸之后摘下了眼镜，眯着眼睛看着西天的红霞。父亲重新戴上眼镜之后两只镜片上布满了天上的反光，在我的眼里他的眼前全是夕阳纷飞，又热烈又伤悲。
当天晚上我们临时居住在一座仓库里。仓库太大了，我们只占领了一个角落。一盏油灯照亮了我的父母和那只叫苏格拉底的猫。仓库的黑色纵深成了他们的背景，父母的脸被灯光弄成了一张平面，在黑色背景上晃来晃去。父亲又摘下了眼镜，丢在一堆小麦上。父亲说：“村子里连一所小学也没有，孩子怎么上学呢？”没有学校真是再好不过了，至少我就不用逃课了。母亲没有开口，过了好半天她吹灭了那盏小油灯。她的气息里有过于浓重的怨结。灯一下子就灭了，仓库里的浓黑迅速膨胀了开来，只在苏格拉底的瞳孔里头留下两只绿窟窿。
为了办学，为了恢复村子里的学校，我猜想父亲一直在努力。在得到村支书的肯定性答复后，父亲表现出来的积极性远远超过了我的母亲。尽管村支书说了，我的父亲只在我母亲的“领导”与“监督”下“适当使用”。父亲拿了一只小本子，挨家挨户地宣讲接受教育的作用与意义。父亲是一个寡言的人，一个忧郁的人，但在这件事上父亲像一个狂热的布道者，他口若悬河，两眼充满了热情，几十遍、上百遍地重复他所说过的话。父亲站在桥头、巷口、猪圈旁边、枫杨树的底下，劝说村民把孩子交给自己。父亲逢人便说，把孩子交给我，我会还给你一个更聪明的孩子，一个装上马达的孩子，一个浑身通电的孩子，一个插上翅膀长满羽毛的孩子，一个会用脑袋走路的孩子！
父亲的努力得到了回报。父亲与我的母亲终于迎来了第一批学生，加上我一共二十七个。这里头包括著名的张蛮和伟大的李狠。父亲站到一只石碾子上去，让我们以“个子高矮”这种原始的排列顺序“站成两队”。父亲的话音刚落，李狠和张蛮立即把我夹在了中间。李狠面色严峻，而张蛮也是。我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很机密，很投入，意义很重大的样子。我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我反正是不会到他们家锅里盛米饭的。
父亲从石碾子上下来，让村支书站上去。村支书站上去说了几句蒋介石的坏话，又说了几句毛泽东的好话，随即宣布挪出河东第三生产队的仓库给我们做教室。村支书说，他正叫人在墙上开窗户，开好了，再装上玻璃，你们就进去，跟在老师后面，“把有用的吃进去，把没用的拉出来。”
简朴的典礼过后我们就散了，我没有料到我会在下午碰上李狠。他一个人。通常他们都是三五成群。他正在巷子里十分无聊地游荡。我知道他们不会理我，我没有料到在我走近的时候李狠会回过头来。
“笃”地一下，一口浓痰已经击中我的额头了。
这口痰臭极了，有一股恶毒和凶蛮的气质。痰怎么会这么臭？这绝对是奇怪。我立在原地，一时弄不懂发生了什么，我就看见巷头站出了两三个人，巷尾又冒出三四个。他们一起向中间逼近，这时候李狠走上来，劈头盖脸就是一个大问题：
“你父母凭什么让我们上学？”
我不知道。我的额头上挂着李狠的浓痰，通身臭气烘烘。我不知道。好在李狠没有纠缠，立即问了我另一个大问题：
“你站在我这边还是站在他们那边？”
我的胸口跳得厉害。我承认我害怕。但是李狠在这个下午犯了一个错误，他不该动手的，他应当让我怕下去，让我对他产生永久的敬畏，他不该捅破那层纸，他不该提供一个让我“豁出去”的念头。李狠显然失去耐心了，他一把就卡住了我的脖子。这要了我的命。我很疼，透不过气来。疼痛让人愤怒。人愤怒了就会勇猛。我一把就握住了李狠的睾丸。我们僵持。他用力我用力，他减力我减力。后来我的脸紫了，他的脸白了。我们松开手，勾着眼珠子大口喘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今天的这种局面。我想弄明白。然而李狠一挥手，他们就走光了。
“你等着！”李狠在巷口这样说。
雪夜里到处是雪的光。这种光有一种肃杀的寒气，不动声色，却砭人肌骨。我跟在李狠和张蛮的身后，往河东去。我们走过桥。桥上积满了雪；桥下是河，河面结成了冰，冰上同样积满了雪。你分不清哪里是桥面哪里是河面，我们每迈出一步都像是赌博，一不留神就摔到桥下去了。
过了桥就是第三生产队的打谷场了。打谷场的身后就是我们的教室。李狠让大家站住，命令王二说：“你留下，有人来了就叫两声。”王二不愿意，说：“这么冷，谁会到河东来？”李狠甩一口浓痰抽了王二一个嘴巴。
父亲在苦心经营他的“教育”。然而，同学们总是逃课，这一来父亲的“教育”很轻易地就被化解了。课上得好好的，刚一下课，很多同学就不见了。他们总能利用下课期间的十分钟，就好像这十分钟是地道，一眨眼的工夫他们就从这个地道里消失了。过了好一段时间我才知道，同学们的逃课与一个叫“弹弓队”的地下组织有关，这个“弹弓队”的队长兼政委就是李狠。他们集合在一起，每人一把弹弓。他们用手里的弹弓袭击树上的麻雀、野鸽，麦地里的鹁鸪、花鸽以及村口的鸡鸭鹅什么的。他们从赤脚医生那里偷来打吊针的滴管，这种米黄色的滴管弹性惊人，用它做成的弹弓足以击碎任何鸟类的脑袋。我曾经亲眼目睹张蛮瞄准树巅上的一只喜鹊，它突然张开了翅膀，以一块肉的形式重重地掉在地面上。弹弓队的成员每个星期都可以吃上一顿鸟肉，这是很了不起的。那时候我们每个人都饿肚子，我们找不到吃的，是李狠与张蛮他们把天空改变成一只盛满鸟肉的大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