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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寓武昌期间,朋友之间往来应酬自然少不了。生病的妻子自有母亲和家人照顾,妻子也担心李振钧长期陪伴在自己身边会忧愁成病,况且西南之行的途中也难得与朋友相聚,所以,尽管自己希望丈夫陪伴在身边,但凡有朋友相约聚会,她却总是善解人意地劝说李振钧不要顾虑自己的病情,多与朋友聚聚,以增加见闻,增进友谊。李振钧明白妻子的心意,也为了让妻子知道他并没有因为她的生病而影响学业,放弃对功名的追求,所以,每有朋友聚会,尽管他内心不愿意离开妻子半步,但还是遵从妻子的意愿前往。
一次聚会回到寓所,李振钧先去母亲顾氏住处问安,顾氏是个明白人,急忙催促儿子赶紧回到儿媳妇那里去。李振钧回到妻子身边时,汪正珠正靠在床头假寐。听见李振钧的脚步声,汪正珠吃力地睁开眼睛,柔情地看着丈夫。李振钧走过去,替妻子掖了掖被子,问道:“今天感觉怎样?”汪正珠答道:“今天感觉轻松了一些。”李振钧又问道:“药喝过了吧?”汪正珠回答道:“刚刚喝过了。”接着问道:“今天去……去了哪里?见了哪些……哪些朋友啊?”李振钧回答说:“今天没有会见朋友,——我独自去了四年前我们一起到过的地方,还有我们没有同游过的地方。我知道你在武汉住了那么多年,今天却不能出去故地重游,我算是替你重游一回吧。”
汪正珠急切地问道:“你去了哪些地方?快说给我听听!”
李振钧故意卖关子道:“你猜我先去了哪里?”
汪正珠也故意反问道:“除了黄鹤楼,还能去哪里?”
李振钧笑道:“也有夫人猜不到的时候。”
汪正珠故作思索后笑道:“都怪你上午出去的时候,没有跟我说要去哪里,不然的话,我就可以随你神游了。”
李振钧也故作吃惊地道:“我怎么不知道你还有这样的本事?下次出去,我一定先告诉你去哪里,然后回来再考考你,跟着我‘故国神游’都看到了啥?”
“我不想去了!”汪正珠突然幽幽说道。
李振钧见妻子神情有些黯然,知道是自己的话触到了妻子的伤心处,连忙安慰道:“等你病体好了,还是我们一去游更好。”
“更不想去!”
看见李振钧有些不知所措的样子,汪正珠喟叹一声,说:“东坡说过;‘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我若学着东坡神游,恐怕会被人……多情……而怜我……‘病骨支离—纱帽宽’了——只是连纱帽也……也不曾有过。”
李振钧连忙宽慰妻子:“纱帽会有的,凤冠也会有的。”
汪正珠本想调侃一下自己的病体,谁知不小心触到了丈夫的痛处,便赶忙道:“怪我胡说,夫君不要……不要……放在心上。”
李振钧似乎在想着什么,没有做声。
这次以后,,李振钧对功名的渴望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急切。也许是他内心觉得愧对妻子,也或许是他内心隐隐担忧妻子会活不长久,担心她不能看到自己登科及第,不能让她享受到朝廷封荫的荣耀。那样,他会内疚一辈子的。
也许是受父亲汪志伊称许李振钧为“第一人”的影响,结婚以后,随着对李振钧了解的加深,汪正珠也确信李振钧的才华出了她的兄弟们,肯定会有金榜题名的一天。往日里,李振钧年轻气盛,朋友聚会,往往任性贪杯,汪正珠总是像对待弟弟一般宽容爱护。即使两人之间偶然产生矛盾,她都能够宁可委屈自己,也不愿让丈夫受到委屈。有时婆婆知道了总要责备李振钧,这时候,汪正珠就主动担责,她会告诉婆婆是自己做得不好,惹得丈夫生气了。婆婆心里自然明白儿媳的心事,当然也不忍心责备于她。
李振钧每次有了新作,都要拿给妻子评判。汪正珠生性聪慧,自幼得到父亲的亲自教育,也能作诗填词,但她又是一个十分传统的女性,认为这些都不是女孩子要追求的虚名,这方面的才能也就未能充分显露出来。但是,她每次读了李振钧的新作,不但能够理解诗中抒的情怀,更能够读懂他的心事。有时她也会提出自己的见解,与李振钧一起谈论一番。只是她不会轻易这么做,但她每次指出的时候,夫妻俩经过一番仔细斟酌,最终李振钧都会欣然接受她的意见。在李振钧的心中,汪正珠不仅是他的妻子,还是与他不可分离的另一个自己。
数年的奔波,让李振钧在沉醉于沿途风光的同时,也多少忽略了对时事的关注。武汉三镇是中国腹部的一个重要交通枢纽,人口集中之地。留寓武昌期间,李振钧有机会仔细观察社会,又从友人们那里了解到许多新闻和旧闻,坊间盛传着“康乾盛世”盛名之下的中国,其实已经只是一个徒有虚名的空架子。面对乾隆末年危机四伏的政局,嘉庆帝曾经打出“咸与维新”的旗号,整饬内政,整肃纲纪。诛杀权臣和珅,罢黜、囚禁和珅亲信死党。诏求直言,广开言路,祛邪扶正,褒奖起复乾隆朝以言获罪的官员。诏罢贡献,黜奢崇俭。要求地方官员对民隐民情“纤悉无隐”,据实陈报,力戒欺隐、粉饰、怠惰之风。但其对内政的有限整顿,并未能从根本上扭转清朝政局的颓败。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农民起义如火如荼。嘉庆十八年(1813年),北方爆天理教起义,部分天理教徒,在太监接应下冲进皇宫,甚至于“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这正如给了嘉庆当头一闷棍。
表面风光的大清王朝,居然差一点就被数百名“暴民”端了老巢。震惊之余,上层统治者除了加强戒备,巩固统治而外,根本未能从深层次分析原因,力求改革图新。
而在外部,英国向中国输入的鸦片日渐增加。鸦片的输入,不仅毒害中国人的身体,损害中国人的灵魂,而且导致白银大量外流,削弱清政府的国力。朝廷在禁烟问题上时紧时松,弛禁派为了个人利益以及集团的利益,不惜出卖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严禁派出于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目的,与弛禁派展开了争锋相对的斗争。弛禁派和严禁派双方的势力此消彼长,也使得朝廷一直在弛禁和严禁之间摇摆不定,引起严重的内耗。
嘉庆帝在内乱频仍、外患渐逼的形势下,企图倾尽全力维护王朝的稳定,然而不可逆转的历史展趋势,使得清王朝的败落逐渐表面化,并从此日渐走向没落。
李振钧早已凭着自己敏锐的观察能力,现了这些问题的端倪,但是,他还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已经如此严重。因为长期随侍父亲身边,他不仅了解官场的腐败和黑暗,也积累了一定的从政经验。但是,他却对从政没有兴趣,他的理想只是想著书立说,希望能够像司马迁那样“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或者像张载那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作为一个熟读经史,头脑活跃、眼光敏锐的青年知识分子,李振钧的内心深处潜藏着一种深深的忧虑。从小接受的教育,他随侍父亲时接触的顾皋等人的影响,不仅使他早熟,丰富了他的阅历,开拓了他的眼界,尤其是使他形成了相对独立自由的性格。
可悲的是,一般士子们大多数即使皓穷经也不过为了功名利禄,整个大清王朝也早已成为一口巨大的铁锅,臣民们不过是锅中温水里苟活的青蛙。少数士人虽然对此有所直觉,但是大多更为关注的是政治体制的改革,而忽视了被弄得日益面目全非的传统文化的复兴。李振钧属于极少数的清醒者之一。
清醒者,往往也是苦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