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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达从嘈杂不堪的梦境里醒来，他感受到了透过窗帘射进来的阳光，于是习惯性地伸出右手，将放在床边的DELL（戴尔）手提电脑抬到自己胸前。电脑屏幕感应到了这种细微的振动，“啪”的一声从休眠中醒过来；FLASHGET（下载器）仍旧持续下载着动画，屏幕的右下角显示出“11：30”的数字。
上午11点30分，大部分新西兰留学生的标准起床时间。安达打了一个哈欠，将电脑轻轻放回到床边，慢条斯理地爬起身来。今天大学没有课，所以他并不着急，一连串穿衣服的动作很沉稳，好像一只澳大利亚的考拉。房子里静悄悄的，房东已经出去上班了。安达目前住在寄宿家庭，整个房子里只有他和一个六十多岁的房东老太太；老太太是新西兰本地人，工作是替旅馆清理房间，现在正是她最忙的时候——事实上，安达已经很久没有在中午12点以前看到过她了，因为她多半在工作，而安达在睡觉。
当安达叼着烤面包片来到客厅时，他看到靠近门口的浅灰色绒线沙发上摆着一大堆花花绿绿的信件，这显然是房东在上班前从信箱里拿出来的，还没来得及分类。这些东西如实地反映出了一个人的社交状态，里面有银行的月报表、电话公司的账单、一张快递通知、几张广告单，还有两张明信片。他把自己的信件挑出来，逐一打开审视，里面并没什么重要的东西；接着他又拿起那两张明信片，第一张背景是一只几维鸟的特写，发自奥克兰，是房东住在奥克兰市的大儿子给他母亲的例行问候；而第二张的背景则是中国的八达岭长城。
长城？安达挑动了一下眉毛，在新西兰收到画着中国长城的明信片，这多少有点奇怪。他把明信片翻过来，看到背面用英文写道：
安先生敬启：
我迫切地想与您就一些彼此都关心的话题进行一次有意义的探讨，希望您能于本月16日下午5点拨冗前往Cambridge镇Rifle Range街18号，我将在那里恭候。
你诚挚的
彼得·米切尔
英文是手写的，字体很漂亮，看得出写字的人曾经受过英式正统教育。安达挠挠头，把这几行字看了又看，觉得实在是莫名其妙，因为他从来不认识任何一个叫彼得·米切尔的人，也不曾与Cambridge镇的任何人有过任何“彼此都关心的话题”。这个突兀的邀请让安达觉得有些蹊跷，尤其令他不快的是，信里的措辞虽然客气，口气却很坚决，不容回绝。
星期五的早晨接到陌生人发来的邀请，这听起来很诡异，简直就像是一部三流悬疑小说的开头。安达回到自己的房间，躺在床上把明信片捏在手里反复端详。从卡片上的出版信息可以看出，这张明信片并不是中国出品的，而是属于新西兰本地印制的一套世界人文建筑明信片中的一张。这种卡片很少见，但并不算罕见，在比较大的邮局都能找到。这个叫彼得·米切尔的人选择了这张卡片，是不是有特别的用意呢？他是怎么知道安达的通信地址的？更重要的是，他为什么会写信给一个素昧平生的普通中国留学生？他到底想干什么？
一连串问号在安达脑子里盘旋，他觉得这很难用常理去解释。于是他就跑到网上，将这件事讲给了自己的几位朋友。一位名字叫作MULTIVAC的朋友听完以后，毫不犹豫地回答：“毫无疑问，这是外星人的阴谋。你会被骗到那间屋子里，然后被外星人绑架，被迫接受奇怪的实验。接着，你就只能等着FBI（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穆德和史考丽或者MIB（电影《黑衣人》里的组织）的J与Q来救你。”另外一个叫JULIEN的人更干脆地指出：“其实，他是一只从特兰西瓦尼亚逃出来的吸血鬼，现在他吃腻了盎格鲁-撒克逊人，决定要换换口味。”
安达当然不会相信这些无稽之谈，随着各种荒谬可能性的累积，他对这个邀请的兴趣反而增加了。于是他决定去看看，即使那是陷阱也无所谓。安达确信自己既无身家值得勒索，也没有什么政治秘密值得套取。还有一个理由促使他接受这一邀请，那就是好奇。本质上来说，安达是个有着强烈好奇心的人，不过他并没有与之配套的勇气与探索精神，所以这种好奇心往往被谨慎所遮掩。换言之，他只有在确认安全——至少他自己认为安全——的情况下才会纵容自己的好奇心，显然他不认为这封信是一个可怕的威胁或者阴谋，因此好奇心就占了上风。
Cambridge镇其实距离安达居住的Hamilton市并不远，只有30公里，是个只有几万人的僻静小镇。当然，就像Hamilton市和美国开国元勋汉密尔顿没有任何关系一样，Cambridge镇与英国剑桥也只存在语意学上的相似。当天的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温度是16摄氏度，二级小风。安达开车在下午4点半抵达了Cambridge镇。他在当地的Information Centre（咨询中心）要了一份免费的市区地图，按图索骥，然后很轻松地找到了Rifle Range街18号。
18号是一栋典型的新西兰老式建筑，木制浅绿色平房，墙壁油漆有些剥落，显得很老旧，好像一只生了皮肤病的河马。房外的小院里长满了各种各样茂盛的植物，一棵小山毛榉的枝条越过篱笆伸到了外面的步行道来。从哪个角度来看，都不像是会发生阴谋的地方。安达一边这么想着，一边把车停在了路边。他走到房子的门前，深吸了一口气，抬起手按动了电铃。门很快就开了，一个穿着灰白罩衫的中年女子出现在他面前。
“安先生吗？”她的口音很奇怪，听起来像是法国人。安达从怀里掏出驾驶执照，向她证明自己的身份。
“是的……呃……我接到了一封信……”
“请进吧，米切尔教授在他的办公室等着您。”中年女子说完示意他进来，安达跟着她穿过一条走廊，沿途看到两边挂着几张黑白照片，拍摄的年代似乎很早，都是在不同的地方拍的，他唯一能认出来的是希腊的阿波罗神庙和胡夫金字塔。走廊的尽头是一扇木门，门上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的是“Nothing is certain but death and taxion.”（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确信无疑的，除了死亡和纳税）。那女子打开门，冲安达做了一个手势。他犹豫地迈进了房间，门在他身后关上了。
“我知道你会来的。”一个快活的声音在屋子里响起，安达抬起头来，看到坐着轮椅的米切尔教授发出刺耳的笑声。这是一位年纪在六十五到七十岁的老人，满脸都是沟壑纵横的皱纹与老人斑，眼袋很大，所以在厚厚的镜片后的两只眼睛显得很疲惫。他穿着一件浅灰色的老式睡衣，睡衣的边缘磨得很旧，干枯的左手手背上全是墨水的痕迹。
“您的手……”
“哦？你是说这个吗？”米切尔教授抬起左手，将手背对着安达晃了晃，后者注意到那并不是墨水的痕迹，而是很多文字。“他们总是建议我用备忘录，于是我就自己准备了一个。”米切尔教授解释道，然后他又把眼神投向安达，这一次变得比刚才锐利了不少。“请坐，安先生，我想你已经收到了我寄给你的明信片。”
“是的，所以我来了这里。”安达点点头，坐在椅子上，他发现教授身后的原木书架上，不仅有厚如砖头的书刊典籍，还摆放着各种仿真建筑模型，精美无比。
“请容许我先介绍一下自己。”米切尔教授摘下眼镜擦了擦，神情好像是在给大学一年级新生上第一堂课，“我和你一样在Hamilton市怀卡托大学，是考古物理系的客座教授彼得·米切尔；不过你在校园里肯定没有见过我；显而易见，我只能在家里主持远程教学。”说完，他拍了拍自己的轮椅。
“您说的是……考古物理系？”安达花了二十秒才明白这一个单词的发音。
米切尔教授转身拿起一支铅笔，在纸上写下这个单词的拼法，拿给安达看，然后说：“嗯，这是一个介于考古与物理学之间的专业。按照时下流行的说法，这是一门边缘学科；详细的课程介绍在大学网页上有下载——当然，那只是些听起来很威风的牛皮罢了，唯一的用处就是每年从教育委员会那群傻瓜那里挖来更多的预算。不过，这与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无关。”
“那么，一位考古物理系的教授找一位商学院的中国留学生有什么事情呢？”
米切尔教授眯起眼睛，将手里的铅笔来回摆弄起来，铅笔的笔头已经被咬烂了，全是牙印。“你知道长城吗？”
这个问题对身为中国人的安达显得不够礼貌，甚至有些粗鲁。他不满地皱了皱眉头，不过并没有把这种情绪表露出来，只是冷淡地回答说：“知道。”
“很好，那么关于长城的历史以及它伟大的建造者——你们中国人叫他嬴政——你了解多少？”
“在我的中学时代……”“中国的中学历史教育一向很糟糕。”米切尔教授尖刻地插道，“我认识的很多中国留学生甚至不知道隋文帝与大运河。”
“我认识的一些新西兰学生也不知道库克船长和塔斯曼。”安达忍不住反唇相讥。（注：塔斯曼，荷兰探险家，于1642年率领第一批欧洲人发现了新西兰岛，并将此地命名为新西兰；库克船长，全名詹姆斯·库克，1769年以国王乔治三世的名义占领了新西兰，开始了欧洲的殖民。）
“好吧，好吧，让我们回到话题上来。”米切尔教授摇摇头，似乎不想与他陷入争论，“你刚才说你对长城很了解。”
“我想这并不奇怪。”
“这很好，因为如果对长城一无所知的话，就没办法胜任这个工作。”
“工作？”
“是的，一份工作，这就是我叫你来的缘故。”米切尔教授拿铅笔的一端敲了敲桌子，发出浑浊的咚咚声。过了一会儿，他看到安达还保持着沉默，于是开口问道：“你不想知道这是份什么工作吗？”
“我想您会告诉我的，我在等待。”安达慢条斯理地回答。
米切尔教授的表情一下子变得很不舒服，仿佛在舞会上被笨拙的舞伴踩到了脚一样，安达觉得自己现在略占上风。教授把眼镜推了推，看了他一眼，用两手操纵轮椅来到书架旁，取下一个蓝色的文件夹，从中间抽出几页纸来，一边翻动一边说道：“你知道，我是个历史学家，也是个物理学家。出于职业习惯，我更喜欢从纯粹的技术角度去研究历史遗迹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事件，这也是属于考古物理学的范畴；任何历史事件，有其人文原因，也有其技术原因。比如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我想你也许知道——穆罕默德二世在加拉太北面铺设了一条涂满了牛油的陆上船槽，使得土耳其人将80艘战船拖运到了金角湾的侧面，从而赢得了胜利。对别的历史学家来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是伊斯兰文明的胜利；而对我来说，那也可以解释为是摩擦系数的胜利。所以我的注意力更多的是放在物理现象本身，那才是诱发历史的最直接原因。而考古物理学的意义就在于，我们用物理学的常识来考察历史上重大事件的原因，并以此来回溯历史真相。普通历史学家只能从历史文献里判断出阿拉伯人确实攻打过君士坦丁堡，而我们物理考古学家则可以通过对加拉太附近的船槽遗迹以及当地土质的研究来复原土耳其战船造型。”
安达把身体换了个姿势，保持着安静，而教授则继续说道：“我最早对长城产生兴趣是在1956年，那时候我在英国约克大学的考古系为一个野外小组提供技术支持。该小组的领导者，也是我的导师卡尔·格罗夫，提出一个有趣的理论。他说从一个考古物理学教授的视角来看，中国的长城是世界七大奇迹建筑中最富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建筑；当印度人、巴比伦人为取悦他们的王妃修建陵墓、罗马人为取悦他们的市民而修建大斗兽场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开始从更实用的角度来选择他们的公共工程。长城所具备的含义，完全取决于政治与军事方面的因素——抵抗北方民族的侵袭——而不掺杂任何浪漫的杂质。虽然罗马人也曾经在大不列颠岛修建了哈德良长城与安敦尼长城，但那只是一项暂时性的简易工程，无论规模和历史意义都无法与中国长城比较。嬴政在这方面是相当值得赞赏的君王。
“因此他让我就这个题目写一篇论文。在研究了包括阿诺德·汤因比的理论与奥雷尔·斯坦因的实地勘察报告后，我始终还是觉得很茫然，因为我无法确定自己的方向。1957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巴黎年会上被介绍给了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剑桥大学的约瑟夫·李约瑟博士……”
“李约瑟是谁？”安达问道。米切尔教授不屑地看了他一眼，略带嘲讽地回答说：“就是写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李约瑟博士，对，中国科学技术史。”他把“中国”这个单词咬得很重，安达不禁有点脸红。
“当时李约瑟博士正在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因此他给了我很多建议，并对当时还处于雏形的考古物理学表示出了很大的兴趣。我从他那里得到了不少宝贵的资料，尤其是关于长城的相关史实；在对其中一件围绕着嬴政与长城而发生的事件做了详细研究后，我最终确定了论文的题目与方向，那就是长城在特定历史事件中的物理因素，但是仍旧有一个问题……”
“缺乏实地考察吗？”
“嗯，你并不像我想象中那么对考古学一无所知嘛。”米切尔教授的话不知道是挖苦还是恭维，“考古学最重要的就是实地勘察，缺乏实地勘察的历史论文是没意义的，就好像在伊拉克找不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小布什是愚蠢的一样。”
“那你可以去中国考察。”
“我申请过了。1959年6月，我向中国政府提出前往宁夏西吉县秦长城遗迹以及山海关进行实地考察，但是被拒绝了。于是我的论文不得不搁置，一直到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