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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是蓝
七年前，康涅狄格州，银山医院。
那个秋天，Esther每个周末的日程安排都是差不多的——放下手头所有的事情，开三个钟头的车去康涅狄格乡下一所精神科医院，探望她的男友Han。就像她生活中其他方方面面一样，她也尽量把这件事情做到无可挑剔——她按照医生的嘱咐，尽可能自然地和他聊天，打扮得随意洒脱，有时看起来像Amelia Earhart〔1〕，有时则模仿Sofia Coppola〔2〕，若是碰上阳光明媚的好天气还会带三明治和红葡萄酒过去，在医院的草坪上野餐。
在那段日子里，Han几乎从不主动开口说话，不管是对医生、护士、病友，还是对她。Esther不知道他是不是还在失眠，是否仍旧被梦魇所扰，但当他闭着眼睛仰面躺在草地上的时候，完全就是他们初识时的样子，精神看起来已经好了许多，心情似乎也不错。于是她便乐观地断定，圣诞节之前，他就可以跟她回纽约了。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Esther开始意识到自己可能把这件事想得过于简单了，Han没有像她原先计划的那样很快好起来。用医生的话来说，他状态稳定，但始终没有明显的好转，他还是在做那些梦，却什么都不愿意说。他似乎安于这种状态，离开原来生活的圈子让他觉得更自在，这里没人知道他是谁，没人知道他做过什么，所以，他什么都不必想，什么都不必做。
感恩节之后，Esther渐渐失掉她的耐心，她开始对Han描绘将来，说她要找一间新公寓，位置最好在她将来工作的地方和芭蕾舞团之间。她可以先一个人去看房子，再把照片发给Han看，他们必须抓紧一点，十二月之前就把地方定下来，然后花一个半月装修，新年就可以搬进去住了。她委婉地暗示，那将会是他们全新的开始，并为这个开始设下一个截止日——圣诞节，最晚不超过元旦，这样Han就可以在一月份回到芭蕾舞团，赶上春天的演出季了。
Han静静地听她说完，伸手碰了碰她的头发，开玩笑似的问：“如果我不再跳舞了，这件事还算数吗？”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Esther觉得喉咙哽住了。
“如果我不再跳舞了，我们还有可能在一起吗？”他换了一种更坦白的方式重复那个问题。
Esther僵在那里，无数种不同的答案在她唇齿之间冲突碰撞，过了很久她才艰难地回答：“我没办法爱一个就这样放弃自己才华的人，我觉得这样很懦弱。”
Han看着她，像往常一样，没有多少情感流露，一字一句地对她说：“恐怕我就是这样懦弱。”然后对她说抱歉，以及再见，要她不要再来看他了，因为他对她来说不够好。
Esther不记得自己第一次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有没有哭，那段回忆只给她留下一种窒息般沉重的感觉。那天之后，她仍旧每周都去银山医院。Han比她更坚决一点，不愿意再见她，只发了一封电邮，大意是：最后的选择都已经做了，就这样吧，并对以前的种种说了“谢谢”和“对不起”。总共不过两行字。
哭也哭过了，分手也说了，Esther开始想当然地幻想，有时候她把那些决绝的话当成是Han在如今这种境况下做出的善意姿态——他不想再拖累她了。有时候，又把这些答复都归咎于他的精神状态，等有一天他好了，便会像从失忆中恢复过来的人那样，一时间醍醐灌顶，想起从前那些美好的事情，包括舞蹈，也包括她。
与此同时，她也为自己叫屈。一直以来，她总是和美丽、幸运、才华、荣耀之类的词联系在一起，但现在她为了这个人放下了全部的骄傲，每周开三个钟头的车去一所精神科医院只为了见他一面。她身边所有的人都希望她能痛快地结束这段关系，她的父母、朋友，甚至也包括Han和她自己。但她却没办法做个干净的了断，也不能相信一切能够这样轻巧地结束。
她妈妈费了许多口舌劝她，爸爸对她喊叫：“你应该放下那个人了！”
她便也喊叫着回答，突然记起一些不知从哪里听来的大道理，“他只是病了！如果他摔断了腿，瘸了，或是瘫了，如果他得了癌症，我是不是也应该坐视不管？！”
一时间她觉得自己又回到了十三四岁时的逆反期，热衷于跟父母对着干，把写着“I thought what I'd do was, I'd pretend I was one of those deaf-mutes”的笑脸logo贴在卧室墙壁上（典故出自《麦田里的守望者》，意为“我认为自己应当伪装成一个聋子、瞎子和哑巴”）。那是种很奇妙的感觉，亲身体会过的人才懂得，只有那些能让你痛到极致的东西，才能带来极致的快乐。
Esther还记得那个下雨的冬日，她去求Han的主治医生，甚至企图贿赂护士和警卫，终于在医生办公室外的走廊里找到他。
她拿出一种殉道者般的态度对他说：“你没有退路，我也没有退路，没人可以这样放弃自己！”
Han停下脚步，背靠在墙壁上看了她片刻，然后开口问道：“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为什么会答应陪你去毕业舞会吗？”
Esther有些茫然，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突然提起过去的事情。
“利他灵〔3〕，SAT〔4〕考试之前总会有人需要。”他笑了一下，自问自答，“为了卖掉手上的药，赚些零花钱，你们学校的人都很有钱。”
许多年之后，Esther仍旧清楚地记得他的话在她身上引起的钝感的疼痛，她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哭了，也不知道应该做何反应。“谢谢你终于告诉我。”她记得自己这样回答。
傍晚时分，气温骤降，雨滴在云层深处凝结，变成雪花缓缓落下，在汽车风挡玻璃的四周渐渐堆出繁复美丽的图案。Esther开着她的黑色旅行车驶出医院的车道，她看不清前面的路，因为风雪，也因为眼泪。她把车泊在路边，松开安全带，趴在方向盘上哭了很久，那是个很适合哭泣的地方，放眼望去是一成不变的荒芜的景色，几乎没有行人，很久才有一两辆过路的车子，不减速，疾驰而过。
那天夜里，她回到家，躲在浴室里，背靠着浴缸坐在地上，把淋浴花洒开到最大，用水声掩盖抽泣的声音，又花了很长时间，删掉手机里Han的号码，以及一切与他有关的联系人，然后，用整个冬天来消化这件事——都结束了，他们之间不会再有更多的瓜葛。
圣诞节来了又过去了，紧接着便是新年，一月的寒潮之后，春天来临，才一转眼就是六月了。Esther写完论文，离开学校，开始在麦迪逊大街上一家著名的画廊里工作。她逐渐放下那些心事，重新找了房子，搬家，上班，继续她的照相机收藏，跟朋友们出去疯，和新认识的男孩子约会，她尽情地活，开心地笑，却始终没能再遇到一个无须做什么便能让她紧张得无法思考以至于口吃的人，同时，也没什么事让她又哭又笑，失落了自我。一切平静如常，没有芭蕾，没有医院，没有医生，没有药，没有大起，也没有大落。
只可惜这种轻松无忧的日子没能持续很久，七月末，她去海滨度假，回父母家收拾行李的时候，在一个旧包里翻到一本去年的效率手册，皮质封面背后夹着几张名片，其中的一张写着一个她曾经很熟悉的名字，Harris医生，银山医院。她看着那张名片发呆，妈妈在楼下叫她，她没有应声，脑子里一片空白，拿起电话走到窗前，拨了名片上那个电话号码。
接电话的是Harris的秘书，辗转了很久才告诉她，Han Yuan一个月以前出院了，病历转给了一个曼哈顿的心理医生，他本人应该已经回到纽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