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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做的好处是既可以免除武将掌权柄对朝廷形成的威胁，让大明变成中晚唐时期的节度使割据的覆辙。
又可以提高这些武将的地位满足这些武将的虚荣心。
这项政策也一改两宋以来武将地位低人一等。而军队没有进攻欲望的情况，从而更好的为大明奋斗。而且老朱给予武将很高的荣誉和地位。
这些事儿呢都足以说明老朱对北部边境的残存的北园势力和游牧民族的北部边患也是相当重视的。
可是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卫所制屯田制搞上一代两代还行。时间久了会不会像唐朝的府兵制一样，最后因为无田让士兵耕种而崩溃呢？
这个答案是显而易见，所以说这个唐朝的府兵制跟明朝的卫所制在形式上是大为不同的。
但是本质它都是以田地为基础的，都是以粮食为标准的。
一旦涉及到这两样东西，什么制度都靠不住，国人对田地和粮食的执着不用形容。
一切准则都会输给时间，历史也告诉了我们同样的结果。
明朝的卫所制之所以会崩溃，就是因为大量本来用于军田的土地被大户或者是士绅所占。
军户的百姓因为无粮可吃，无田可种，只能逃跑，有的甚至躲进了深山老林之中。
底层出身的老朱自然是明白这些官吏还有大户的鬼魅伎俩，那么为了保险起见北边的卫所一但依靠不住。那就需要有一个能够代替卫所的制度。
朱元璋将大量的藩王封到了北边的长城附近，提供给他们兵马，赋予他们权柄，让他们为大明呢看守北大门。
朱元璋就沿着长城防线，从西到东，秦王，晋王，燕王，代王，肃王，辽王，庆王，宁王，谷王这些塞王为大明看守着国门，抵御着北方的游牧民族，并且监督的这些卫所。
但卫所平时不归这些赛王指挥他们是归五军都督府指挥的。这样既可以防备塞王做大，也可以让这些卫所有人监督。
老朱的这个想法正是吸取了汉晋边防的教训，汉晋那会儿都是朝廷跟游牧民族火拼，世家大族们在后方坐收渔翁之利。
这么一搞不就攻守之势异也，老朱大肆提高宗室藩王们的待遇，一方面是私心私情所导致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为了防止这些手握兵权的藩王造反。一旦这些繁忙想造反，哪有这么高的军饷去给他手下的那些军队。
另一方面家底越厚，你造反的代价也就越大，谁愿意舍弃万贯家财，提着脑袋跟朝廷对着干呢？
还有一个就是这些丰厚的俸禄并不是给他们自己的。你每个赛王麾下都有三卫的部队，这些部队的军饷也是从这些俸禄之中出的。
而且培养这些藩王也可以更好的去制约开朝之时的那些武将，毕竟这些藩王还是一家人嘛。
所以明初尤其是这些塞王的权利是相当之大的，他们可以在有边患的时候统一指挥区域卫所都司中的兵马，这也是朱允炆想要削藩的主要原因之一。
有的时候，人算不如天算，如果朱标还活着，以朱标的威望是可以镇得住他这些弟弟们。
其实即使朱允炆继位之后，其实他只要维持好和塞王的关系。等这些初代藩王们都死去之后再找机会把北患跟藩王的问题一起解决。
奈何这朱允炆是个急性子，可是有些事儿本来就不是一时能办好的事。
朱允炆着急削藩结果闹出了靖难之役，朱棣登基之后就是采取的这个方法逐渐的削去了塞王的所有的兵权。
但是当时朱元璋提出这个条件的时候，就因为当时大明的国力不允许朝廷直接支持边境的后勤，才想出这个折中的办法。
为了支持朝廷对北部边患的防御不得加大了对于开中法的投入。
到万历时期开中法几经变换，实际上已经执行不下去了。所以才有了张居正改革变成了一条编法。
执行一条编法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朝廷为了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同时提高朝廷的收税效率。
在明朝之前，朝廷的税负都是由三部分组成的。人丁税，田税和徭役。
但是作为开国者的老朱是从普通老百姓中走出来的，所以他为了减轻当时底层人民的负担，便把人头税，也就是人丁税给取消了。
所以明朝就没有人丁税了，征税只有田赋和徭役两项。
所以明朝官府中的黄册只是统计田亩的数量。由于没有人丁税，所以明朝对人丁的统计并不是十分准确，而且有些统计的时候就是把上一回统计的数字抄下来往上一报。
所以明初人口6ooo万，明末还是6ooo万，其实归根结底就是明朝不按人头收税，朝廷就没有统计人口的动力。
朝廷的税收一个叫田赋说实在的，这个税其实不重。大明所有在册的田亩包括士绅的田，只要在册的这个税根本没人逃。
那为什么会出现非常严重投献事件，宁可当士绅人家的佃户也不当自耕农呢？
那就要说另一项徭役了。如的京官七品，嘉靖时是优免二十丁，就是官员家里有二十个人都不用去衙门当差了。
徭役就是老百姓每年都要无偿给官府进行义务劳动，大的就是修长城、修陵寝、修宫殿，修防洪堤，挖河。
小的徭役是本县之内修桥补路，给官府劈柴，烧水，看门，抬轿子。
但这么干会耽误农时，同时服大徭役。修船，挖河甚至送粮，又要需要自备食物和衣物，所以就对那些服摇役的老百姓来说，几乎就是生死攸关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