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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1</h3>
我沿着烘干房边上走,跟上次一样。蹲着穿过“禁止通行”铁链,跟上次一样。绕过巨大的绿色立方体建筑一角,跟上次一样。突然,有东西撞到我。就我的身高来说,我不算重。但身上还有点儿肉——“再大的风也吹不走你,”我爸爸以前常说——然而黄卡人还是差点把我撞倒。
我仿佛遭到了黑色外套下藏着的一群拍着翅膀的鸟群的攻击。他嘴里吼着什么,我大吃一惊,来不及反应他在吼些什么(不是害怕,确切地说,还没来得及害怕)。
我用力一推,他踉跄着撞向烘干房,外套裹到腿上。他的后脑勺撞到金属,“砰”的一声,脏兮兮的软呢帽掉在地上。他也随之倒下,不是跌倒,而是顺势倒下。我的心一阵狂跳,继而觉得很对不住他,当他捡起帽子用一只脏手掸灰时,我的内疚感更强了。帽子再也不会变干净了,而且,很可能,他本人也将如此。
“没事吧?”我问道,我弯腰扶他的肩膀帮他起来时,他用力推开我,沿着烘干房边上迅速向后躲。可以说,他看上去像只跛腿蜘蛛,实际上当然不是。他的形象是:一个酒鬼,因为没喝酒脑袋耷拉着。他跟阿尔·坦普尔顿一样挣扎在死亡线上,五十多年前,美国还没有慈善收容所或疗养院来收留像他这样的人。要是他入过伍,退伍军人管理局可能会收留他,但谁会把他送到退伍军人管理局呢?很可能没人会这么做。
尽管有人——多半可能是工头——可能会叫警察来。他们会把他丢进醉汉拘留所,关上二十四或四十八小时。要是他在那儿没有死于震颤性精神错乱引发的抽搐,他们就会放了他。如此周而复始。
我发现自己希望前妻在这儿——她能找个匿名戒酒会收留他——可是克里斯蒂二十一年以后才出生呢。
我把公文包夹在两脚之间,伸出手给他看我手上什么都没有。但他沿着烘干房的边墙迅速退到更远的地方。短胡茬上黏着口水。我四处张望了一下,确认我们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看到工厂的这块地方只有我们两个便再次试图和解。“我推你只是因为被你吓到了。”
“你他妈的是谁?”他问,声音跨越五个八度音域。要是我上次来时没听到过他的问题的话,我根本不知道他在问什么……尽管发音相同,音调是不是变了?我不太确定,但猜想应该没错。<i>他不会伤害你,但他跟别人不一样</i>,阿尔曾经说过:<i>他好像知道点儿什么。</i>阿尔认为这是因为1958年9月9日上午11点58分,他碰巧在兔子洞附近晒太阳,很容易受到兔子洞的影响。就像你在电视机边上使用混合器会在电视屏幕上产生静电干扰一样。很可能会这样。或者,也可能只是因为他是个醉鬼。
“不是什么要人,”我用最令他放心的语气说道。“跟你完全没有任何牵连的人。我叫乔治。
你叫什么?”
“混蛋!”他厉声说道,跑到离我更远的地方。这俩字若是他的名字,倒真是不同寻常。“你不该来这儿!”
“别急,我就走,”我说着拿起公文包,以示诚意。他将瘦削的肩膀耸到耳际,好像等着我用公文包砸他。他像只经常挨打的狗,除了挨打不会期待别的际遇。“没事,没事,行了吧?”
“滚出去,混蛋!从哪里来的滚回哪里去,别惹我!”
“放心好了。”我正从惊吓中缓过神来,残留的肾上腺素跟我的同情——或者说恼怒,混在一起。那种我对克里斯蒂产生过的恼怒,在我回家发现她一边嘴里答应改邪归正永远戒酒,一边却又酩酊大醉的时候。这些情绪,加上夏末中午时分的炎热,让我胃里一阵翻涌。就一场救援行动而言,这大概算不得一个好开场。
我想到肯纳贝克果品公司,想到根汁汽水的美妙味道;我似乎看到老弗兰克·阿尼塞拿出杯子时冰冻柜里冒出的冷气。而且,那里当真凉快。
闲言少叙,我朝那个方向走去,我的新公文包(边缘被故意做旧了)在膝盖边上蹭来蹭去。
“喂,喂!你,转过脸来!”
我转过身。那酒鬼撑着烘干房边缘,挣扎着站起来。他已经把帽子掸干净,攥在怀里。他在怀里摸索了半天。“我从绿色前线那儿得到一张黄卡,混蛋,给我一美元。今天双倍收费。”
我们又重新搭上话,真令人欣慰。不过,我尽量不靠他太近。我不想再吓到他,或者引起另一轮攻击。我在离他六英尺远的地方停下来,伸出手。阿尔给我的硬币在掌心闪着光。“要一美元我没有,我只有半美元。”
他犹豫了一下,左手拿着帽子。“别指望我会答应你。”
“是很有诱惑力,但我能抵制诱惑。”
“嗯?”他的视线从五角硬币转向我的脸,然后又转向硬币。他举起右手擦去下巴上的口水,我又看到了与上次不同的地方。虽然不算什么大事,但足以让我怀疑阿尔断言的可靠性——他认为每一次回来都是一次重置。
“我不管你收下还是丢下,可你得快点拿主意,”我说。“我有很多事情要做。”
他一把抓过硬币,又退回烘干房边上。他眼睛瞪得大大的,污浊不清。下巴上又流出口水。
世界上真没有什么能敌得过酒的魔力;我想不通为什么占边波本威士忌、施格兰金酒、迈克硬柠檬水不用酒鬼在杂志上做广告。比如:尽享占边,人生无限。
“你是谁?在这儿干什么?”
“工作,我想是这样。听着,你有没有去参加过匿名戒酒会治治你那毛——”
“滚蛋,吉姆拉!”
我不知道吉姆拉是什么,但滚蛋两个字响亮而清晰。我朝大门走去,希望他会追过来问更多问题。我上回来的时候,他没有追过来问,但这次见面显然跟上一回不一样。
因为他不是黄卡人,这次不是。在他举起手擦下巴时,手里握着的卡不再是黄色的。
这回的卡片同样脏兮兮的,但看得出是艳橙色。
<h3>2</h3>
我穿过工厂的停车坪,再一次拍拍红底白色的普利茅斯复仇女神老爷车后备箱,祈求好运。
我需要尽可能多的好运。我穿过铁轨,又一次听到火车“呜——刹”的声音。但这一次,声音听起来更遥远,因为这次跟黄卡人的见面——现在变成了橙卡人——花的时间稍微久一些。工厂废气发出的恶臭跟上次一样,同一辆城际公共汽车呼啸而过。因为这次我稍微晚了一点儿,没能看到线路标志,但我记得上面写着:“路易斯顿快线”。
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问题,不知道阿尔看过这辆载着同一批乘客的巴士多少次?
我疾速穿过街道,尽可能挥走蓝色的车尾气。
山区乡村摇滚乐叛逆少年站在门外,我脑子突然一个闪念,要是我抢先用了他的问候语跟他打招呼,他会怎么回答。从某种意义上说来,这跟吓到烘干房边上的酒鬼一样不厚道;要是抢走原本属于孩子们的秘密语言,他们还剩下些什么呢。
这孩子甚至不能回去玩Xbox游戏机。所以,我只是冲他点点头。
他点头回敬。“嗨,帅哥。”
我走进店里。铃叮当作响。经过折扣连环画册,我径直走向弗兰克·阿尼塞身旁的冷饮柜。“朋友,今天想喝点儿什么?”
我突然被难住了,因为他上次不是这样问的。
我想起来了,他上次确实不是这么问的。上一次我从架子上拿了一份报纸。这一次没有。可能每次造访1958年都会将里程表全部归零(除了黄卡人),但如果一开始就改变某件事情,所有事情就都随之改变了。这种想法让人既惊恐又如释重负。
“来点根汁汽水,”我说。
“好嘞,按老规矩,看来咱们有共识,五分还是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