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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分钟一英里公路”上向南开时，我努力说服自己，我没必要插手卡罗琳·波林的事。
我告诉自己，她是阿尔·坦普尔顿的一次试验，与我无关。现在，他的试验跟他的生命一样，已经结束了。我提醒自己，名叫波林的女孩儿的情况跟多丽丝、特洛伊、图加和埃伦的情况截然不同。
是的，卡罗琳会腰部以下瘫痪；是的，这很恐怖。
但被子弹打残跟被锤子砸死不可同日而语。不管是否坐进轮椅，卡罗琳·波林都会享受完整而成功的一生。我告诉自己，拿着我该干的正事儿冒险，再次挑战执拗的过去，让它伸出手，抓住我，咀嚼我，那太疯狂了。
全然行不通。
我本来打算第一天晚上在波士顿的路上度过，但邓宁在他爸爸墓前压垮花篮的画面不断地在我脑海里涌现。他死有余辜——见鬼，该死——但10月5日，他还没对家人做任何事情。至少对他的第二个家庭还没有。我可以告诉自己（确实这样做了！）他对第一个家庭做了很多，1958年10月13日，他已经杀了两个人，其中一个受害者几乎是个婴儿，但我只是从比尔·图尔考特那里听说的。
我猜，到最后我想用些感觉好的事情，来平衡感觉糟糕的事情——无论做这件坏事多么有必要。所以，我没有去波士顿，而是在奥本下了收费公路，向西开到了缅因州滨湖区域。我登记住进了阿尔曾经住过的小木屋，夜幕已然降临。我用不可思议的淡季价格租下临水的四间小屋中最大的一间。
那五个星期可能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除了经营当地商店的一对夫妻（我一个星期去商店买两次生活用品）和小木屋的主人温切尔先生，我谁都没看到。温切尔星期天会顺便过来拜访一下，确保我一切都好，玩得开心。每次他问我，我都告诉他我很开心。这不是谎话。他给了我一把设备棚的钥匙，每天清晨和傍晚，水面平静如画的时候，我就去划上一会儿独木舟。记得有天晚上，一轮满月恬静地爬上树梢，在水面铺出一条银色大道，独木舟在水面投下美丽的倒影。远处，水鸟一声惊叫，引来同伴或配偶的应答。很快，其他水鸟也随声附和。我收起桨，静静坐在离湖岸三百码的小舟上，欣赏皎洁的月光，聆听水鸟的对话。我记得自己当时心想，要是某处有片天堂，没有如此美丽的话，我是不愿去的。
缅因州的又一个夏天离去，秋天的色彩悄然绽放——首先是淡黄，然后是橘红，接下来是火红。
市场上，有满箱满箱不带封皮的平装书，我读了三十几本，或许更多：艾德·麦克班恩，约翰·D.麦克唐纳，切斯特·海姆斯和里加德·S·普拉查的推理小说；情色故事，像《冷暖人间》和《丹尼·费希尔》；二十部西部小说；还有本名为《林肯探寻者》的科幻小说，讲的是时空穿越者试图记录亚伯拉罕·林肯“被遗忘”的演讲。
除了读书划船，我还去树林里散步。秋天漫长的下午经常是雾蒙蒙的，温暖舒适。朦胧的金色阳光斜着透过树梢。晚上，无边无际的寂静在山林间回荡。114号公路上少有车行。晚上十点以后，路上连车影子都看不到。十点以后，这片世界只属于水鸟和冷杉。渐渐地，邓宁躺在他爸爸墓前的画面消失了。我发现，闲暇时，我也不再回想在那个怪异的时刻，回想我如何把还在焖烧的纪念品枕头扔到特拉克陵墓里睁着眼睛的邓宁身上。
十月底，坚守到最后的叶子从树上纷纷落下，夜间气温开始降到华氏三十度以下，我驱车启程去往达勒姆，熟悉鲍伊山附近的地形。两个星期之后，另一起枪击即将在那里上演。阿尔提到的公谊会教堂是幢很容易找到的地标建筑。开过教堂不远，一颗枯树斜向公路，很可能就是安德鲁·卡勒姆穿着橙色狩猎服出现时阿尔挣扎着搬动的那棵树。我也打算寻找那位偶然出现的枪手家在哪里，想追踪他去鲍伊山可能的线路。
我的计划算不上什么计划，真的；我只是追寻阿尔标记的踪迹。到那一天，我会很早开车去达勒姆，在倒下的树附近停车，挣扎着搬动那棵树，当卡勒姆出现时假装心脏病发作，让他提供帮助。
但在找到卡勒姆的家之后，我一时兴起，在距离他家半英里远的布朗尼商店停下来喝杯冷饮。商店橱窗里的一张海报让我灵机一动。那个念头有点儿疯狂，却也有点儿意思。
海报的标题是“安德罗斯科金县克里比奇牌锦标赛结果”。下面列了大概五十个名字。比赛冠军，来自西迈诺特，赢了一万“钉”，不知道“钉”是什么意思。亚军赢了九千五百钉。第三名，八千七百二十二钉——名字用红笔圈了起来，立即引起了我的注意——是安迪·卡勒姆。
巧合的确存在，但我已经认定，巧合是非常少见的东西。冥冥之中一定有什么东西在操纵，明白呜？宇宙之中（或者是宇宙之外），一定有一台庞大的机器转动着无比精巧的齿轮，滴答，滴答。
第二天下午，五点不到，我又驱车回到卡勒姆的住处。我把车停在他的福特旅行车后面（福特车外面镶着木板），然后走到门前。
一个面容讨人喜欢的女人开了门，她穿着带褶边的围裙，臂弯里抱着一个婴儿。看到她的脸，我就知道我做对了选择。因为，卡罗琳·波林不是11月15日唯一的受害者，只是一个坐进轮椅的受害者。
“什么事？”
“夫人，我叫乔治·安伯森。”我摘下帽子向她致意。“不知道能否跟您丈夫谈谈。”
我当然可以。达勒姆已经来到她身后，一只胳膊绕到她肩膀上。这家伙很年轻，不到三十岁，脸上带着愉快而疑惑的表情。孩子伸手去够他的脸，卡勒姆亲了亲孩子的手指，他老婆笑了。卡勒姆朝我伸出手，我跟他握握手。
“有什么可以效劳的吗，安伯森先生？”
我举起克里比奇牌木板。“我在布朗尼那里看到你是个高手。所以我有个提议。”
卡勒姆太太看起来很警觉。“我和我丈夫都是卫理公会派教徒。参加锦标赛纯粹是为了好玩。
他赢了个奖杯，我很乐意帮他擦洗，摆在壁炉架上闪闪发亮。不过你要是为了赌钱打牌，那你就来错地方了。”她笑着说。我能看出她笑得很勉强，但仍然不失体面。我喜欢她。他们两个我都喜欢。
“她说得对。”卡勒姆的语气很遗憾但很坚定。
“我过去在树林里干活儿的时候经常玩一分钱一钉，但遇到马尼之后就再也没玩了。”
“想跟你玩钱，我一定是疯了，”我说。“因为我根本不会玩。我想跟你学。”
“要是这样的话，进来吧，”他说。“我很乐意教你。最多十五分钟。我们一个小时后吃晚饭。
加法能到十五，数数能到三十一，你就能玩克里比奇牌。”
“我敢肯定不止加加数数这么简单，不然你不可能赢得安德罗斯科金县锦标赛第三名，”我说。
“实际上，我不止是想学点儿规则。我想买你一天时间。确切地说，是11月15日。从早上十点到下午五点。”
他的妻子看起来有点儿担心。她把孩子紧紧抱在胸前。
“牺牲你六个小时，我付给你两百美元。”
卡勒姆皱起了眉头。“你的目的是什么，先生？”
“我想玩克里比奇牌。”然而，这个理由还不充分。我能从他们脸上的表情看出来。“看吧，我不想欺骗你们，说没有别的理由，但我要是解释的话，你们肯定会认为我疯了。”
“我就知道，”马尼·卡勒姆说。“请他离开，安迪。”
我转向她。“没什么不好的目的，不违法，不诈骗，也不危险。我发誓。”但我开始想，发不发誓没什么用。这是个坏主意。卡勒姆15日下午在公谊会教堂附近见到我的时候会更起疑心。
但我继续怂恿。这是我在德里学到的。
“不过是<i>克里比奇牌</i>，”我说。“你教我玩，我们玩几个小时，我给你两百美元，然后好聚好散。”
“你是从哪儿来的，安伯森先生？”
“州北部，德里，最近刚来。我是做商业地产的。现在锡贝戈湖度假，不久就回南方。要我说些名字吗？可以作为证人的名字？”我笑了。“能告诉你我不是在胡说的人？”
“现在正值狩猎季节，他星期六下午会去树林里，”卡勒姆太太说。“这是他仅有的机会，因为他整个星期都在工作，回到家天都快黑了，不值得装子弹。”
她看上去仍然满腹狐疑，但此刻我从她脸上看到了一些什么，让我燃起希望。当你在年纪尚轻又养着孩子时，当你的丈夫干的是体力活儿时——从他开裂起茧的手能看得出——两百美元意味着一大堆日用品。或是两个半月的房租，在1958年。
“我可以放弃一个下午，不去树林，”卡勒姆说。“反正镇上已经被猎手搜寻遍了。唯一能猎到该死的鹿的地方是鲍伊山。”
“在孩子面前说话注意点儿，卡勒姆先生，”
她说，声调很尖，但他在她脸上亲吻一下后，她笑了。
“安伯森先生，我得跟我太太谈谈，”卡勒姆说。“你介不介意在门口站一两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