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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1</h3>
我在缅因州奥本市迈诺特大道车站下了灰狗汽车，时间是11月26日午时刚过。在经历了超过八十个小时的颠簸之后——期间只有短暂的几次睡眠——我感觉整个人晕晕乎乎。天气很冷。
上帝清清嗓子，从阴沉的灰色天空中吐落片片雪花。我已经买了几件牛仔服，还有几件蓝色格子工作衫，替换厨师的白色外套，但这些衣服还不够。
在达拉斯的时光让我忘记了缅因州的气候，但是我的身体迅速回想起来，开始哆嗦。我第一站去了路易男装店，挑了件合身的衬羊皮外套，拿到店员那里。
他放下路易斯顿《太阳报》，等着我，我看到我的照片——是的，从德诺姆联合高中年鉴上找来的照片——出现在头版上。标题是“乔治·安伯森去了哪里？”店员把钱录入收款机，开了张收据。我拍拍我的照片。“你觉得那个家伙到底怎么了？”
店员看着我，耸耸肩。“他不想公开，我不责怪他。我很爱我妻子，如果她突然死去，我也不想人们把我的照片放到报纸上，或者把我哭泣的脸放到电视上。你会吗？”
“不会，”我说，“我想不会。”
“如果我是那家伙，我会等到1970年再出来。等骚动平息下来。给那件外套配个帽子怎么样？我昨天才进了一批法兰绒帽子。耳罩又好又厚。”
于是我买顶帽子配上我的新外套。然后一瘸一拐地走了两个街区，回到汽车站，完好的一只胳膊挥动着手提箱。我有点儿想立刻回去里斯本福尔斯镇，确定一下兔子洞是否还在那里。但是如果在那里的话，我就会钻进去，我无法抵制诱惑。在过去的国度待了五年之后，我身上理性的成分明白，我没有准备好接受突如其来的、在我脑海里已经变成了未来的国度的全面袭击。我首先需要休息一下。真正的休息，而不是在孩子哭闹、醉汉喧笑的汽车里打盹。
路边停着四五辆出租车，现在已经是大雪纷飞。我坐进第一辆出租车，享受加热器吹出的热风。司机转过身，他身材肥胖，扁帽子的徽章上写着“注册出租”。他对我完全陌生，但是我知道，当他打开收音机，收音机会调到波特兰的WJAB，当他从胸前口袋里掏出香烟，肯定是好彩牌。这就是因果轮回。
“去哪儿，老板？”
我让他把我带到塔马拉克汽车旅馆，在196号公路边。
“好的。”
他打开收音机，奇迹乐队正在唱着《米奇的猴子》。
“这些现代舞！”他哼了一声，抓起烟。“就知道教孩子们摇来扭去。”
“舞蹈就是生命。”我说。
<h3>2</h3>
这一次的接待员不是同一个人，但是给了我同一个房间。肯定是同一个房间。这个几率更高。旧电视机已经被换成新的，但是靠在天线上的同样的标牌上写着：“请勿使用锡箔纸！”信号还是很差。没有新闻，只有电视剧。
我关上电视。在门上挂上“请勿打扰”的牌子。拉上窗帘。然后脱衣钻进被窝——除了在睡梦中走进浴室放松膀胱之外——足足睡了十二个小时。醒来时，已是午夜，停电了，外面刮着强劲的西北风。一轮明亮的月牙悬在高空。我从衣柜拿出另加的毯子，又睡了五个小时。
再次醒来时，黎明已经点亮塔马拉克汽车旅馆，清晰的光影宛如《国家地理》杂志上的照片。四散停着的汽车上已经结霜，我能看见自己呼出的气。我试了试电话，以为没人接，但是办公室一位年轻人迅速接了电话，尽管他听起来还没完全睡醒。当然，他说，电话没问题，他很乐意帮我叫辆的士——问我想去哪里。
里斯本福尔斯镇，我告诉他。美茵大街和老路易斯顿路的拐角。
“果品公司？”他问道。
我离开了这么久，一时间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然后电话发出嘀嗒声。“对。肯纳贝克果品公司。”
<i>回家了</i>，我告诉自己，<i>上帝保佑我。我回家了</i>。
不过这一点错了——回到2011年不是回家，我只会在那里呆一小会儿——假如，当然，我能到达那里的话。可能只呆几分钟。现在约迪才是家。或将会成为家，一旦萨迪到那里。处女萨迪。长着修长的双腿，颀长的秀发，容易绊倒在面前的任何东西上……只是在关键时刻，我抱住了她。
脸上还没有伤疤的萨迪。
<i>她</i>就是我的家。
<h3>3</h3>
那天早上的出租车司机是位身材结实的妇女，五十来岁，裹一身陈旧的黑皮大衣，戴着红袜棒球队的帽子，没有戴“注册出租”的徽章。当我们往左转上196号公路，朝里斯本的方向开去时，她说：“听新闻了吗？我敢打赌你没听——这一路上停电了，对吧？”
“什么新闻？”我问，尽管我已经非常肯定：肯尼迪死了。我不知道是因为事故，心脏病发作还是暗杀，但他肯定死了。过去很执拗，肯尼迪必死无疑。
“洛杉矶发地震了。”她的发音是拉三矶。“人们已经谣传很多年，加利福尼亚会沉进大洋，貌似他们的预言是对的。”她摇摇头。“我不想说这是因为他们放纵的生活方式——那些电影明星什么的——但是我是个善良的浸信会教徒，我也不会说不是。”
我们正穿过里斯本路边餐馆。“本季关闭”，招牌上写着，“64年再见”。
“情况有多糟糕？”
“他们说七千人死亡，但是当你听到这样的数字时，你就知道还会上升。该死的桥梁多半坍塌，高速公路支离破碎，火灾四处蔓延。黑鬼居住区好像被烧为平地。疣区！这名字对一个城市片区来说不是太狗屎了吗？我的意思是，即便是黑鬼住的地方？疣区！嗨！”
我没有回答。我想起拉格斯，我九岁时住在威斯康星养的杂种狗。我得到允许，上学的早上在后院里陪它玩耍，直到校车来到。我正教它坐下、含物、打滚之类的动作，它在学习——聪明的小狗！我很爱它。
汽车来到时，我得关上后院的门，然后跑上汽车。拉格斯总是躺在厨房门廊上。妈妈将爸爸送到当地的火车站之后回来就会叫它，喂它吃早餐。我总是记得关上门——至少，我不记得什么时候忘过——但是有一天，当我从学校回来时，妈妈告诉我拉格斯死了。他跑到街上，一辆货运卡车将它碾死。她从没有用嘴巴责备我，但她用眼睛责备我。因为她也爱拉格斯。
“我像平时一样把它关住。”我流着泪说，而且——我已经说过——我以为我关了。或许因为我平时都关了。那天晚上爸爸和我把它埋在后院。<i>可能不合法</i>，爸爸说，<i>但是如果你不说我也不会说</i>。
那天晚上我醒着躺了很久很久，不记得的事困扰着我，可能犯下的错误让我感到恐惧。不用提愧疚感。那种愧疚持续很久，一年甚至更长。如果我能肯定记得，不管关还是没关，我想也不会内疚那么久。但是我想不起来。我关了门，还是没关？一次又一次我回想小狗的最后一个早上，但是，除了举起牛皮带喊“叼过来，拉格斯，叼过来！”之外什么都记不清了。
坐出租车去福尔斯的路上情况就是这样。首先我想告诉自己1963年11月底的确有场地震。这只是我错过的另一起事实之一——就像关于埃德温·沃克的暗杀袭击一样。正如我告诉阿尔·坦普尔顿的，我的专业是英语，不是历史。
这站不住脚。如果像这样的地震发生在我走下兔子洞之前生活的美国，我肯定会知道。还有更加严重的灾难——2004年的印度洋海啸夺去了超过二十万生命——但是七千对于美国来说是个巨大的数字，比9·11的遇难人数的两倍还多。
接下来我问自己我在达拉斯的行为可能如何影响了这位结实的女士声称的在洛杉矶发生的事件。我想到的唯一答案就是蝴蝶效应，但是怎么可能如此迅速？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两件事情之间没有明显的因果联系。
我脑子里还有个声音低声说，<i>这是你造成的。你导致了拉格斯的死亡，要么是因为后院的门没关，要么是没有关严……这是你造成的。你和阿尔滔滔不绝地说拯救越南成千上万条生命，但是这是你对新的历史的第一个真实的贡献：洛杉矶的七千人命。</i>
这根本不可能。即使是……
<i>没有不利的方面</i>，阿尔曾经说，<i>一旦事情不顺利，你就收回一切</i>。
跟擦去粉笔写的脏话一样容易——“先生？”司机说，“我们到了。”她转头好奇地看着我，“我们已经到这儿快三分钟了。现在逛街还太早。你确定要到这里吗？”
我只知道我必须到这里。我按表付费，大方地给了小费（毕竟，这是联邦调查局的钱），祝她开心，然后下车。
<h3>4</h3>
里斯本福尔斯跟之前一样发出恶臭，但是至少电力正常。交叉路口的闪光信号灯在西北风中摇曳闪烁。肯纳贝克果品公司一片漆黑，前窗还没有苹果、橘子和香蕉，但是很快就会摆上。绿色前线门上的标牌上写着“上午十点开门”。几辆汽车在美茵大街上行驶，少许行人急促前行，衣领竖起。街对面，沃伦波毛纺厂正满负荷运转。从我站着的地方就能听到织机发出的“沙——呼，沙——呼”的声音。然后我听到别的声音：有人在叫我，尽管不是叫我的两个名字。
“吉姆拉！嗨！吉姆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