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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坦小姐迈着沉重的脚步从容地走了进来。她长着金黄色的头发，身材娇小，体态轻盈，举止高雅，衣着也非常得体。她那身简朴素雅的衣服，表明她生活得并不优越。暗灰色毛呢料衣服，没有任何花边和装饰，同样深颜色的帽子，只在边缘插了根白色翎毛。那张脸算不上漂亮出众，却温柔可爱，特别是那双蓝色的大眼睛，感情饱满，富有神采。我见过那么多女人，遍及三大洲数十个国家，可是，如此高雅精致的面孔，我还真是第一次见。福尔摩斯让她坐下的时候，她的嘴唇颤了一下，双手也一直发抖，很显然，她的情绪非常紧张，内心充满了不安。
“福尔摩斯先生，我来向您请教，”她说，“主要是因为您以前帮我的女主人塞西尔·佛利斯特夫人解决过一场家庭纠纷。您的帮助让她感激不尽，她也非常钦佩您的才能。”
“塞西尔·佛利斯特夫人啊，”他回想了一下，说道，“我记得，不过只是帮了一点小忙而已。那个案子其实挺简单的。”
“她可不这么认为。不过，我这次来请教您的这件案子，您应该不会再说它简单了。我真没想到，自己的处境竟然会变得这么复杂、这么离奇。”
福尔摩斯搓着双手，两眼放光。靠在椅子上的身体稍微向前倾了一下，那张清晰而像老鹰一样的脸上，流露出精神高度集中的神情。
“把你的案情说一下吧。”他认真而简短地说。
“请原谅，我失陪了。”我感觉不太方便，所以就站了起来。
让我备感意外的是，那位年轻姑娘竟然用戴着手套的手止住了我。
“如果您愿意留下来的话，”她说，“或许还会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呢。”
我只好又坐了下来。
“我尽量说得简单些，”她接着说，“事情是这样的。我父亲是驻印度部队的军官，我从小就被送回来了。我母亲去世得早，这里也没什么亲戚，所以，我就被送去爱丁堡城读书。我寄宿的那个学校，环境非常舒适，我一直在那儿待到17岁。1878年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是军团里资格最老的上尉了，他请了一年的假回国探亲。他从伦敦发了份电报给我，说他已经平安抵达伦敦，住在朗厄姆旅馆，让我立刻去跟他相见。他发的那份电文，字里行间都充满了慈爱，我到现在都清楚地记得。我一到伦敦，就去了朗厄姆旅馆。可旅馆的人却跟我说，他们那里确实住了个叫莫斯坦的上尉，不过，他头天晚上出去以后，就没再回去过。我在那里等了一整天，一点消息都没有。到了晚上，我听了旅馆经理的劝告，去警局报了案。而且，还在第二天早上的各家报纸上刊登了寻人启事，什么结果都没有。都到现在了，仍旧没有任何关于我那可怜的父亲的消息。他满怀希望地回到祖国，原本以为从此能够享享清福了，谁想到……”
她用手抵住喉咙，抽泣得说不出话来了。
“具体日期还记得吗？”福尔摩斯翻开他的记事本问道。
“他是1878年12月3日失踪的，都快10年了。”
“那他的行李在哪儿啊？”
“一直在旅馆的行李里面，没发现任何线索——只有一些衣服和书本，还有很多安达曼群岛的稀奇珍玩，他是在那儿监管囚犯的。”
“他在伦敦有什么朋友吗？”
“我所知道的，只有一个——舒尔托少校，跟我父亲是一个军团的，驻孟买陆军第34军团。这个少校当时刚退伍不久，住在上诺伍德。我们当时就跟他取得了联系，但他根本就不知道我父亲回国这件事。”
“那就奇怪了。”福尔摩斯说。
“最离奇的事，我还没说呢。大概6年前吧，具体日期是1882年5月4日，我在《泰晤士报》上看到了一则启事，询问玛丽·莫斯坦小姐的住址，还说有好事，那则启事没有署名，也没有地址。那个时候，我刚刚去塞西尔·佛利斯特夫人家里当家庭教师。我跟她说了以后，就把我的住址登在了报纸的广告栏上。当天，我就收到了一个邮局寄来的小纸盒，盒子里装着一颗光泽炫目的大珍珠，可是一个字都没找到。从那以后，每年的那一天，我都会收到一个纸盒，里面都装着一颗同样的珍珠，而且从没发现邮寄者的任何线索。有一些行家看过这些珍珠，都说是稀世珍宝，价值连城。你们可以看看这些珠子，确实非常好。”
她说着，打开一只扁平的盒子，那6颗上等的珍珠，我这辈子还是第一次见。
“您说的这个确实挺有趣的，”福尔摩斯说，“还有别的什么情况吗？”
“有，我今天早上又收到了一封信，您看看，正是因为这封信，我才来向您求教的。”
“谢谢。麻烦您把信封也给我吧。邮戳，伦敦，西南区，日期7月7日。哦！这角上——可能是邮递员的大拇指印吧。信纸不错，这信封6便士一扎呢，可不便宜。看来，这写信的人对书信还挺讲究的，没写发信人地址。
请于今晚7点到莱西厄姆剧院外面左侧的第三根柱子旁等我。如若怀疑，可偕二友一起来。您是备受委屈的姑娘，肯定会还你公道的。别带警察，若带就取消见面。
您不知名的朋友
“这件事情简直太奇妙、太有趣了，莫斯坦小姐，您打算怎么做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