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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
“花八分钱给那姑娘写封信,说这事吹了。”
“为什么?”大脑袋张大了嘴,很是惊愕。
“这玩意儿是当地玉厂琢出来的,也就能糊弄一下外行人。”我把身体往后一靠,“真正的汉代琢玉,都是斜着下刀,所以刀口都是一面深一面浅。你看这个玉器上头,刻痕与刻口平整,凹槽平整,一看就是机器琢出来的。”
大脑袋一听这话,可就坐不住了,下巴不住颤抖:“你这说法太武断了吧?我还特意去找过专家鉴定的呢!”
我微微叹了口气。这样的人我见过太多了,自己受了骗,但却不肯面对现实,抱定一个说法不放手,对任何指责都怀有疑心。
“那专家是谁带你去找的?”
“她啊。”
“那就对了,这就是托儿。”
也不知道是大脑袋本身智商比较低,还是恋爱中的人容易变傻,这么简单的道理都想不清楚。我解释了半天,大脑袋这才接受了现实,整个人像泄了气的皮球,颓丧地坐回到邮包之间,一会儿工夫后,居然哭了……
他哭得特别伤心,声音不大,但流泪不少,嗓子还发出凄凉的哀鸣。真看不出来,这么一个大汉,哭起来跟个小女孩似的。他边哭边含糊不清地讲他跟那姑娘的一段段美好回忆,又用手绢抹眼角。两个警察还以为我把他怎么了,过来查问。我也没瞒着,都给说出来了,警察看他哭得涕泪交加,想乐又不好乐,又坐了回去。
他在那哭哭啼啼了半天,眼泪一抹:“多谢你,兄弟。要不是你多看一眼,我的感情就被她欺骗了。说吧,有啥我能帮上你的。我在牢里也有几个熟人,可以照顾照顾你。”
我说:“其实也没那么麻烦。我只要你给一个人捎句话就行。”然后对他耳语几句,大脑袋听完以后一愣:“这人到底是你什么人?”
“整个北京城里我唯一能信任的人。”我长长吐出一口气。
大脑袋很快离开,继续去缅怀他被欺骗的爱情。我则继续闭目养神,脑子里不住地转动着。
从满是情欲味道的宾馆转换到这冰冷的机舱里,我终于可以静下来心,慢慢消化木户笔记带给我的冲击了。
从整篇文章来看,玉佛的传承,似乎到了明末就断掉了。一直到了许一城这一代,才搜集资料,将其补完。该文是在1930年写成的,说不定木户有三就是看到这篇考据,才动了来中国的心思。
但是,这篇考证文章还存在着一个大矛盾。根据许衡的《自叙》所言,玉佛在唐代一分为二,河内得佛头带回日本,许衡得佛身,藏在岐山。既然如此,佛头应该是在日本才对,为什么木户有三还要来中国寻找呢?
这说明,在这两件事之间,还缺失了重要的一环。那枚玉佛头,在唐代到民国之间的时间里,很有可能曾经返回过中国,一直到抗战前才再一次被运到日本。姬云浮说这篇文章当与《景德传灯录》参照阅读,可《景德传灯录》是宋朝一本记录历代高僧事迹的书,不知和这个有什么联系。我手头没这本书,只好先搁置一边。
我忽然想到,在前往海螺山的半路上,我们曾经看到过一个大墓。按照笔记的说法,那应该是明代许信的坟墓。方震从那墓里找出来过一枚花钱,正面是“汝南世德”,背面也是四个字,只看得清两个字:人,心。
我心里一哆嗦。那花钱是方孔的,方孔为回,“回”通悔。四面四字,两个字是人、心,难道另外两个字是事、过?难道它指的是悔人悔心悔事悔过?
那是我祖父的遗言,也是父亲的遗言,以及四悔斋店名的来历。
我一直认为,父亲的遗言,代表了他对一些事情和人的悔意。可是现在发现,明朝我家先祖的墓里,就已经有了这四句话,如此说来,这句话应该是许家的祖训,由此看来,父亲的遗言,似乎又有了另外一层含义。
我想着想着,整个人似乎又回到了那一天。
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从外头打完篮球回来,发现家门口聚着好多人。那些邻居看到我回来了,都纷纷让开一条路,眼神里有同情,有伤心,甚至还有几道幸灾乐祸,但没人开口说话。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意思,拨开人群,掏出钥匙进了家门。平时回家,妈妈总会递来一搪瓷缸子的凉白开,然后把我的脏背心脱下来去洗;而父亲永远是在书房看书。可这次回来,家里静悄悄的,空无一人。
我在书房的桌子上,看到了父亲写的一张信纸,上面有八个字:悔人悔心悔事悔过,还有一串数字。我不明白什么意思,随手折了起来。这时候传来敲门声,我打开门一看,是学校革委会的头头。他趾高气扬地向我宣布,右派、反革命分子许和平和他的夫人,在革命小将的震慑之下惶惶不可终日,生怕被揭露其罪行,在太平湖投水自尽,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他奉命前来收缴反革命分子的遗留罪证。
很奇怪的是,就像是有预感似的,我没有表现出多大的悲伤,反而异常平静。我扑向那个头头,跟他扭打起来。那头头是大学篮球队的主力,身材壮得不得了,可那一天却被我打断了两条肋骨。然后我被七八个人按在地上,拳打脚踢,动弹不得。我看到一群人冲进我的家里,肆无忌惮地毁灭我所熟悉的一切。父亲和母亲结婚的合影被践踏在地上,妈妈的花盆被砸烂,墙上的奖状和柜橱上的玩具枪全都丢出窗外……
接下来的三天,我都是在派出所的羁押室里度过的。等到我被放出来,他们告诉我,父母的尸体已经火化。我没看到他们最后一面,拿到手里的只有一坛骨灰——他们甚至没有分开存放,不过这样也挺好的。自始至终,我没有流一滴泪。
我回到家里,发现家里乱了套,没有一个地方没被蹂躏过,没有一件东西没被翻动过。我怀抱着骨灰坛在废墟里蜷缩着睡了一夜。第二天醒来时,我又掏出父亲的遗言来看,猛然发现那一串数字,是大学图书馆的索引号。那时候学校都在闹,没人上课,图书馆更没人去了。我就找机会溜进去,按图索骥,找到一本笔记。这本笔记里,记录的是《素鼎录》,而它的密码,正是“悔人悔心悔事悔过”这八个字——不过另外一本藏在哪里,我就不知道了,说不定已经随着老房子的拆迁,带着秘密在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
这可真是奇妙,木户有三带走了两本笔记,却不知道密钥;我父亲许和平知道密钥,却没有笔记。一直到木户有三去世前夕,其中两本才送回到我父亲手里。早在那个时候,我父亲就已经知道了真相,但他选择了沉默,把一部分资料交给姬云浮之后,继续隐姓埋名,直到大时代的洪流将我的家庭撞碎……
我靠着舱壁,静静地回忆着这些事情,忽然有一种奇妙的感觉,仿佛这些事情,从千年之前明堂起火的一瞬间就已经注定。“爸爸,妈妈,爷爷……”我望着机舱外看不到的夜空,喃喃自语。那一天未曾留出的泪水,在此时悄然滑落脸庞。
不知过了多久,机舱里一震,总算是安全降落了。我从飞机里被带出来,一辆警车已经在停机坪上等候着。此时已是深夜,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当时去安阳的时候,我可没想过会这么回到北京。
既然是军航,那么降落地点应该是北京南边的南苑机场。下飞机的时候,大脑袋冲我比了个手势,表示他没忘记我的嘱托,然后拎起包离开了。两个警察把我押上警车,警车里的窗帘拉得很严实,所以我也不知道自己会被拉去哪里。
车子开了大约二十几分钟,停在了一处不知所在的看守所。这看守所白墙灰屋,规模不是很大,此时只有岗哨和交接室还亮着灯。警察把我送到交接室就离开了,一句话都没说。看守所的管教打量了我一番,也没多说话,只是让我换上囚犯的衣服,发了一套牙刷和漱口杯,个人物品封存签字,态度还挺客气。等手续都走完了,我被关到了一个单间号房里。
这让我颇有些受宠若惊。北京的看守所条件很差,经常都是十几个人挤在一个号房里,吃喝拉撒都在里头,像单间这种奢侈,很少有犯人能够享受到。也不知道我何德何能,竟然赶上这种待遇。
其实这个单间的条件也不怎么样,床上一套看不出颜色的破褥子与被子,上头结着一层屎黄色的油壳。墙上沾着几缕可疑的污渍和乱七八糟的刻痕。在床头方向的角落搁着一个夜壶,夜壶附近的墙角生着一圈惨绿色的尿苔,骚味仍能隐隐闻得到。
如果换了黄烟烟、药不然或者木户加奈,他们绝对无法忍受,但这种环境对我来说,早已司空见惯。我没脱衣服,直接躺在褥子上,安然睡去。
我以前在街上当过一段时间小混混,对里面的规矩还算熟悉。对看守所来说,单间只是个临时性的中转站,能住在这里的犯人,要么是穷凶极恶的重刑犯,要么是有背景的人,这两种人都不会待很久。所以我猜测,我既然被关进单间,应该最多也就待上一两天,很快就会被再度转移。
可令我感到蹊跷的是,接下来一连五天,除了每日三餐定时有人送来以外,一点动静也没有,没人提审,没人探视,也没人来交保,甚至连一日两次的放风,都没我的份。我每天只能待在这间狭小的号房里,听着附近牢房犯人的吵嚷和管教来回巡逻的脚步声。这种平静很是让人不安,我似乎变成了《基督山伯爵》里的邓迪斯,被关进了无人问津的古老监狱。外界忘了有我这么一个人的存在,直到终老病死。
为了驱走这种恐惧,我每天在号房里飞快地来回走动,让身体保持一定运动量,这在监狱里叫狗转圈;我的脑子也不闲着,把目前搜集到的线索重新排列组合,看是否会有新的发现,想得脑瓜仁都疼了,还是想不出个所以然。
到了第六天,终于有管教打开号房,对我说:“许愿,有人要见你。”我走出号房,先贪婪地伸了一个懒腰,然后跟随着他来到接待室。接待室被一扇厚玻璃隔成了两边,我一眼看到对面坐着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人,双手放在膝盖上,闭目养神。
红字门的掌门,刘一鸣?
居然会是他。
我对这个老人印象不深,只记得在那天晚上的聚餐上,他一共没说几句话。最后我要走,其他四门都送了好东西,就他送了轻飘飘的两句话。我倒真没想到,第一个来探监的人,不是木户加奈,不是刘局或方震,居然会是他。说实话,黄克武来,我都不会这么惊讶。
我慢慢走过去,坐下。刘一鸣听到声音,缓缓睁开眼睛,先凝神看了半分钟,才开口说道:“小许,你受委屈了。”这台词很熟,电影里那些被自己同志误会的地下党,在真相大白之后,总会有一位领导代表组织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