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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退的第一天,高密东北乡十八处村镇的老百姓牵驴抱鸡、扶老携幼,闹嚷嚷地、心神不宁地聚集在蛟龙河北岸的盐碱荒滩上。地上覆盖着一层白茫茫的碱硝,像经年不化的冰霜。耐碱的菅草、茅草、芦荻全都枯黄着叶片、挑着绒绒的穗子,在寒风中摇摆、颤抖。喜欢热闹的乌鸦在人们头上低飞,观察,并像诗人一样发出震耳欲聋的“啊!哇!”之声。被降职为副县长的鲁立人站在前清举人单挺高大坟墓前的石供桌上,声嘶力竭地发表了动员撤退的演讲。他的演讲的主题词是:在已经开始的严寒冬天里,高密东北乡将成为一个大战场,不撤退,等于死!乌鸦落满了黑松树,还落在了坟墓前的石人石马上。它们“啊”,它们“哇”,渲染着鲁立人的演讲气氛,助长了老百姓的恐怖心理,极大地坚定了老百姓跟随县、区政府逃亡的决心。
一声枪响,撤退开始了。黑压压的人群吵吵嚷嚷散开。一时间驴嘶牛鸣,鸡飞狗跳,老婆哭孩子叫。一位精干的青年干部骑在一匹小白马上,举着一面垂头丧气的红旗,在那条崎岖不平的向东北方向无穷延伸的碱土路上来回奔波,并不时挥舞旗帜,指示着人们前进的方向。首先上路的是驮着县府文件的骡队,几十匹骡子,在几个小兵的驱赶下,无精打采地往前走。骡队的末尾是一匹司马库时代遗留下来的骆驼,它披着一身肮脏的土黄色长毛,驮着两个铁皮盒子。它在高密东北乡待久了,正在由骆驼向牛变化。紧跟着骆驼的,是抬着县府印刷机器和县大队修械所车床的民夫队,几十个民夫,都是些黑色的汉子,都穿着单衣,肩膀上套着荷叶状的垫布。从他们摇摇摆摆的步伐和咧嘴皱眉的神态上,可以知道那些机器是何等的沉重。民夫队后边,便是老百姓的杂乱队伍了。
鲁立人、上官盼弟等县、区干部骑着骡子或马,在路边的盐碱地里来来回回地跑着,竭力想造成一个有秩序撤退的局面。但狭窄的道路拥挤不堪,路外狭窄的碱地又相当好走,老百姓便离开了道路,散成宽漫的队形,踩着吱吱做响的地皮,往东北方向涌去。撤退从一开始便成了乱七八糟的逃亡。
我们一家,被裹挟在汹涌的人流里,时而是在路上走,时而是在路下行,后来也就分不清究竟是在路上还是路下。母亲脖子上挂着麻襻,推着一辆木轮车,两只车把距离太宽,她的双臂不得不尽量伸展。车子两边绑着两个长方形的大篓子,左边篓子里盛着鲁胜利和我们家的棉被、衣物;右边篓子里盛着大哑和二哑。
我与沙枣花分在车子两边,各自手把着一个篓子,跟车行走。盲目的八姐扯着母亲的衣襟,跌跌撞撞地尾在后边。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的上官来弟在车子前边,肩上搭着一根绳子,弓着腰,往前探着头,像头任劳任怨的牛,拉着我们家的车。车轮发出“吱吱悠悠”的刺耳声响。车上的三个孩子脑袋转动,看着四面八方的热闹风景。我脚踩盐碱地皮,听着脚底下碎裂的声音,嗅着一股股蹿上来的碱味,起初很觉有趣,但走出几里路,便觉腿酸头重,浑身无力,汗水从腋窝流出。我的那只健壮如小毛驴的白色奶山羊恭恭敬敬地跟随在我的身后,它精通人性,不需要缰绳羁绊。
那天刮着遒劲、短促的小北风,风头锐利,割着我们的耳朵。莽莽荒原中腾起一团团的白色烟尘。这些烟尘是碱、盐、硝的混合物,刮进眼里眼流泪,沾到皮上皮痛楚,吃进嘴里不是好滋味。人们顶着风前进,都眯缝着眼。抬机器的民夫们汗透衣服,沾着碱土,一律成了白人。母亲也成了白人,眉毛是白的,头发也是白的。进入低洼的湿地后,我们的车轮转动艰难,大姐在车前苦苦挣扎,绳子深深地煞进她的肩膀。她的喘息声就像垂死的哮喘病人一样令人心惊和不忍。母亲呢?母亲与其说在推车,还不如说是在受着耶稣一样的酷刑。她的忧郁的眼睛里流着连绵不断的泪,泪水在她脸上,与汗水一起,冲出了一条条紫色的小沟渠。八姐挂在母亲身后,像一个翻滚的沉重包袱,在我们身后,留下一条深深的车辙印。但这道车辙印很快便被后边的车子、牲畜蹄子和人脚糟蹋得模糊不清。
我们的前后左右,都是逃难的人。许多熟悉的脸和不熟悉的脸都变得乌七八糟。
大家都很艰难,人艰难,马艰难,驴艰难,比较舒服的,是老太太怀里的母鸡,还有我的奶羊。它蹄轻脚快,在行进中还有暇啃吃一些芦苇的枯叶。
太阳把碱地照得泛出苦涩的白光,刺得人不敢睁眼。白光在大地上游走,仿佛一摊摊烂银。荒原茫茫好像前边就是传说中的北海。
中午时,人们像被传染了一样,在没接到任何号令的情况下,一窝随着一窝地坐下来。没有水,喉咙里冒着烟,舌头像被卤过,咸涩板结,运转不灵活。鼻孔里喷出的气灼热,但脊梁和肚子却冰凉,汗湿的衣服被北风吹透,变成僵硬的铁皮。母亲坐在一只车把上,从篓子里拿出几个被风吹裂的馍,掰成几半,分给他们。大姐只咬了一口,干裂的嘴唇便崩开一条血口,几颗血珠子进出来,沾在馍上。车上那三个小东西灰脸瓦爪,七分像庙里的小鬼,三分像人。他们低垂着脑袋,拒绝进食。八姐用细密的白牙,一圈一圈地啃着灰色的干馍。母亲叹道:“这都是你们的好爹好娘想出的好主意。”沙枣花哼唧着:“姥姥,我们回家吧……”母亲举目望望满坡的人,只叹息,不回答。母亲看着我,说:“金童,从今天起,换个吃法吧。”她从包袱里拿出一个印着红色五角星的搪瓷缸子,走到羊腚后,蹲下,用手捋去羊xx子上的尘土。羊不驯服,母亲让我抱住羊头。我抱着它的冰凉的头,看着母亲挤它的xx头。稀薄的乳汁淅淅沥沥地滴到缸子里。羊一定不舒服,它已习惯了让我躺在它的胯下直接吮吸它的xx头。它的头在我怀里晃动着,弓起的脊背像蛇一样扭动。母亲重复着那句可怕的话,“金童,你何时才能吃东西呢?”
——在过去的岁月里,我尝试过进食,但无论吃下多么精美的食物,都让我的胃奇痛难忍,疼痛过后便是呕吐,一直呕出黄色的胃液才罢休——我惭愧地望着母亲,进行着严厉的自我批评,因为这个怪癖,我给母亲,同时也给我自己,增添了数不尽的麻烦。司马粮曾许愿为我想法治好这怪癖,可是自从那天他逃跑后,便再也没露面。他狡猾又可爱的小脸在我面前晃动着。司马风和司马凰额头正中那钢蓝色的枪眼里射出疹人的光芒。我想起她们俩并排躺在一口柳木小棺材里的情景。母亲用红纸片贴住了那两个枪眼,使枪眼变成了两颗夺目的美人痣。——母亲挤了半缸子奶汁,站起来,找出当年唐女兵为沙枣花喂乳的奶瓶,拧开盖子,把奶汁倒进去。母亲把奶瓶递过来,用充满歉疚的眼睛殷切地望着我。我犹豫着接过奶瓶,为了不辜负母亲的期望,为了我自己的自由和幸福,果断地把那个蛋黄色的乳胶xx头塞进嘴里。没有生命的乳胶xx头当然无法跟母亲的xx头——那是爱、那是诗、那是无限高远的天空和翻滚着金黄色麦浪的丰厚大地——相比,也无法跟奶山羊的硕大的、臃肿的、布满了雀斑的xx头——那是骚动的生命、是澎湃的激情——相比。它是个死东西,虽说也是光滑的,但却不是润泽的,它的可怕在于它没有任何味道。我的口腔粘膜上产生了又冷又腻的感觉。为了母亲也为了我自己,我强忍住厌恶咬了一下它,它积极地发出一声低语,一股带着碱土腥昧的奶液不顺畅地流出来,涂在我的舌床和口腔壁上。我又吸了一口,并默念着:这是为母亲的,再吸一口,这是为上官金童的。继续吮吸,连连吞咽,为了上官来弟、为了上官招弟,为了上官念弟,为了上官领弟、为了上官想弟,为上官家的所有爱过我、疼过我、帮助过我的亲人们,也为了与我们上官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机灵小鬼司马粮,我屏住呼吸,用一种工具,把维持生命的液体吸进了体内。我把奶瓶还给母亲时母亲已是满脸泪水,上官来弟高兴地笑了。沙枣花说:“小舅舅长大了。”我克制着喉咙的痉挛和胃部的隐痛,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往前走了几步,像个男子汉,顺着风撒尿,并振奋精神,把金黄的液体,撒到尽量高尽量远的地方。我看到蛟龙河大堤就在不远处躺着,村中教堂的尖顶和范小四家那棵钻天的白杨树依稀可辨,我们艰难跋涉了整整一个上午,原来只走出这么一点可怜的距离。
被降职成区妇救会主任的上官盼弟骑着一匹瞎了左眼、右臀上打着阿拉伯数码烙印的老马从西边赶过来。她的马古怪地歪着脖子,笨拙地移动着破旧的蹄子,发出“噗哧噗哧”的响声,跑到了我们身边。她的马是黑色的,原本是雄性,后来被切除了睾丸,变成了嗓音尖细、性情乖戾的马太监。它的四条腿和肚皮上,沾着一层白色碱土。被汗浸透的皮革鞍具,放出酸溜溜的气味。这匹马在大多数的时间里是温驯的,温驯到能够容忍淘气的孩子拔它尾巴上的长毛。但是这个家伙一旦发邪便干出不同一般的事。去年夏天——那还是司马库的时代——它一口咬破了马贩子冯贵的女儿冯兰枝的头,那小姑娘好不容易活过来,额头上和后脑勺上留下了几个可怕的疤痕。这样的马是应该杀掉的,但据说它有过战功而被赦免。它站在我家的车子前,用独眼斜视着我的羊,我的羊机警地避开它,退到一片盐碱最厚的地方,舔食着地上的白色粉末。她从马背上还算利索地跳下来,尽管她的肚子又凸起来了。我盯着她的肚子看,试图看到她腹中婴儿的模样,但我的眼力不够,能看到的仅是她灰布军装上一些暗红色的污迹。“娘,不要在这里停顿,我们已在前边的村子里烧好了热水,午饭应该到那里去吃。”上官盼弟说。母亲说:“盼弟,跟你说一声,我们不想跟着你们撤退了。”上官盼弟着急地说:“娘,绝对不行,敌人这一次反扑回来可不同以往,渤海区一天内就杀了三千人,杀红眼的还乡团,连自己的娘都杀。”母亲说:“我就不信还有杀亲娘的人。”上官盼弟道:“娘,无论说什么我也不会让你们回去,往回走是自投罗网,死路一条。您不为自己想,也得为这些孩子想想。”她从挎包里摸出一个小瓶子,拧开瓶盖,倒出几个白色的小药片。她将药片交给母亲,说:“这是维他命片,一片能顶一棵大白菜两个鸡蛋,娘,实在走乏了累极了,您就吃一片,也分给孩子们吃一片。走出盐碱地,前边就是好路,北海的老乡会热情地接待我们的。娘,赶快走,不能在这儿坐。”她揪着马鬃,踩着马蹬,爬到马背上,匆匆向前跑去,边跑边喊着:“乡亲们,起来往前走啊,前边就是王家丘,又有热水又有油,萝卜咸菜大蒜头,都给大家准备好了……”
在她的鼓动下,人们站起来,继续前行。
母亲把五姐送她的药片用手巾包起,装在贴身的口袋里,然后搭上车襻,扶起车子,说:“走吧,孩子们。”
撤退的队伍拉得越来越长,前望不见头,后望不见尾。我们到了王家丘。但王家丘既没热水也没油,更没有萝卜咸菜大蒜头。县政府的骡队在我们进村前已经走了,场院上凌乱的干草和马粪是他们留下的痕迹。百姓们在场院里点起几堆火,烘烤着干粮。有几个男孩用尖树枝挖掘着野地上的胡蒜。我们离开王家丘时,看到哑巴率着十几个区小队的队员迎面而来,重新进入王家丘。他没有下马,只是从怀里摸出了两个烧得半熟的红薯和—个红皮萝卜,扔进了我们的车篓。那个红皮大萝卜险些砸破他儿子二哑的头。我特别注意到他对着大姐龇牙一笑,很像豺狼虎豹。按说大姐是与他订过婚的,那天在杀人的池塘边他与大姐表演的惊人戏剧让在场的人没齿难忘。区小队员都背着大枪,哑巴腰里插着短枪,脖子上挂着两颗黑色的地雷。
太阳落山时,我们拖着长长的影子,挪到了一个小小的村庄。村子里一片喧闹,家家户户的烟囱里,都冒着浓稠的白烟。街道上躺满疲乏的百姓,宛若凌乱交错的圆木。一些相当活跃的灰衣干部,在百姓们之间蹦来蹦去。村头上的水井边,取水的人挤成一团。不但人往里挤,连牲畜也往里挤,新鲜的井水味道令人振奋,我的羊。向亮地嗤着鼻子。上官来弟拿着一个大碗——那个据说是秘色青瓷的稀世珍宝,往井台上挤。有好几次她几乎挤进去了,但又被人挤出来。一个给县政府烧饭的老伙夫认出了我们,他提来一桶水。沙枣花与上官来弟最先扑上去,她们俩跪在桶前,都急着往桶里伸嘴,结果碰了个响头。母亲不满地斥责大姐:“让孩子先喝!”大姐一楞,沙枣花的嘴已经扎到水里。她像牛犊一样滋滋地吸水,两只肮脏的小手把着桶边,这是她与牛犊的区别。“行了,孩子,少喝点,喝多了肚子痛。”母亲劝说着,扯着她的肩头,使她脱离了水桶。她余渴末消地舔着嘴唇,井水在她的胃里咣咣当当地响着。大姐尽力喝了一饱,直腰站起时,她的肚子鼓起了许多。母亲用碗舀水,喂了大哑二哑和沙枣花。然后八姐抽着鼻子,循着水的味道找到了水桶,跪下,她把头扎到桶里。母亲问我:“金童,你喝点不?”我摇头拒绝。母亲舀了一碗水。我松开了羊,它早就想冲上去,但被抱住了脖子。我的羊从桶里喝水是最自然最得劲的。这家伙白天吃了一肚子碱土,口渴得紧急,汲水时不抬头,桶里的水迅速下降,它的肚子渐渐膨胀。老伙夫感慨万端,但只叹气不说话。母亲对他的恩德表示感谢。老伙夫叹气更甚。
“娘,你们怎么这么晚才到!”上官盼弟不满地批评母亲,母亲没做任何辩解。
我们跟随着她,推着车子领着羊,拐弯抹角,在人的细小缝隙里绕来绕去,听了无数的咒骂和抱怨,终于进了一个土墙柴门的小院落。盼弟帮母亲把车上的孩子拎下来。她要我们把车子和羊放在院外。院子外的树木上,拴着十几匹骡马,没有草料筐箩也没有草料,骡马啃吃着树皮。我们把车子放在胡同里,羊却跟随着我进了院子。盼弟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她自然知道羊就是我的命。
正房里灯火通明,一个黑色的大影子在灯下晃动。县府干部正在大声争吵着什么。鲁立人沙哑的声音掺杂在里边。院子里,几个小兵抱着枪站着,没有一个站直了的,他们脚痛。天上繁星点点,夜色深沉。盼弟把我们带进厢房。墙壁上挂着一盏昏昏欲灭的灯,灯光黯淡,鬼影憧憧。一个穿着寿衣的老太婆平躺在开着盖子的棺材里。见我们进来,她睁开眼,说:“好心人,帮俺把棺材盖上吧,俺要占住俺的屋……”母亲说:“老婶子,您这是昨啦?”老女人说:“今日是我的好日子,好心人,行行好,帮俺抬上盖子吧。”盼弟说:“娘,将就着住吧,总比睡在街上强。”
这一夜,我们睡得很不安宁。正房里的争吵半夜方止。他们刚停止争吵街上便响起枪声,枪声造成的骚乱平息不久,村子中央又燃起一把大火。火光宛如波波抖动的红绸,照亮了我们的脸,也照亮了舒适地躺在棺材里的老太婆。天亮的时候,老太婆依然不动,母亲唤她一声,没见睁眼,伸手一把脉,果然死了。母亲说:“这是个半仙呐!”母亲和大姐把棺材盖子盖上。
后来的几天更加艰苦。抵达大泽山边缘时,母亲和大姐的脚已经磨破了皮肉。大哑和二哑得了咳嗽症。鲁胜利发烧拉稀,母亲想起五姐所赠灵药,便往她嘴里塞了一片。只有可怜的八姐没病没灾。我们已经两天没有看到盼弟的影子了,县、区干部也一个见不到。看见过哑巴一次,他背着一个受伤的区小队员从后边跑上来。那人被炸断一条腿,鲜血沿着空荡荡的破烂裤管,淅浙沥沥地淌在地上。那人在哑巴背上哭着:“队长行行好吧,给我个痛快的吧,痛死我啦,亲娘哟……”
大概是逃难出来的第五天吧,我们望见了北面的白色大山,山上有一簇簇树木,山顶上似乎有座小庙。在我家房后的蛟龙河堤上,只要是晴天,能望到这座山,但那时它是黛青色的。山近在眼前,山的形象,山的清凉气味,使我们意识到已经远离了家乡。我们走在一条宽阔的砂石大道上,迎面有一支马队驰来,马上的士兵与十七团的打扮一样。部队与我们背道而驰,说明我们的家乡真的成了战场。马队过后是步兵,步兵过后是骡子拉着的大炮。炮口里插着花束,炮兵骑在炮筒上洋洋得意。炮兵过后是担架队,担架队过后是一溜两行的小车队,小车上推着面袋子和米袋子,还有一些草料口袋。逃难出来的高密东北乡村民都胆怯地靠在路边,给大军让路。
步兵队里,跳出来几个背驳壳枪的,向路边的人询问着情况。剃头匠王超推着一辆时髦的胶轮小车逃难,一路潇洒,在这路上却碰上了让他烦心的事。粮草队里一辆木轮车断了车轴,推车的中年男人把车子歪倒,把那断轴抽出来,翻来覆去地看着,弄得双手都是黑色的车轴油。拉车的是一个十五岁左右的少年,头上生着疮,嘴角溃烂,身上穿一件没有纽扣的衬衫,腰里扎着一根草绳子。他问:“爹,怎么啦?”他爹愁眉苦脸地说:“断了车轴了,孩子。”爷儿俩个合力,把那个高大沉重、箍着铁皮的车轮拖出来。“怎么办,爹?”少年问。他爹走到路边,在粗糙的杨树皮上,擦着手上的车轴油。“没法子办。”他爹说。这时,一个背着驳壳枪、穿一件旧单军装、头上戴着一顶狗皮帽子的独臂干部,从前面的小车队里斜着身跑过来。
“王金!王金!”独臂人气呼呼地吼着,“为什么掉队?嗯?为什么掉队?你是不是想给咱钢铁连丢脸?!”
“指导员,”王金愁眉苦脸地说,“指导员,车轴断了……”
“早不断晚不断,上战场你才断?不是早就让你们检查车辆吗?广指导员越说越有气,他抬起那只格外发达的胳膊,对着王金的脸抡了一下子。
王金“哎哟”了一声,一低头,鼻孔里滴出血来。
“你凭什么打俺爹!”少年大胆地质问指导员。
指导员怔了一下,道:“是我不经意碰了他一下,算是我的不是。但耽误了粮期,我把你们爷俩一起毙了!”
少年道:“谁愿意断车轴?俺家穷,这小车还是借俺姑家的。”
王金从袄袖子里撕出一些烂棉花,堵住了流血的鼻孔,嘟哝道:“指导员,您总得讲理吧?”
“什么叫理?”指导员黑虎着脸说,“把粮食运上前线就是理,运不上前线就不是理!你们少给我罗嗦,就是扛,今天也得把这二百四十斤小米子给我扛到陶官镇!”
王金道:“指导员,您平日里老说实事求是,这二百四十斤小米……孩子又小……求求您了……”
指导员抬头看太阳,低头看怀表,放眼看四周,一眼就看到了我家的木轮车,第二眼便看到了王超的胶皮轱辘小车。
王超有剃头的手艺,手头小钱活泛,又是光棍汉,挣了钱就割猪头肉吃。他营养良好,方头大耳,皮肤滋润,一看就不是个庄稼人。他的胶轮小车上,一边装着他的剃头箱,另一边载着一条花被子,被子外边还绑着一张狗皮。那小推车用刺槐木制成,涂了一层桐油,槐木放着金黄光芒,不但好看,而且还有一股清香可闻。临行前他把皮轱辘充足了气,走在坚硬的沙石路上,小车轻松地蹦高,车上载又轻,人又身体壮,怀里揣酒瓶,走几里路就襻在肩上手撒车把,拧开瓶塞抿几口烧酒,腿轻脚快唱小曲儿,恣悠悠的,完全是一个难民队里的贵族。
指导员黑眼珠子咕噜噜旋转,微笑着走到路边来。他友善地问:“你们是哪里来的?”
没人回答他。因为他问话时眼睛盯着一棵杨树干,树干上留着那汉子刚抹上的黑色车轴油。银灰色的杨树,一棵挨着一棵,枝条都往上拢着长,有直插云天之势。但他的目光迅速地射在了王超脸上,他脸上友善的微笑陡然消失,换成了一幅像山一样威严、像庙一样阴森的面孔。“你是什么成分?”他目光紧盯着王超那张油光光的大脸,突然发问。
王超懵头转向,张口结舌。
“看你这样子,”指导员咬钉嚼铁地说,“不是地主,也是富农,不是富农,也是小店主,反正你绝对不是个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人,而是个吃剥削饭为生的寄生虫!”
“长官,”王超说,“冤枉啊,我是个剃头匠,靠手艺混饭吃,家中只有破屋两间,土地没有,老婆孩子也没有,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吃了今日,不管明日;俺那儿刚刚划完成分,区里给俺划了个小手工业者,相当于中农,是基本力量呢!”
“胡说!”独臂人道,“凭着我这双眼睛,你巧嘴的鹦鹉难说过潼关!你的车子,我们征用了!”他回身招呼王金父子,“快点,把小米卸下来,装到这辆车上。”
“长官,”王超道,“这小车是花了俺半辈子积蓄啊,你不能剥夺穷人啊。”
独臂人怒冲冲地说:“为了胜利,老子的胳膊都贡献了,你这辆车子值几个钱?前方将士在等待粮食,你难道敢抗拒吗?”
王超道:“长官,您跟俺不是一个区,也不是一个县,凭什么征俺的车子?”
独臂人道:“什么区、县,都是为了支援前线。”
王超道:“不行,俺不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