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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刊于《现代人》杂志，1850 年第11 期。在《现代人》杂志编辑部得到高度的评价，屠格涅夫给维亚尔多的信中，也称作品的成功超过了他的预料。
不大的科洛托夫村原来属于一个女地主（那个女地主因为生性又凶恶又厉害，在附近一带得了一个外号叫“刮婆”，真名字倒是失传了），现在归彼得堡的一个德国人了。这个村子在一面光秃秃的山坡上，被一条可怕的冲沟从上到下切开。这条被冲得坑坑坎坎的深沟像无底深渊似的张着大嘴，弯弯曲曲地从街道中心通过，比河流更无情地——河上至少可以架桥——将可怜的小村子分为两半。几丛瘦弱的爆竹柳挂在沙质沟坡上。在干干的、像黄铜一般的沟底，是一块块老大的黏土质石板。景象不怎么美观，这是不用说的。然而附近所有的人都十分熟悉到科洛托夫村的道路，他们很喜欢常常到这里来。
在冲沟的顶头上，在离像小裂缝似的冲沟开头处才几步远的地方，有一座四方形的小木屋，孤零零的，跟其他房屋都不在一起。屋顶盖的是麦秸，还有一个烟囱。一扇窗子像一只锐利的眼睛似的望着冲沟，在冬天的晚上，老远就可以在朦胧的寒雾中看见这扇有灯光的窗户，它像指路星似的对许多过路的庄稼人闪烁着。小屋的门框上钉着一块蓝色木牌。这小屋是一家酒店，名叫“安乐居”。这家酒店里卖的酒不见得比规定的价格便宜，然而来的顾客却比附近所有同类店铺的顾客多得多。其原因就在于酒店老板尼古拉·伊凡内奇。
尼古拉·伊凡内奇当年是一个面颊红润、一头鬈发的挺拔小伙子，现在已经是一个异常肥胖、白了头发的男子，肉嘟嘟的脸，精明而和善的眼睛，油光光的额头上一道道的皱纹——他在科洛托夫村已经住了二十多年了。尼古拉·伊凡内奇同大多数酒店老板一样，是一个机灵和有心计的人。他并不特别殷勤，也不是特别能说会道，却有吸引顾客、留住顾客的本领，顾客坐在他的柜台前，在这位慢性子的老板那虽然非常锐利，却安详而亲切的目光之下，不知为什么都感到愉快。他有很多正确的见解。他又熟悉地主们的生活，又熟悉农民和市民的生活。在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会给别人出很不错的主意，但他是一个小心谨慎和自私的人，因此宁可站在一边，只是随随便便、似乎毫无用意地说说一些看法，让自己的顾客——而且是他喜欢的顾客——明白明白事理。
他对于俄国人所看重和感兴趣的一切事都很在行，如对马和家畜，对森林，对砖瓦，对器皿，对布匹毛呢和皮革制品，对歌曲和舞蹈。在没有顾客的时候，他常常盘起自己的细腿，像麻袋似的坐在自己门前的地上，和一切过往行人打打招呼，说说亲热话儿。
他这一生见过的事情很多：他眼看着几十个常来他这儿买酒的小贵族相继去世；他知道周围一百俄里内发生的种种事情；就连最机警的警察局长想也没有想到的事情，他都知道，可是他从不乱说，甚至也不流露出知道的神气。他总是默不作声，只是笑笑，动动酒杯。邻近的人都很尊敬他。县里身份最高的地主、高等文官舍列别津科每次经过他的门口，都要放下架子，朝他点头。
尼古拉·伊凡内奇是一个有影响的人：一个有名的盗马贼偷了他的朋友一匹马，他叫那贼把马送还了；附近有一个村子的庄稼人不服新的主管人，他也把他们开导好了。诸如此类的事很多。不过，别以为他做这些事是出于爱正义，出于对他人热心——不是的！他只是尽量防止出什么事情，免得破坏他的安宁。尼古拉·伊凡内奇已经娶妻，而且也有孩子。他的妻子是一个鼻尖眼快、动作利落的小市民出身的女子，近来也像丈夫一样有些发福了。他在各方面都信赖她，钱也由她收藏。发酒疯的人都怕她。她不喜欢他们：赚不到他们多少钱，吵闹得却很厉害，愁眉苦脸、寡言少语的人倒是更合乎她的心意。尼古拉·伊凡内奇的孩子们都还小。先前生的几个孩子都死了，但是活下来的几个长得都很像父母。看着这几个健康的孩子那聪明的小脸，是很愉快的。
七月里一个热得难受的日子，我慢慢跨着步子，带着我的狗，贴着科洛托夫村冲沟边往上走，朝“安乐居”酒店走去。天上的太阳火辣辣的，像发了疯似的，无情地炙晒着，烘烤着。空气中到处弥漫着热烘烘的灰尘。羽毛亮闪闪的白嘴鸦和乌鸦张大了嘴，可怜巴巴地望着行人，好像是要求人同情。只有麻雀不觉得痛苦，挓挲着羽毛，比以前叫得更欢，一会儿在围墙上打架，一会儿一齐从灰尘飞扬的大路上飞起来，像灰云一样在绿油油的大麻地上空盘旋。我口渴得难受。附近没有水：在科洛托夫村，像在很多别的草原村庄一样，因为没有泉水和井水，庄稼人喝的都是池塘里的浑水……可是，谁又能把这种令人恶心的东西叫做水呀？我就想到尼古拉·伊凡内奇那里去要一杯啤酒或者克瓦斯。
说实在的，科洛托夫村不论什么时候都没有什么令人悦目的景象，但是特别使人产生愁闷之感的，就是七月的耀眼的太阳那无情的阳光照射下的景象：那破旧的褐色屋顶，那很深的冲沟，晒得焦黄的、落满灰尘的草场，草场上那带着绝望神情走来走去的长腿瘦鸡，原来的地主房屋剩下的灰色白杨木屋架和空空的窗洞，周围的一丛丛荨麻、杂草和艾蒿，晒得滚热的、黑糊糊的、漂着一层鹅毛的池塘，池塘周围那半干的烂泥和歪向一边的堤坝，堤坝旁踩成细灰般的土地上那热得直喘、直打喷嚏的绵羊，绵羊那种紧紧挤在一起的可怜神气和拼命把头垂得更低、似乎在等待这难挨的炎热什么时候才会过去的那种灰心丧气的忍耐神气。
我迈着疲惫无力的步子来到尼古拉·伊凡内奇的酒店门前，照例引起孩子们的惊讶，惊讶得瞪大眼睛茫然注视着，也引起几条狗的愤慨，愤慨是用吠叫来表示的，吠叫又凶狠又卖力，好像内脏都要炸裂似的，以至于吠叫过一阵之后都咳呛和喘起粗气——这时酒店门口突然出现了一个高个子男人，没戴帽子，身穿厚呢大衣，浅蓝色腰带扎得低低的。看样子这是一名家仆，一张干枯的皱皱巴巴的脸，再往上是乱蓬蓬地竖着的浓密的灰色头发。他在呼唤一个人，急促地挥动着两只手，两只手晃动得显然比他所希望的厉害得多。可见他已经醉了。
“你来，来呀！”他使劲扬着浓浓的眉毛，嘟嘟囔囔说起来，“来呀，眨巴眼儿，来呀！真是的，你磨蹭什么呀，伙计。这可不好，伙计。人家在等你呢，可是你这样磨蹭……来呀。”
“哦，来了，来了。”一个打战的声音应声说，接着便从屋子右面走出一个又矮又胖又瘸腿的人。他穿的是一件相当整洁的呢外衣，只套了一只袖子。高高的尖顶帽一直压到眉毛上，给他那圆圆的、胖胖的脸增添了滑稽可笑的表情。他那双小小的黄眼睛滴溜溜直转，那薄薄的嘴唇上一直堆着拘谨和不自然的微笑，那尖尖的长鼻子很不雅观地向前伸着，很像船舵。“来了，伙计，”他一面一瘸一拐地往酒店里走，一面说，“你叫我干什么？……谁在等我？”
“我叫你干什么？”穿厚呢子大衣的人带着责备的口气说，“眨巴眼儿，你这人真怪，伙计，叫你到酒店里来，你还要问干什么！好多人都在等你呢：土耳其佬雅什卡，还有野人先生，还有日兹德拉来的包工头儿。雅什卡和包工头儿打了赌：赌一瓶啤酒——看谁赢谁，就是说，看谁唱得好……你懂吗？”
“雅什卡要唱歌了吗？”外号“眨巴眼儿”的人兴奋地说，“你不是扯谎吧，蠢货？”
“我不扯谎，”蠢货一本正经地回答说，“你才喜欢瞎扯哩。他既然打了赌，那就一定要唱，你这天生的笨牛，你这浑蛋，眨巴眼儿！”
“好，咱们走吧，呆子。”眨巴眼儿回答说。
“哦，那你至少要吻我一下呀，我的好宝贝。”蠢货张开两条胳膊，嘟囔说。
“瞧，你这个娇宝宝伊索伊索：著名的古希腊寓言作家。在旧俄国常用作讽刺语，指的是言语费解的人。。”眨巴眼儿用胳膊推着他，轻蔑地说，接着两人都弯下身子，走进低矮的门里。
我听到他们的对话，不禁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我已经不止一次听说土耳其佬雅什卡在附近一带是最好的歌手，现在我竟有机会听听他和另一名歌手比赛。我便加快步子，走进酒店。
大概，在我的读者中，没有多少人光顾过乡村的酒店。可是我们这些打猎的，什么地方没有到过呀！这种酒店的构造极其简单，大都是由一间幽暗的前室和有烟囱的正屋组成。正屋用板壁隔成里外间，里间是任何顾客都不能去的。在这板壁上，在一张宽大的橡木桌子上方，开一个长方形的大洞。就在这张桌子或者柜台上卖酒。在正对着大洞的架子上，并排摆着大大小小各种各样封口的瓶酒。正屋的前半部分是接待顾客的，有若干条长板凳，两三个空酒桶，一张放在拐角上的桌子。乡村酒店大都是很黑暗的，而且，一般农舍中大都少不了的那些花花绿绿的通俗版画，你在酒店的圆木墙壁上几乎是看不到的。
当我走进安乐居酒店的时候，里面已经来了很多人了。
在柜台后面，照例站着差不多有壁洞宽的尼古拉·伊凡内奇，身穿印花布衬衫，肥胖的脸上带着懒洋洋的微笑，正在用又白又胖的手给刚进来的朋友眨巴眼儿和蠢货倒两杯酒。在他后面的角落里，靠近窗子的地方，是他那眼睛很机灵的妻子。房间中央站的是土耳其佬雅什卡，一个二十三四岁的瘦瘦的、挺拔的男子，穿一件长襟土布蓝色外衣。他的样子像一个勇猛的工厂里的小伙子，身体似乎不能说是十分健壮。他那瘪瘪的脸颊，那不肯安静的灰色大眼睛，端正的鼻子和不住地活动的小小鼻孔，平平的白额头，向后梳的淡黄色鬈发，大而好看并富有表情的嘴唇——他脸上的一切都表明他是一个敏感而热情的人。他非常兴奋：不住地眨巴着眼睛，呼吸也很急促，两手一个劲儿打哆嗦，像是发作了热病——他就是热病发作了，就是面对群众讲话或唱歌的人常常会害的那种紧张不安的突然发作的热病。
他旁边站着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子，宽肩膀，高颧骨，低额头，像鞑靼人一般的狭眼睛，短短的扁鼻子，方方的下巴，乌黑发亮的头发像鬃毛一样硬。他那黝黑而带铅色的脸，尤其是那煞白的嘴唇的表情，如果不是那样沉静的话，差不多可以说是凶狠的。他几乎一动也不动，只是像一条公牛从轭下慢慢朝四周围打量着。他穿一件旧的常礼服，铜纽扣光溜溜的。粗大的脖子上围一条旧的黑绸围巾。他就叫野人先生。
在他的正对面，圣像下面的长板凳上，坐着雅什卡的对赛歌手——日兹德拉来的包工头。这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敦实汉子，麻脸，鬈发，扁扁的狮子鼻，灵活的栗色眼睛，稀稀的下巴胡。他把两只手掖到大腿底下，两条穿着滚边的漂亮皮靴的腿自由自在地悠荡着，碰得吧嗒吧嗒响着。他穿的是一件崭新的有棉绒领子的灰呢子薄上衣，紧紧勒着喉咙的红衬衫的边儿在棉绒领子衬托下显得异常触目。在对面的角落里，门的右边，桌子旁边坐着一个庄稼人，穿一件灰色旧长袍，肩上有一个大洞。阳光像稀薄的、黄黄的流水，透过两扇小窗子的带灰尘的玻璃射进来，似乎不能战胜屋子里平时的阴暗：一切物件上的光线都很微弱，似明似暗。然而在屋子里几乎是凉爽的，所以我一跨进门槛，就如释重负，气闷和炎热感消失了。
我看出来，我的到来起初使尼古拉·伊凡内奇的顾客们有些不安。但是他们一看到尼古拉·伊凡内奇像对熟人一样跟我打招呼，也就安下心来，不再注意我了。我要了啤酒，就在角落里挨着那个穿破旧长袍的汉子坐了下来。
“喂，好啦！”蠢货一口气喝干一杯酒，突然叫起来，同时两只手奇怪地挥舞着来配合他的叫喊声，显然不这样他是一个字也说不出来的，“还等什么呀？唱就唱嘛。嗯？雅什卡？……”
“开始吧，开始吧。”尼古拉·伊凡内奇也支持说。
“好的，咱们就开始吧，”包工头带着自信的微笑冷静地说，“我准备好了。”
“我也准备好了。”雅什卡激动地说。
“好啦，开始吧，伙计们，开始吧。”眨巴眼儿尖声叫道。
然而，尽管大家都说要开始，却谁也不开始。包工头甚至没有从板凳上站起来。大家都好像在等待着什么。
“开始呀！”野人先生阴沉而激烈地说。
雅什卡身子哆嗦了一下。包工头站起身来，把腰带掖了掖，咳嗽了两声。
“可是，谁先唱呢？”他用微微有些改变的声音问野人先生，野人先生依然一动不动地站在房间中央，宽宽地叉开两条粗腿，把两只强壮的手插到裤子口袋里，差不多一直插到胳膊肘。
“你，你先唱，大师傅，”蠢货嘟囔着说，“你先唱，大哥。”
野人先生皱着眉头瞅了他一眼。蠢货轻轻吱了一声，不好意思起来，朝天花板看了看，耸了耸肩膀，不说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