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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预言——奥加辽夫被捕——大火——莫斯科的自由主义者——米·费·奥尔洛夫——墓园</h3>
……1834年春天的一个早晨,我去找瓦季姆,他不在家,他的兄弟姊妹也不在家。我走到楼上他的小房间中,坐下来写字条。
门慢慢开了,瓦季姆的老母亲走进屋子,脚步轻轻的,几乎没一点声响;她显得疲乏、虚弱,走到安乐椅跟前,一边坐下,一边对我说道:
“您写吧,写吧,我是来看看瓦佳回家没有。孩子们都出外溜达了,下面没一个人,我觉得寂寞,害怕,想在这儿坐一会儿;我不妨碍您,您写您的好了。”
她的脸色若有所思,比平时更清楚地反映出过去所受的苦难,对未来的疑虑畏惧,对生活的不信任,那种漫长而沉重的多灾多难的岁月留下的阴影。
我们开始闲聊。她给我讲了西伯利亚的一些情形。
“我吃了很多很多苦,今后也不会太平无事,”她摇摇头又道,“我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我想起,有一次老太太听见我们高谈阔论,发表鼓动性的意见,脸色变得更白了,她轻轻叹口气,走进另一间屋子,好久不讲一句话。
“您和您那些朋友,”她继续道,“你们走的是一条必然毁灭的道路。你们会毁掉瓦佳,毁掉自己和每一个人。要知道,我把您当作儿子一样爱您。”
眼泪流下了她清癯的面颊。
我没作声。她握住我一只手,勉强笑着,又说道:
“不要生气,我的神经太紧张了;我一切都明白,您走自己的路吧,你们没有别的路,如果有,你们就不会那样了。这我懂得,但不能克制恐惧,我经历过的不幸太多了,再也无力忍受新的。您要注意,别跟瓦佳说什么,他会伤心的,会来劝我……他来啦。”老太太说,慌忙擦干眼泪,又瞧了我一眼,要我别作声。
可怜的母亲!神圣的、伟大的女性!
这抵得上高乃依的“<b>他不如死了的好</b>”1。
她的预言很快应验了;幸而这次风暴没有触动她一家人,但也给这个可怜的女人带来了不少折磨和恐怖。
“<em>怎么,被捉走啦</em>?”我问,从床上跳下来,摸摸脑瓜,想弄清楚我是不是在做梦。
“是警察局长夜里带了警官和哥萨克来捉的,离您走后才两个来小时,搜去了一些信件,带走了尼古拉·普拉托诺维奇。”
这是奥加辽夫的听差。我不明白,警察局根据什么这么干,最近一段时间一切都很平静。奥加辽夫一天前才回来……为什么要逮捕他,不逮捕我?
不能袖手不管,我穿上衣服出去了,但没有一定的目的。这是落在我头上的第一个灾难。我心烦意乱,为自己的无能为力感到苦恼。
在街上徘徊了一会儿,我终于想起了一个朋友,他的社会地位使他有可能知道事情的原委,也许还能帮助我们。他住得非常远,在沃龙佐夫广场外的一所别墅中。我立刻跳上一辆街车,疾驰而去。这是早晨六点多钟。
一年半前,我认识了B2,在莫斯科他也算得是个名流。他在巴黎读过书,阔绰,聪明,知识渊博,头脑灵敏,思想开通,曾因12月14日事件坐过牢,关在彼得保罗要塞,后来被释放了;他没有吃到流放的苦,却获得了进步的名声。他在总督3手下办事,很有势力。戈利岑公爵喜欢思想自由开放的人,如果讲得一口流利的法语,更能得到他的器重。公爵不擅长俄国话。
B比我们大十来岁,他那种切合实际的言论,对政治事务的了解,流畅的法语,自由主义的热情,都使我们惊叹。他见多识广,谈吐娓娓动人,从容不迫,发表意见总是简明扼要,对一切都能作出答复,提出劝告或解决办法。他什么都读——新的小说,论文,杂志,诗歌,此外还孜孜不倦地研究动物学,为公爵起草计划,编写儿童读物提纲等等。
他的自由主义是最纯粹的法国货,在莫吉恩4和拉马克将军中间属于左翼。
他的书斋里挂满所有革命名人的画像,从汉普登和巴伊到菲埃希5和阿尔曼·卡雷尔。在这革命的圣像壁下,是整整一个禁书书库。一具髑髅,几个塞填料的鸟类标本,几只晒干的两栖动物和一些浸在药水中的内脏,在书房过于热烈的气氛中,投下了认真思考和观察的色彩。
他的熟知人情世故使我们羡慕,他那种微带讽刺的含蓄的反驳方式对我们发生了极大影响。我们把他看作一个<em>精明能干</em>的革命家,一个未来的国务大臣。
我到达时,B不在家。他昨晚进城见公爵去了,他的听差说,过一两个小时一定可以回家。我留下来等他。
B的别墅精致华丽。我坐在书房里,书房高大宽敞,位在底层,一扇大门通向露台和花园。天气闷热,花园中不时送来树木和花草的阵阵清香。孩子们在屋前玩耍,笑声朗朗。富裕,满足,广阔,太阳和阴影,红花和绿叶……可是监狱里却狭窄,沉闷,黑暗。我沉浸在痛苦的思索中,坐了不知多久,蓦地听得听差用诧异而兴奋的声音从露台上喊我。
“什么事?”我问。
“请到这儿来,您瞧。”
我不愿扫他的兴,走到露台上一看,我愣住了。远处火光冲天,烧红了半个天空,仿佛那些房子是同时着火的。大火还在以惊人的速度向周围蔓延。
我站在露台上发呆。听差望着大火,露出幸灾乐祸的狞笑,一边念叨:“烧得好,右边这幢屋子也要着火了,一定要烧着了。”
大火含有革命的意味,它嘲笑私有制度,消灭财富的差别。听差本能地懂得这一点。
过了半个小时,四分之一的天边已被浓烟笼罩,下面是通红的火海,上面是灰黑的烟雾。这一天烧掉了列福尔托沃村。这是一系列纵火案的开始,它们继续了五个来月,我们以后还会谈到它们。
最后B回来了,他神采奕奕,亲切殷勤,对我说他路过火灾的地点,听到大家议论,讲这是纵火,然后半开玩笑地说道:
“这是普加乔夫起义,您等着瞧吧,我和您也跑不了,会给绑在木桩上烧死……”
“我们不用等到烧死,恐怕已给钉上镣铐了。”我回答。“您可知道,昨天夜里警察把奥加辽夫抓走了?”
“您说什么——警察?”
“我就是为这事来找您的。必须想想办法,请您找公爵打听一下,这是怎么回事,设法让我见见他。”
没有回答。我不由得抬头看看B,奇怪,他变了,仿佛一下子老了几年,脸色颓丧,再也提不起精神,唉声叹气地有些发慌。
“您怎么啦?”
“我早对您说,经常对您说,这么干准会出事的……对,对,这完全是意料之中的,现在可好,我清清白白,毫无罪过,说不定也得跟着你们蹲监狱;这种事不是闹着玩的,我尝过坐牢的滋味。”
“你去不去找公爵?”
“算了,这顶什么用?我作为一个朋友,劝您别再提奥加辽夫的事,尽可能安分守己一些,要不,非出事不可。您不懂得,这有多危险,我是真心劝您:莫管闲事。您要管也管不了,您救不了奥加辽夫,自己反而会遭殃。专制制度就是这么回事,什么权利,保障,统统都是废话;律师和法官干得了什么?”
今天我没有兴致听他高谈阔论,拿起帽子走了。
回到家中,我发现大家慌作一团。父亲为奥加辽夫的被捕正生我的气;参政官也来了,在检查我的书,把他认为危险的挑出来,神色很不满。
在桌上,我看到米·费·奥尔洛夫的一张请帖,是邀我去赴宴的。我想,他会不会有办法?我虽然已经有了教训,但不管怎样,试试不是坏事,问问并不吃亏。
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奥尔洛夫是著名的幸福社6的创始人之一,如果说他没去西伯利亚,那么这不是他的过错,而是他的哥哥利用了尼古拉对他的特殊宠幸,何况这位哥哥7是第一个在12月14日率领自己的近卫骑兵去保卫冬宫的。奥尔洛夫被遣送回乡,过了几年才获准重返莫斯科居住。他在乡下过了一段孤独的生活,埋头研究政治经济学和化学。我第一次见到他,他就向我介绍新的化学名称表。一切精力充沛的人,凡是较后开始研究某门科学的,总想显显身手,按照自己的意愿把房间重新布置一下。他的名称表比公认的法国名称表复杂。我想提醒他这一点,便装得十分钦佩似的,开始向他证明,他的名称表好是好,但是从前的更好。
奥尔洛夫不服气,但后来同意了。
我的奉承收了效,打那时起我们一直保持着亲密关系。他看我是新生力量,我看他是与我们志同道合的沙场老将,我们的前辈英雄们的一位朋友,生活中的一种崇高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