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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弗拉基米尔生活的开始</h3>
……我从科兹莫杰米扬斯克坐车出发时,雪橇开始按俄国方式套马:三匹马并排,一匹驾辕,两匹拉边套,辕马套了轭,挂着铃铛,起劲地奔跑。
在彼尔姆和维亚特卡,套马是纵列式的:一匹接一匹,或者两匹一排,第三匹领先。
当我看到我们的套马方式时,我高兴得心都跳了。
“喂,好小子,把你的本领都使出来吧!”我对坐在驾车座上浑身是劲的年轻小伙子说,这人穿一件光板皮袄,戴的手套已经冻硬,我把十五戈比的辅币递给他时,他几乎无法把手指合拢。
“行,一切照您老的话办。喂,我的宝贝儿,快跑!”然后蓦地转身对我说:“老爷,请您坐稳,前面是山坡,我把马放开啦。”
这是通向伏尔加河的陡坡,到了冬季便成了交通要道。
真的,他放开了马。雪橇不是滑行,而是整个车身忽左忽右地向前跳跃。马飞也似的向山下奔驰,车夫非常满意,是的,说来惭愧,我也很满意——我也是俄罗斯人呢。
就这样,我坐着驿车进入了1838年——我一生中最美好、最幸福的一年。现在我向你们谈谈,我是怎样迎接新年的。
在离尼日尼八十来俄里的地方,我们——我和我的听差马特维,走进驿站取暖。屋外非常冷,而且有风。驿站长瘦弱多病,可怜巴巴的,一边登记驿马使用证,一边低声念着每一个字母,然而还是抄错了。我脱下皮外套,穿着毛皮大靴子,在屋里踱来踱去。马特维对着通红的炉子烤火,驿站长低声念叨,木钟发出没精打采,有气无力的滴答声……
“您瞧,”马特维对我说,“马上十二点了,新年到啦。”然后询问似的看看我,又道:“我去拿些吃的来,在维亚特卡他们往我们车上装了不少食物呢。”不等我回答,他便取了几瓶酒和一包食物来。
马特维这人我以后还要谈到,他不仅是我的仆人,也是我的朋友和兄弟。这个莫斯科小市民,本来跟我们的老相识佐年贝格学装帧艺术,后来发现佐年贝格在这方面也懂不得多少,便转到了我这里。
我知道如果我拒绝,马特维会很伤心,而且事实上我也没有理由反对在驿站上庆祝节日……驿站的新年还是别有风味的。
马特维拿来的是火腿和香槟酒。
香槟已冻得稠稠的,火腿要用斧子砍,面上结了一层亮晶晶的冰霜;但是要吃就不能怕。
“恭贺新禧!新年幸福!……”真的,新年幸福。难道我不是在回家的路上吗?每个小时我都在越来越接近莫斯科,我心中充满了希望。
站长似乎不太喜欢冰冻的香槟酒,我又斟了半杯罗姆酒给他。这对半掺兑的新饮料发生了显著效果。
我还邀请了赶车的,他更加先进:把胡椒掺在烧酒里,用汤匙搅了搅,一饮而尽,痛苦似的喘口气,发出几声呻吟,说道:“借酒浇愁愁更愁啊!”
驿站长亲自扶我坐上雪橇,热心得手忙脚乱,把点着的蜡烛掉到干草上,再也没找到。他非常起劲,反复说道:
“您是在这儿跟我一起迎接新年的——祝您新年幸福!”
愁肠百结的车夫拉动了缰绳……
次日晚上八时,我到达了弗拉基米尔,住在客店里,这家客店是《旅行马车》1作过非常精确的描绘的:它的“山猫”煮鸡2不知是什么玩意儿,它的糕点像一个个面团,它的波尔多酒实际上是醋。
茶房梳着整齐光滑的分头,留着长长的鬓角——这种鬓角从前是俄国茶房的特色,现在却成了茶房和路易·拿破仑3的特色。他看到驿马使用证上我的名字,便对我说:“今天早上有一个人来找过您,现在大概还在酒店等候。”
我怎么也猜不出这可能是谁。
“瞧,他来啦。”茶房又说,让在一边。但首先出现在我眼前的不是人,而是一只大得可怕的托盘,托盘上放着各种食物:大圆面包,小面包圈,橙子,苹果,鸡蛋,巴旦杏,葡萄干……托盘后面露出一大把白胡须,一对蓝眼睛。原来这是我父亲在弗拉基米尔的领地上的村长。4
“加夫里洛·谢苗内奇!”我大喊一声,奔上前与他拥抱。他是我在监狱和流放之后见到的<em>我家的第一个人</em>,来自从前生活中的人。看到这个聪明的老头儿,我太高兴了,与他谈个没完。对于我,他是我已接近莫斯科,接近家,接近朋友们的证明;三天前他还见过我家所有的人,替他们捎来了对我的问候……那么,已经不远啦!
省长库卢塔是个聪明的希腊人,深知人情世故,对善恶早已无动于衷。他立刻明白了我的状况,丝毫也不打算难为我。关于办公厅他连提也没提,只是派我与一位中学教师5一起编《省政公报》——这便是我的全部职务。
这工作我是熟悉的,在维亚特卡我已筹办过《公报》的非官方部分6,还编发了我的一篇小文章,它害得我的继任者几乎因此遭殃。文章是描写“大河”上的节日景象的,我说,农民送来祭献尼古拉·赫雷诺夫的羊肉,从前是免费分发给穷人的,现在却出售了。主教大怒,省长好不容易才劝他平息了怒气。
发行《省政公报》是1837年开始的7。要在沉默无声的国家培养群众公开发表意见的习惯,这是个新奇的主意,它来自内务大臣布卢多夫8。布卢多夫是作为卡拉姆津的历史著作9的继承人而出名的,可惜他从未续写过一行字,他又是12月14日后“审讯委员会报告”的撰写人,而这份报告对他说来还是根本不写的好。他属于那种身居要津的空头理论家,这种人是在亚历山大皇朝末期出现的。他们聪明,有学问,正直,现在老了,成了已获得功名利禄的“阿尔扎玛斯鹅”10。他们能用俄文写作,爱国,热心研究俄国历史,以致没有闲暇认真对待当代生活。他们每人都念念不忘地尊重尼·米·卡拉姆津,敬爱茹科夫斯基,能背诵克雷洛夫的作品,到了莫斯科就得上花园街拜访伊·伊·德米特里耶夫——我在大学读书时,仗着与尼·波列沃伊的私交,也常上那儿谒见这位大人物,那时我的头脑中装满了浪漫主义的偏见,心中却隐藏着一种不满情绪,认为德米特里耶夫是诗人,不应当去当司法大臣。大家对这些人寄予不少希望,可是他们一事无成,正如一切国家的空头理论家一样。也许,在亚历山大治下,他们可能会留下较深的脚印,但是亚历山大死了,他们富国利民的满腹经纶也成了一纸空文。
在摩纳哥11,一位执政大公的墓碑上写道:“弗洛列斯坦×世12在此长眠,他<em>曾希望</em>造福自己的臣民!”我们的空头理论家也希望为人类造福,虽然不是为自己的臣民,而是为尼古拉一世的臣民造福,可惜他们的希望没有得到主子恩准。我不知道,是谁妨碍了弗洛列斯坦,但他们是受到了我们的弗洛列斯坦的阻挠。他们不得不面对俄国日益恶化的局面,听其自然,只限于实行一些无关紧要的新措施——改变形式和名称等等。我们的衮衮诸公认为他们的最高职责只是提些方案,作些修改,而这些修改往往越改越坏,有时干脆不关痛痒,毫无作用。例如,他们认为省长办公厅的秘书应改称主任,但省政府的秘书却照旧没有改成俄语13。我记得,司法大臣提出过一个方案,要改变文官制服,方案开头写得那么郑重其事:“当前政府各部门文官服饰缝制式样均无统一标准,有鉴于此……”等等。
内务大臣也患了方案病,用区警察所长<em>取代了</em>缙绅陪审员14。缙绅陪审员平时住在城关,有时下乡视察,警察所长却是有时集中城关,但经常驻守乡间。这样,全体农民就落到了警察的监视下,可是大家知道,我们的警官都是多么残忍和荒淫无耻的东西。布卢多夫把警察引进了农民生产活动和财产状况的密室,引进了家庭生活,引进了村社,使他们因此跨进了人民生活最后的避风港。幸而我们的农村非常多,而一县往往只有两个区警察所。
差不多就在这时候,这位布卢多夫又想出了《省政公报》这新花招。我们的政府瞧不起一切知识,独独对文学却大为偏爱;例如,那时英国没有一份官方杂志,我们却每个部都发行自己的刊物,科学院和大学也一样。我们有矿业和盐业杂志,法文和德文杂志,海运和陆运杂志。这一切都是官费办的,文章由各部的人承包,正如承包木柴和蜡烛一样,只是没有转手倒卖罢了。总结,捏造的数字,虚构的结论,是不愁缺货的。政府对一切实行专卖,对废话也实行了专卖,它命令大家闭口,自己却喋喋不休。布卢多夫发展了这个体系,下令各省发行自己的《公报》,要求每份《公报》附有非官方部分,发表历史、文学等等方面的文章。
说做就做,五十个省政府雷厉风行,为非官方部分绞尽了脑汁。教会学校出身的神父,医学博士,中学教师,一切被公认为能够耍笔杆子的书生,都被征用了。他们苦思冥想,反复诵读《读书文库》和《祖国纪事》,又怕又想染指,最后总算写出了一些小文章。
发表欲是最强烈的人为的欲望之一,它是随着书籍的普及而出现的。但是,要把自己的作品公之于世,没有特殊的机遇不易办到。凡是不敢企望在《莫斯科新闻》和彼得堡的杂志上发表文章的人,只得在自己的刊物上发表。于是机关报应运而生,拥有自己的喉舌的<em>恶习</em>,也因此而深入人心。况且掌握一件现成的工具绝非坏事。印刷机
<em>本来是</em>没有骨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