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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警告——贵族铨叙局——内务部办公厅——第三厅——岗警事件——杜贝尔特将军——本肯多夫伯爵——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热列布佐娃——第二次流放</h3>
我们在莫斯科虽然过得自由自在,最后仍不得不迁居彼得堡。这是我父亲的要求;内务大臣斯特罗戈诺夫伯爵把我安置在他的办公厅供职,于是我们在1840年夏末到了那里。
不过在1839年12月,我到过彼得堡一次,住了两三个星期。
事情是这样的。自从对我的监视撤销之后,我取得了出入“皇上驻地和首都”(按照康·阿克萨科夫的说法)的权利1,而我的父亲坚信,涅瓦河畔的皇上驻地比古都对我更合适。于是学区总监斯特罗戈诺夫伯爵2写了一封信介绍我去拜见他的胞弟。但这还不是全部情由。弗拉基米尔省长推荐我晋升八等文官,我的父亲希望我的升级尽快实现。3在贵族铨叙局,各省有一定的顺序。按这顺序进行往往像乌龟爬行一般旷日持久,除非提出特别申请。这几乎已成为规矩,它的代价是昂贵的,因为一省的名单可以不按顺序,但不能从名单中单独提出一个官员进行铨叙。因此必须为大家付钱,“否则,其余的官员岂不成了免费超越顺序?”通常官员们是醵资以后推派代表进京办理;这次一切费用却由我父亲一人承担,因此弗拉基米尔的几位九等文官是靠了他,才提早八个月当上八等文官的。
父亲为这事打发我上彼得堡活动的时候,与我告别之后,又再一次叮嘱道:
“看在上帝面上,你千万小心,要提防所有的人,从驿车管理员到我写信介绍你去拜访的那些熟人,一个都不能相信。今天的彼得堡与我们那时候不同啦,在任何场合总有那么一两只苍蝇。这话你务必牢记在心。”
我怀着彼得堡生活的这句座右铭,跨上原始的驿车(这种驿车具有其他驿车已彻底清除的一切缺点)出发了。
我于晚上九时到达彼得堡,当即雇车赶往伊萨基耶夫广场——我希望我对彼得堡的观光从它开始。一切都覆盖在厚厚的白雪下,只有彼得大帝高踞马背,在灰色的座基上从茫茫黑夜中露出阴暗森严的轮廓:
<blockquote>
黑影透过夜雾,
昂起高傲的头,
巍然挺身马上,
挥手指向远方,
这雄伟的巨人,
勒紧马首笼头,
坐骑高举前蹄,
使他更可高瞻远瞩。
(《感怀》)4
</blockquote>
为什么12月14日的战斗正是在这广场上进行,为什么俄国解放的最早呼声正是从这铜像下发出,为什么方阵5会紧靠着彼得一世——这是对他的褒奖……还是惩罚?1825年的12月14日,是1725年1月21日6所中断的事业的继续。尼古拉的炮弹针对叛乱,也同样针对着铜像;可惜霰弹未能摧毁青铜的彼得……
回到旅馆,我发现一位亲戚在等我;与他闲聊了一会儿,我无意间提到了伊萨基耶夫广场和12月14日。
“叔父怎样?”亲戚问我,“您离开时,他身体好吗?”
“多谢,与往常一样;他向您问好……”
亲戚丝毫没有改变脸色,只用目光向我发出责备、劝导和警告的信号;他把眼珠向旁边一斜,我不免转过身去,原来一个火夫在壁炉中架木柴,木柴烧着后,他就自己发挥了风箱的作用;雪从他靴子上融化,淌到地上,形成了一洼浊水。然后他拿起哥萨克长矛似的火钩走出了屋子。
我的亲戚这时才开始责备我,说我不该当着火夫的面谈这种“不堪入耳”的事,而且还用俄语。临走时他小声告诉我:
“顺便说一下,不要忘记,这儿有个理发师,在旅馆兜揽生意,出售乱七八糟的东西,如梳子,发霉的发蜡等等;您对他得多加小心,我看他与警察有联系——他说话颠三倒四的。我在这儿等您时,为了免得他纠缠,向他买了些小玩意儿。”
“为了奖励他?哦,那么洗衣妇大概也参加了宪兵团。”
“不要笑,您比别人更容易遭殃。您刚流放回来,背后有十个保姆在照顾您呢。”
“那样更好,七个保姆已经可以使我无人照顾了。”7
第二天我去找从前替我父亲办事的官员,他是小俄罗斯人,讲俄语带刺耳的重音;不论我讲什么,他毫不搭理,只是露出惊讶的神色,闭上眼睛,有时跟耗子似的举起胖胖的小手……他终于忍不住,看到我拿起帽子要走,把我叫到窗口,四面打量一下,对我说:“我有句话请您别见怪,我与令尊府上,还有您几位故世的伯父,都已相识多年,这才不揣冒昧……我是说,关于您过去的事最好别再多提。您不妨想想,这有什么必要,现在一切都已烟消云散。您刚才不该在我的女厨子面前讲那些话,这个芬兰婆娘,谁知道她是什么货色,我本来就有些怕她呢。”
我琢磨着这个“可爱的城市”,告别了提心吊胆的官员……大雪纷飞,棉絮一般满天飘舞,潮湿阴冷的风沁入肌骨,吹打着帽子和大氅。车夫几乎看不清一步路以外,在雪中眯缝着眼睛,低垂着脑袋,一边吆喝:“小心……心!”我回想起父亲的劝告,回想起亲戚和官员,还想到了乔治·桑的一篇童话:一只麻雀出外旅行,路过立陶宛,看见一只狼冻得半死,就问它,这地方气候这么坏,为什么要住在这里,狼回答道:“<em>自由</em>使我忘记了气候。”
车夫是对的——“小心,小心!”我多么盼望快些离开啊!
这就难怪我初次赴京时间不久。三星期内我便办完事情,赶新年前回到了弗拉基米尔。
我在维亚特卡的经历,对我上贵族铨叙局办事大有用处。我已经知道,这个机构有点像从前伦敦的圣贾尔斯区域8,是公认的藏垢纳污之处,任何检查,任何改革,都无济于事。为了肃清圣贾尔斯地区的罪恶,必须采取非常手段,买下它的房屋,夷为平地。对贵族铨叙局也应照此办理。况且它完全没有必要,不过是培养寄生虫的温床;这是管理升官发财的机关,铨叙定级的办公厅,考据贵族爵位门第的文献研究所,衙门中的衙门。理所当然,滥用职权在那里是<em>司空见惯</em>的!
我父亲的代理人带一个瘦长老头儿来见我。老头儿穿一件制服,每个纽扣都松动了,衣服腌臜;虽然是清早,他已喝过酒。这人是枢密院印刷所的校对,他一边校正排印上的错误,一边却在幕后帮助铨叙部门各级官员制造其他错误。我与他商量了半个小时,讨价还价,像买一匹马或一件家具似的。然而他本人不能作肯定答复,先回枢密院请示,得到同意之后,才向我收取“定金”。
“可是他们讲话算数吗?”
“您老尽管放心,这些人是靠得住的,他们得了好处,决不会不履行义务,这是人格问题。”校对回答,口气显得十分委屈,以致我不得不再增加一些酬金,表示歉意。
我的钱征服了他,他大讲起来:
“贵族铨叙局从前有一个秘书,真了不起,您可能听到过他,此公捞钱毫无顾忌,可从来未曾失事。一天,外省一位官员到局里托他办事,临走时偷偷从帽子下抽出一张灰票子9塞给他。秘书对他道:‘何必这么秘密啊,这又不是情书,偷偷摸摸干啥?一张灰票子,让其他求情的人看到更好,这可以鼓励他们,因为他们看到,我拿了两百卢布,但没有白拿,事情圆满解决了。’于是他把钞票摊开,折叠整齐,放进坎肩口袋。”
校对讲得不错,秘书忠实履行了责任。
我是怀着近乎憎恨的心情离开彼得堡的。然而没有办法,我还是得迁移到这个令人不快的城市中居住。
我任职时间不长,又千方百计逃避工作,因此对这个衙门没多少话好讲。内务部的办公厅与维亚特卡省的办公厅相比,差别不过如干净靴子之与肮脏靴子一样:皮质相同,鞋底相同,只是前者擦得亮晶晶的,后者却沾满污泥。我在这儿没见到酗酒的官员,也没见到为一份证件索取二十戈比的事,但总觉得,在他们衣冠楚楚、温文尔雅的外表下,隐藏着同样卑鄙、阴暗、浅薄、贪婪和怯懦的灵魂,相比之下,我那位维亚特卡的科长10还更像一个人。看到这些新同事,我不禁想起,那位科长有一次在省土地丈量员的宴会上喝得兴致勃勃,拿起吉他弹舞曲,最后终于忍不住,一边弹吉他,一边一跃而起,蹲下两腿跳起舞来。这些家伙却从来不会对任何事着迷,他们的血是冷的,酒不会冲昏他们的头脑。他们可以在舞蹈课上与德国妞儿跳法国的卡德里尔舞,扮演失恋的痛苦,吟诵季莫费耶夫和库科利尼克11的诗句……他们是外交家、贵族和曼弗雷德12。遗憾的是,哪怕达什科夫大臣13也无法叫这些恰尔德·哈罗尔德14们戒除在戏院,在教堂,在一切地方,向长官立正鞠躬的习惯。
彼得堡人嘲笑莫斯科人的装束,看不惯那种轻便短上衣和鸭舌帽,长头发和平民化的小胡子。莫斯科确实是非官方城市,有些不受约束,不守规矩,但这是优点或是缺点,还不能下定论。千篇一律,缺乏变化,缺乏个性,没有例外和特色,形式上的绝对统一,外表上的彻底整齐——这一切只有在最不合人情的场合,在兵营中,才能获得高度发展。制服和单调统一,是专制政体的癖好。时装式样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在彼得堡那样得到严格遵守,一丝不苟,这证明我们的修养还那么幼稚,我们的衣衫是别人的。欧洲人是穿衣服,我们是化装,因此总担心袖子太宽,领圈太窄。在巴黎,人们只担心穿得不雅致,在伦敦,人们只担心受凉,在意大利,人们爱穿什么就穿什么。如果我们那些衣服千篇一律、钮子扣得紧紧的时髦绅士,排队走过涅瓦大街,英国人见了一定以为是一队警察呢。
我每次都是耐着性子走进部里的。办公厅主任卡·卡·冯·波尔,出生在希乌马岛15,是摩拉维亚兄弟会16成员;这个萎靡不振的好好先生使周围的一切都笼罩在虔诚的宗教气氛中。科长们挟了公文夹跑来跑去,忙忙碌碌,对股长总是不满。股长们成天伏案书写,还是写不完那些公文;他们的前途就是终老在这位置上——最低限度,如无特别幸运的机会,得坐上二十来年。收发室一个公务员干了三十三年,天天登记公函,收发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