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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警告——贵族铨叙局——内务部办公厅——第三厅——岗警事件——杜贝尔特将军——本肯多夫伯爵——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热列布佐娃——第二次流放</h3>
我们在莫斯科虽然过得自由自在，最后仍不得不迁居彼得堡。这是我父亲的要求；内务大臣斯特罗戈诺夫伯爵把我安置在他的办公厅供职，于是我们在1840年夏末到了那里。
不过在1839年12月，我到过彼得堡一次，住了两三个星期。
事情是这样的。自从对我的监视撤销之后，我取得了出入“皇上驻地和首都”（按照康·阿克萨科夫的说法）的权利1，而我的父亲坚信，涅瓦河畔的皇上驻地比古都对我更合适。于是学区总监斯特罗戈诺夫伯爵2写了一封信介绍我去拜见他的胞弟。但这还不是全部情由。弗拉基米尔省长推荐我晋升八等文官，我的父亲希望我的升级尽快实现。3在贵族铨叙局，各省有一定的顺序。按这顺序进行往往像乌龟爬行一般旷日持久，除非提出特别申请。这几乎已成为规矩，它的代价是昂贵的，因为一省的名单可以不按顺序，但不能从名单中单独提出一个官员进行铨叙。因此必须为大家付钱，“否则，其余的官员岂不成了免费超越顺序？”通常官员们是醵资以后推派代表进京办理；这次一切费用却由我父亲一人承担，因此弗拉基米尔的几位九等文官是靠了他，才提早八个月当上八等文官的。
父亲为这事打发我上彼得堡活动的时候，与我告别之后，又再一次叮嘱道：
“看在上帝面上，你千万小心，要提防所有的人，从驿车管理员到我写信介绍你去拜访的那些熟人，一个都不能相信。今天的彼得堡与我们那时候不同啦，在任何场合总有那么一两只苍蝇。这话你务必牢记在心。”
我怀着彼得堡生活的这句座右铭，跨上原始的驿车（这种驿车具有其他驿车已彻底清除的一切缺点）出发了。
我于晚上九时到达彼得堡，当即雇车赶往伊萨基耶夫广场——我希望我对彼得堡的观光从它开始。一切都覆盖在厚厚的白雪下，只有彼得大帝高踞马背，在灰色的座基上从茫茫黑夜中露出阴暗森严的轮廓：
<blockquote>
黑影透过夜雾，
昂起高傲的头，
巍然挺身马上，
挥手指向远方，
这雄伟的巨人，
勒紧马首笼头，
坐骑高举前蹄，
使他更可高瞻远瞩。
（《感怀》）4
</blockquote>
为什么12月14日的战斗正是在这广场上进行，为什么俄国解放的最早呼声正是从这铜像下发出，为什么方阵5会紧靠着彼得一世——这是对他的褒奖……还是惩罚？1825年的12月14日，是1725年1月21日6所中断的事业的继续。尼古拉的炮弹针对叛乱，也同样针对着铜像；可惜霰弹未能摧毁青铜的彼得……
回到旅馆，我发现一位亲戚在等我；与他闲聊了一会儿，我无意间提到了伊萨基耶夫广场和12月14日。
“叔父怎样？”亲戚问我，“您离开时，他身体好吗？”
“多谢，与往常一样；他向您问好……”
亲戚丝毫没有改变脸色，只用目光向我发出责备、劝导和警告的信号；他把眼珠向旁边一斜，我不免转过身去，原来一个火夫在壁炉中架木柴，木柴烧着后，他就自己发挥了风箱的作用；雪从他靴子上融化，淌到地上，形成了一洼浊水。然后他拿起哥萨克长矛似的火钩走出了屋子。
我的亲戚这时才开始责备我，说我不该当着火夫的面谈这种“不堪入耳”的事，而且还用俄语。临走时他小声告诉我：
“顺便说一下，不要忘记，这儿有个理发师，在旅馆兜揽生意，出售乱七八糟的东西，如梳子，发霉的发蜡等等；您对他得多加小心，我看他与警察有联系——他说话颠三倒四的。我在这儿等您时，为了免得他纠缠，向他买了些小玩意儿。”
“为了奖励他？哦，那么洗衣妇大概也参加了宪兵团。”
“不要笑，您比别人更容易遭殃。您刚流放回来，背后有十个保姆在照顾您呢。”
“那样更好，七个保姆已经可以使我无人照顾了。”7
第二天我去找从前替我父亲办事的官员，他是小俄罗斯人，讲俄语带刺耳的重音；不论我讲什么，他毫不搭理，只是露出惊讶的神色，闭上眼睛，有时跟耗子似的举起胖胖的小手……他终于忍不住，看到我拿起帽子要走，把我叫到窗口，四面打量一下，对我说：“我有句话请您别见怪，我与令尊府上，还有您几位故世的伯父，都已相识多年，这才不揣冒昧……我是说，关于您过去的事最好别再多提。您不妨想想，这有什么必要，现在一切都已烟消云散。您刚才不该在我的女厨子面前讲那些话，这个芬兰婆娘，谁知道她是什么货色，我本来就有些怕她呢。”
我琢磨着这个“可爱的城市”，告别了提心吊胆的官员……大雪纷飞，棉絮一般满天飘舞，潮湿阴冷的风沁入肌骨，吹打着帽子和大氅。车夫几乎看不清一步路以外，在雪中眯缝着眼睛，低垂着脑袋，一边吆喝：“小心……心！”我回想起父亲的劝告，回想起亲戚和官员，还想到了乔治·桑的一篇童话：一只麻雀出外旅行，路过立陶宛，看见一只狼冻得半死，就问它，这地方气候这么坏，为什么要住在这里，狼回答道：“<em>自由</em>使我忘记了气候。”
车夫是对的——“小心，小心！”我多么盼望快些离开啊！
这就难怪我初次赴京时间不久。三星期内我便办完事情，赶新年前回到了弗拉基米尔。
我在维亚特卡的经历，对我上贵族铨叙局办事大有用处。我已经知道，这个机构有点像从前伦敦的圣贾尔斯区域8，是公认的藏垢纳污之处，任何检查，任何改革，都无济于事。为了肃清圣贾尔斯地区的罪恶，必须采取非常手段，买下它的房屋，夷为平地。对贵族铨叙局也应照此办理。况且它完全没有必要，不过是培养寄生虫的温床；这是管理升官发财的机关，铨叙定级的办公厅，考据贵族爵位门第的文献研究所，衙门中的衙门。理所当然，滥用职权在那里是<em>司空见惯</em>的！
我父亲的代理人带一个瘦长老头儿来见我。老头儿穿一件制服，每个纽扣都松动了，衣服腌臜；虽然是清早，他已喝过酒。这人是枢密院印刷所的校对，他一边校正排印上的错误，一边却在幕后帮助铨叙部门各级官员制造其他错误。我与他商量了半个小时，讨价还价，像买一匹马或一件家具似的。然而他本人不能作肯定答复，先回枢密院请示，得到同意之后，才向我收取“定金”。
“可是他们讲话算数吗？”
“您老尽管放心，这些人是靠得住的，他们得了好处，决不会不履行义务，这是人格问题。”校对回答，口气显得十分委屈，以致我不得不再增加一些酬金，表示歉意。
我的钱征服了他，他大讲起来：
“贵族铨叙局从前有一个秘书，真了不起，您可能听到过他，此公捞钱毫无顾忌，可从来未曾失事。一天，外省一位官员到局里托他办事，临走时偷偷从帽子下抽出一张灰票子9塞给他。秘书对他道：‘何必这么秘密啊，这又不是情书，偷偷摸摸干啥？一张灰票子，让其他求情的人看到更好，这可以鼓励他们，因为他们看到，我拿了两百卢布，但没有白拿，事情圆满解决了。’于是他把钞票摊开，折叠整齐，放进坎肩口袋。”
校对讲得不错，秘书忠实履行了责任。
我是怀着近乎憎恨的心情离开彼得堡的。然而没有办法，我还是得迁移到这个令人不快的城市中居住。
我任职时间不长，又千方百计逃避工作，因此对这个衙门没多少话好讲。内务部的办公厅与维亚特卡省的办公厅相比，差别不过如干净靴子之与肮脏靴子一样：皮质相同，鞋底相同，只是前者擦得亮晶晶的，后者却沾满污泥。我在这儿没见到酗酒的官员，也没见到为一份证件索取二十戈比的事，但总觉得，在他们衣冠楚楚、温文尔雅的外表下，隐藏着同样卑鄙、阴暗、浅薄、贪婪和怯懦的灵魂，相比之下，我那位维亚特卡的科长10还更像一个人。看到这些新同事，我不禁想起，那位科长有一次在省土地丈量员的宴会上喝得兴致勃勃，拿起吉他弹舞曲，最后终于忍不住，一边弹吉他，一边一跃而起，蹲下两腿跳起舞来。这些家伙却从来不会对任何事着迷，他们的血是冷的，酒不会冲昏他们的头脑。他们可以在舞蹈课上与德国妞儿跳法国的卡德里尔舞，扮演失恋的痛苦，吟诵季莫费耶夫和库科利尼克11的诗句……他们是外交家、贵族和曼弗雷德12。遗憾的是，哪怕达什科夫大臣13也无法叫这些恰尔德·哈罗尔德14们戒除在戏院，在教堂，在一切地方，向长官立正鞠躬的习惯。
彼得堡人嘲笑莫斯科人的装束，看不惯那种轻便短上衣和鸭舌帽，长头发和平民化的小胡子。莫斯科确实是非官方城市，有些不受约束，不守规矩，但这是优点或是缺点，还不能下定论。千篇一律，缺乏变化，缺乏个性，没有例外和特色，形式上的绝对统一，外表上的彻底整齐——这一切只有在最不合人情的场合，在兵营中，才能获得高度发展。制服和单调统一，是专制政体的癖好。时装式样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在彼得堡那样得到严格遵守，一丝不苟，这证明我们的修养还那么幼稚，我们的衣衫是别人的。欧洲人是穿衣服，我们是化装，因此总担心袖子太宽，领圈太窄。在巴黎，人们只担心穿得不雅致，在伦敦，人们只担心受凉，在意大利，人们爱穿什么就穿什么。如果我们那些衣服千篇一律、钮子扣得紧紧的时髦绅士，排队走过涅瓦大街，英国人见了一定以为是一队警察呢。
我每次都是耐着性子走进部里的。办公厅主任卡·卡·冯·波尔，出生在希乌马岛15，是摩拉维亚兄弟会16成员；这个萎靡不振的好好先生使周围的一切都笼罩在虔诚的宗教气氛中。科长们挟了公文夹跑来跑去，忙忙碌碌，对股长总是不满。股长们成天伏案书写，还是写不完那些公文；他们的前途就是终老在这位置上——最低限度，如无特别幸运的机会，得坐上二十来年。收发室一个公务员干了三十三年，天天登记公函，收发文件。
